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3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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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问。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有一千八百年，外患来自北方。北方简直是「野蛮民族」的出产地，消灭一个部落，另一个部落崛起，消灭一个种族，另一个种族崛起。即令野蛮民族把中国征服，成为中国主人，他也同样会遭到另一个在北方崛起的「野蛮民族」攻击。像鲜卑民族建立北魏帝国，北方就有蠕蠕汗国；女真民族建立金帝国，北方就有蒙古帝国；满洲民族建立清帝国，北方就有俄罗斯帝国。赶既赶不走，逃也逃不掉；于是，从耶稣诞生之前六百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兴筑长城抵御。
因此长城始终受到尊敬，只到最近，才忽然间揭起争论，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部以抨击黄河为主的电视节目《河殇》，流弹射中长城，认为长城使中国人保守，养成中国人思想的局限性，只想到躲避，没有想到出击，即令是到大海之上，像郑和下南洋，也摆脱不了那种局限。我不认为长城对国家民族有负面影响，相反的，如果没有长城，中国人的苦难将更大、更长。长城不是中国特有的产物，罗马帝国有、日本帝国也有。一个国家需要城，犹如一个战士需要铠甲，再勇猛的战士，他都需要铠甲，史书记载也有不穿铠甲的，像《三国演义》上的〈许褚裸衣斗马超〉，但那不是常态。唐王朝边防军将领张仁愿沿着河套以北，以现在的内蒙古包头市为中心，兴筑三座受降城，全没有瓮城，也没有防守设备。他说：「盗匪侵犯，部队应全力出击，回头望一下城门的，都要斩首，要防守设备干什么？」然而，不久之后，仍不得不兴筑瓮城。国家的长期防务，跟一场战役不同；一场战役，可以用不断攻击代替防御，国家便不能只出击不防御，如果长期保持出击状态，国家将枯竭而死。长城无罪，有罪的话，是有些使用长城的人。
长城确实壮观，但它的宽度不如西安城；而它闻名于世的巨砖，在中国是独尊的，但比起日本大阪城的巨石，也自顾形惭。大阪城墙所用巨石，要比长城巨砖大五十倍（这当然是我仓卒下的估计）。但长城仍有它独特的雄伟，它像一条巨蛇一样，翻山越岭，紧缠绕着地球，把本属一体的千山万壑，分割南北，北方就是「塞外」「塞北」，我们向北眺望，可以想像到当年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以及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铁蹄战马，在起伏无穷的万山之中，奔驰呐喊。
实地观察长城的结构和它的长度──五千五百公里，我蓦然发现，在那个骑马射箭，甚至明王朝末期，已经有了火药红夷大炮之后，要想攻破长城，根本就不可能，弓箭无所施其技，红夷炮每一炮也不过在巨砖上轰出一个剥痕。检查历史，城的陷落，几乎全由于饥饿和灌水，而长城的防御，中国用全国人力和粮食，支援一个据点，守军永不会饥饿。至于灌水、攻击的一方可以用水灌晋阳、灌寿春、灌开封，但无法灌长城，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水，有水也无法灌。
问题是，长城事实上却有过很多次陷落纪录，即以十七世纪三○、四○年代而论，也就是明王朝末期，二十年间，清军曾经攻破长城，五进五出，把不可能变作可能，一定另有原因，史书上对这原因没有记载，我试探着寻找，也一直找不到，而现在似乎找到了，似乎是，每次长城陷落，我认为都由于边防军内部叛变，或心防先行瓦解，一哄而散。在这两种情形下，长城才会丧失作用，否则，它是一条无懈可击的完美防线。
归途中，我们稍稍改道，参观明王朝的「十三陵」。明王朝是一个使人作呕的王朝，「十三陵」恰恰埋葬了十三个使人作呕的皇帝，其中包括第十四任皇帝朱翊钧，他的坟墓称为「定陵」，因为我们必须赶回北京参加全国台湾同胞联谊的晚宴，所以只能参观定陵，而我对定陵也特别有兴趣，因为它所埋葬的五十八岁的朱翊钧先生，生前有很多举动，使后人啧啧称奇，第一、他在位四十九年之久，实在太长，应验了民间谚语：「好人不长寿，祸害遗千年。」第二、他是历史上有名的龟缩君王，三十年之久躲在皇宫不露面，不主持朝政，全国政治完全停顿。第三、他爱一位比他年纪大四五岁的郑贵妃，爱得入迷，所有搜括的财富都交给她。第四、他阴狠残忍，到他在位二十年时，已在宫中用酷刑处死宫女宦官一千余人。☆
帝王陵墓事实上没有什么可看的，一座大的石棺而已。墓道中虽有他和皇后的石雕宝座，但连个壁画都没有。证诸永泰公主李仙蕙女士墓都有壁画，说明唐王朝还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时代，而明王朝时，酱缸已完全成熟，音乐、图画，全被酱死。
有一件事使人警惕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当陵墓大门初被挖开时，发现墓道中很多铁路用的枕木似的木棍，乱七八糟的散满一地，把帝王陵墓的尊严，破坏无遗；研究结果，原来枕木是运棺材时作滑动用的，等到棺材放好，本应收拾干净，但是工匠们却恐怕被封到里面，而且，反正以后也不会有人进来检查，追究责任，于是争先恐后，夺门而出，以致枕木仍维持当初原样。
「不肖子」才是好儿子
中国人要像工业国家的电子产品一样，下一代永远比上一代好！
