柏杨全集-第6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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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柏杨先生诚三生有幸,如果也在弘历那个老帝崽驾下为臣,即令我有孙悟空先生那种砍掉一个头,又有一个头长出来的本领,也挡不住名字魔术的法力无边。
所好的是,皇帝老爷以政治权力取胜,政治权力没啦,名字魔术也就失灵。圣人同样的以政治权力取胜,取胜的时间虽然较长,可是任何政治权力,只要它是政治权力,都有消失的一天。以孔丘先生之尊,前已言之,全国姓「丘」的都遭了殃,被强迫缝上一个耳朵,改姓为「邱」。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年代,民族英雄丘逢甲先生,不肯受辱,在担任广东省议会议长时,首先发难,呼籲姓邱的朋友,一律恢复本来面目的「丘」,全国响应。遗憾的是,台湾省那时还在大日本帝国统治之下,丘家继续姓邱如故。希望有一天,台湾的邱家老爷,也奋勇一击。
称呼名字,看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危险重重。盖老傢伙之辈,如果头脑化解不开,就会认为奇耻大辱。我老人家一再告诫小朋友叫我名字的,盖这么一叫,我就觉得年轻五十岁,身轻如燕。有些小朋友为难曰:「不好意思呀,你那么大岁数啦。」其实只要叫出第一句,以后势如破竹,就好意思矣。盖年长的叫年轻的名字,显示亲近,年轻的叫年长的名字,流露亲切。洋大人之国,孩子们还作兴叫继母继父名字的,同样充满爱心。不过为了突破僵局,年长的傢伙最好先行叫阵:「叫我名字好啦。」这就要看胸襟和见识矣。
──对死硬派酱萝蔔傢伙,小朋友还是免开尊口为宜,小心他认为你瞧他不起,也跟弘历先生一样,大喊小跳,兴起杀机。
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八○年代十二愿的几点补充之三
名字是一个人的标帜,前已言之,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只有监狱例外。盖监狱里囚犯的名字都被一笔抹杀,只有号码。柏杨先生在绿岛努力坐牢期间,号码是「二九七」,只要一喊「二九七」,我就知道叫的是我啦。吾友索忍尼辛先生当年在尼古格群岛时,号码是「二六二」,落后的多矣。呜呼,一个人坐牢,如果一直保持名字而没有号码,那就不算真正的坐牢,只能算玩票,没啥可提的。
编号办法,只有监狱才可实行,无法推广到社会,今年(一九八○)全世界人口已到三十二亿,如果用阿拉伯数字命名,每人要写十个位数,而且死了的号码不能再用(用了就同名矣),新生的娃儿又层出不穷,一百年后,恐怕二十个位数都不能打发。所以,用文字作名字,乃正常之规。
──中国人很少用数目字做正式名字的,偶尔出现,立刻名垂史册。普通的张三李四,不过泛称而已。日本同胞则比较茂盛,吾友山本五十六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身拜总司令之职,把美利坚打的叫苦连天,他爹老山本先生五十六岁时才生他,即用以纪念,中国便不兴这个也。
命名是一件重要大事,古之人也,老爹老娘都请德高望重或私塾里的教书匠,代起一个,全都是荣华富贵兼忠孝仁义。今之人也,小两口那么一嘀咕,名字就出来啦,於是产生下列三种现象,对於我们努力嚷嚷的互相称呼盛举,造成绝大的障碍。
一曰:男女不分。洋大人之国,从名字上往往可以判断性别,玛丽总是老奶,约翰准是男子汉。古中国亦然,张兰秀、王春梅,和李得功、赵必胜,男女一目了然。可是现在不行啦,柏杨先生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些名字实在分不清鬍子脸或女娇娃,回起信来,抓耳挠腮,只好乱猜。既然猜矣,就有差错,一位林蓉芝「女士」赫然彪形大汉,来信开骂曰:「老头,你越来尾巴越大啦,竟阉起人来啦。」咦,谁教你以女性名字出现乎哉。更有以男性名字出现的若「建国」、若「健雄」、若「伟智」,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她们是位娘子。最近报上不是刊出一些怪事乎,若台北县永和镇陈老妹,若台北市内湖詹家香,和北投吴妈杉,谁能相信他们跟柏杨先生一样乎哉。
二曰:稀奇古怪。十年前有一则故事,一位美国朋友,被父母命名为莎士比亚,他这一生就麻烦个没完,在学堂念书时,教习们无不对他失惊打怪,毕业后第一次求职,公司老闆一跳而起曰:「你应该躺到坟墓里,来这里干啥?」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姓唐,名太宗,有一次在旅馆登记时,掌柜的怒目曰:「客倌,你吃谁的豆腐?你是唐太宗,俺就是秦始皇。」最后掏出证件,才没有打架。
然而,这只是有点滑稽而已,不伤原气,一旦越过滑稽的界限,就成了严重局面。清王朝一位状元秦先生(名字惜忘之矣),曾有〈拜墓诗〉曰:「自宋以后无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如果有一天,站在你面前的赫然是一位秦桧先生,恐怕很难建立友谊。秦桧的名字当然有点顶尖,但父母应有使儿女们不要在名字上受窘的义务。报上载,高雄县桥头乡一位少女名「春宫」。台北县贡寮乡一位先生名「吓扭」──「吓」如何发音欤耶?当你决心称呼名字时,恐怕张开嘴就再合不住。
还有一种也属特别的,自从欧风东渐,中国人有起西洋人名字的,男曰张彼得,女曰王玛俐,但中国名字一向徘徊於两个单字和一个单字之间,「彼得」「玛俐」,还可应付。吾友「薛司提反」先生,五○年代末期,曾在台北通化街一带传教,现在不知道反到啥地方去啦;他的名字,就实在难以启齿。
──十九世纪的英国,好像颇为流行稀奇古怪的名字,有人叫「一个太多」,有人叫「没有被通缉的」,有人叫「他就是想干那件事的人」。即令二十世纪,美国除了一位「莎士比亚」外,还有人叫「空白、空白」,有人叫「经济恐慌」。更有一位叫「你猜」,当老闆严肃的问他名字时,他回答「你猜」,恐怕非卷铺盖不可。
三曰:不好的谐音谐意。这不是名字的本身有毛病,而是称呼起来有毛病。一位朋友为他的爱女起名「投珠」,偏偏他阁下姓倪,教习在课堂点名,逐成为「一头猪」矣。「仁义」是好名字,但如果姓「吴」,听起来人像「无仁义」,就不太光彩。报上说,嘉义县有一位「李爱娥」女士,和一位「金伟男」先生,叫起来成了「你爱我」「真为难」,闹着要改。做父母的为子女命名时,应多多思量,才是真正的爱。连姓带名,固应注意,但直接伤害互相称呼名字的,还是名字在谐意谐音上,造成的错觉──这错觉能使人哄堂。尝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散文,署名「丝仁」,既雅又美,可是一旦在大厅广众中大吼他「死人」,恐怕四座皆惊。
若干年前,叶庆炳先生曾在台北《联合报》上,提出名字的「五好律」,曰「好辨识」「好兆头」「好听」「好看」「好写」。柏杨先生斗胆再加上一条,那就是,命名的时候,最好用两个字,别用一个字。
单名在四世纪之前,最为盛行。曾有人说,《三国演义》里的人物,都是单名的,若曹操先生、刘备先生、关羽先生、张飞先生,无不如此。因之一口咬定在那个时代,没有双名。其实不过是比较少罢啦,像诸葛亮先生的岳父黄承彦先生,便是双名的也。呜呼,单名最不好称呼,写信时,遇到单名的朋友,真能急出一身臭汗。从前有「别号」作为补救,所以你喊「飞」不便时,喊「翼德」就顺口啦,写「亮先生」别扭时,改写「孔明先生」就正式啦。
问题是,农业社会,人口流动量少,一个人七八九十个名字,还可以消化。工商业社会,记一个名字已经记的头脑都要爆炸,再记七八九十个「别号」之类,就无力招架,非精神崩溃不可。中国《民法》规定,每人只有一个名字的,可是如果取了一个单字的名字,就不得不再多出一个别号。为了救苦救难,柏杨先生遇到单名的朋友,就毫不客气对他来一个霸王硬上弓,在「姓」和「名」之间,硬加上一个「君」字。像《中国时报》老爷骆绅先生,每逢给他写信,我就称之为「君绅」。盖骆夫人娇滴滴叫他一声「绅」,固可销魂蚀骨,柏杨先生耳红脖粗的叫他一声「绅」,恐怕一块钱也借不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把名字整理的清清楚楚,互相称呼大业,才能通行无阻。
联考改变
在十二愿中,这一愿几乎使我再返绿岛,小学生不知道拥护联考,胆敢集体行动,拒绝拉屎的新闻,可是报上登的。想不到三月间刊出后,到了五月,官老爷才忽然大怒──可称之为「迟来的大怒」。谨此磕头如捣蒜,绝不是我出主意教他们不拉屎的。以后小学生就是憋死。我都不说一句,要说就说官老爷爱听的话。
教育部已经宣佈联考要改变啦,这证明连官老爷也承认联考害人不浅。虽然是小变,但小变总比不变好,盖世界最可怕的是乾屎橛,宁为瓦碎,不为玉全。柏老建议的几点,一些读者老爷认为,仍不能解决问题。不过在教育还没有能力根本解决之前,也只好枝枝节节解决矣,我们不能希望只拿动一百公斤的朋友,非拿一千公斤不可。而柏老只是提供几点意见,不是方案,盖我也没有这种能力。不过却有点别的小意见,大学堂有些课目实在不必读啦,若大一中文,若大一英文,若大一中国通史、近代史,若啥,若啥,高级中学堂就应念好,再重眩槐椋翟谕芽阕臃牌ǎ啻艘痪佟
中国为啥不能?
──八○年代十二愿的几点补充之四
联考有它的时代使命,为考试制度解决了四十年的困难。但它也筋疲力尽,理应收山。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联考如果再持续四十年──其实用不了四十年,只要再有十年,考试委员恐怕连题目都无法出,盖课本上能出的题目,全出光啦。除非改写课本,把罗马搬到希腊,或把唐王朝摆到宋王朝之后,否则的话,千余年来科举考试的出题覆辙,准历史重演。那就是,谁能把考生难住,谁才是高手,刁钻古怪兼鸡毛蒜皮,都要端到台面上,遗害之烈,恐怕不下於八股,那就坑死中国人矣。不再託人带东西
天下没有绝对的事(这话不供抬槓之用,贵阁下如果用大刀把柏杨先生的御头从脖子上砍下来,我可绝对的活不了),所以,不再託人带东西,也不能作绝对的解释,而只是不託人带下列的东西:
一曰,太重的东西。除了託带柿饼,理应挨板之外,其他如书籍之类,也实在可怕。盖寥寥几本书,即令航空挂号寄递,又能费几钱银子?如果是成筐成篓的书,那就不是对朋友之道,而是对仇家之道矣。二曰:太大的东西,即令不重,体积太大也照样是对仇家的手段。我有一个朋友上月前往欧洲,他小姨竟託他带两个十斤重的棉被给在伦敦的儿子,他气的几乎当场就要撒野,结果只好採取柏杨先生所传古法,打包投邮。三曰:太贵的东西。像钻戒之类的金银财宝,自己遗失啦,怨天尤人,闹了一阵,只好拉倒。如果是朋友的,赔吧,根本赔不起,不赔吧,可能被认为假掉啦,发生流血悲剧。四曰:危险的东西。涉及政治性的危险,当然不必细表。就是涉及刑事上的危险,同样麻子不叫麻子,而叫坑人。託带海洛英固该万死,託带能引起公共灾祸的东西,也罪不容诛。有一个傢伙是收集火柴盒专家,火柴盒里又都装满火柴,一天他大骂他的朋友拒绝带一箱上飞机闯关,就未免太过於王八蛋也。
现代文明带给我们太多和太方便的交通工具,像邮政电话之类,简直是上帝的傑作,只要用少得可怜的费用,想上山就上山,想下海就下海。亲情友情,不应乱被糟蹋。然而,只要两情相悦,自然另作别论,前天我去法国文化中心,找魏延年先生借钱,只见一个蹲式的马桶,绳捆索绑放在那里,那就是他託朋友带到巴黎去的。他阁下所以如此,并非故意表示威镇天下,而是该朋友经常来往台北巴黎之间,两手空空,乐於战战兢兢,手捧活宝。如果是柏杨先生前往,有人託我带它,恐怕免不了受我心狠手辣的修理。
朋友的意义是互相解决困难,不是互相增加困难,如果互相增加困难,那就不是朋友矣。所以凡事总要跟朋友调换一下位置。好比说,某种等它救命的药品,自己就有权利开口,朋友也有义务接受。但主要的是,无论带啥,双方都应有充份的信任,如果是丢啦,破啦,那就确实是丢啦,破啦。不能霎时间疑云重重,三十年交情,发生动摇。至於託人买东西,那就更需要信任,无论样式也好,质料也好,赛死也好,不称你的心,不如你的意,应该相信朋友已为你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