就在爬完长城的次日（十月二十七日），我和我最盼望见面的作家严秀先生、牧惠先生把握（另一位弘征先生，远在湖南长沙，我离开北京前夕，他从长沙赶来，匆匆一叙）。远在一九八六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丑陋的中国人》（长沙版），三位先生共同撰写〈编后记〉，惹起轩然大波，铁帽横飞。大陆一位名作家梁超然先生，直斥柏杨的书是「一帖毒剂」，他在〈鲁迅、柏杨异同论〉一文中，指出「柏杨是鲁迅的敌对面」。另两位华夏志、王凤海的文章，揭发：「柏杨先生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把少数人的丑陋，硬栽在全中国十亿人民头上，是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诬蔑。」并且用黑体字排出他们的指控：「柏杨感谢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他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柏杨恶狠狠的散播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帝国主义及其奴才理论。中国革命人民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理论的，世界人民也不会欢迎这种理论。」更有一位李宗凌先生，在〈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几点看法〉文中，抨击我对「文革」的指摘是危言耸听，他轻松的说：「文化大革命就像美国二次大战刚结束，出现的禁锢进步思想，监禁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一样……既不能同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对中国人民进行的野蛮屠杀相比，更不能同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希特勒对人类进行的杀戮相比。」
从这几位代表性人物的气势，可以看出他们的愤怒，除了我的观点使他们愤怒以外，华夏志、王凤海二位先生最不能忍受的，是严秀、牧惠、弘征，竟白纸写黑字的认为：「柏杨先生的思想比鲁迅更进步、更伟大，早已超过鲁迅。」
我自少年时代，便尊敬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一九三○年代到八○年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令不是唯一，也是之一。但我认为他的杂文有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那个特定时空以外的人，很难进入情况。我佩服他对恶势力的缠斗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横眉怒对千夫指，俯首甘作孺子牛」的赤子精神。就是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上，我也没有掩饰这份尊敬之情。
我知道鲁迅先生在大陆尊贵无比，但我还是到了上海之后，一路下来，才逐渐发现，鲁迅在大陆已代替了孔丘在专制封建社会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着作像孔丘先生的《论语》一样，不断被人引述，作为行动及论证的根据，我失望的感觉到他已被政治污染，由一个伟大作家，变成一个被当权大爷利用的神只，对他不可以有一点质疑。柏杨跟鲁迅相等，已是大逆不道，而竟然比鲁迅先生更好，简直是现行反革命之罪。上面所摘录的一些零星抨击，是我到大陆后才看到的，我习惯于被抨击，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倒是奇怪鲁迅先生被神化四十年之久的那种畸形反应。
鲁迅是毛泽东先生大力推崇下达到巅峰的，某一方面说，是鲁迅的荣耀，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作家达到他的境界；但在另一角度看，也是作家的悲哀。古时候，连神仙都要帝王金口玉言封上一封，现代，作家必须政治人物肯定，才能定位，鲁迅跟毛泽东一齐被造成神，毛泽东惹出大祸后，权威消失，但鲁迅权威依然如故。
上海作家协会座谈会时，一位作家称赞我跟鲁迅一样，但在有人忽然咳嗽了一声之后，他急忙补充一句话：「当然，柏杨不能跟鲁迅相比。」我感觉到有点异样，但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后来西安一次座谈会，一位作家朋友也直率的说：「当然，柏杨不如鲁迅。」我才发现政治已把鲁迅推到一个他不愿被推上的位置：那就是君临天下！
封建社会愚昧的造神运动，无论成果如何辉煌，当大门洞开，人民睁开眼睛之后，一定会激起强烈的拒抗。我好几次听见年轻人对鲁迅价值重估的声音。第一、他们认为鲁迅胸襟褊狭，在很多地方（像有人批评他翻译的《死魂灵》），他死不认错。第二、他用字造句，艰涩灰暗，有时甚至并不通顺。
这一类的议论，从另一个角度评估鲁迅，在大陆是石破天惊的。但我认为，它明显的目的是，企图帮助鲁迅先生洗清政治污染，恢复一个作家的自然面目，意义至为深长。在西安一次谈话中，我告诉听众朋友，柏杨当然比鲁迅好，各位当然比柏杨好，你们的下一代也当然比你们好。武侠小说是很好的消遣读物，但我不喜爱武侠小说中传统的意识形态：祖师爷顶尖，以后一代不如一代：秘笈越古越妙不可言！这种意识形态是倒退的，中国人应该头脑清晰的了解，我们要像工业国家的电子产品一样，第二代比第一代好，第三代比第二代好。优秀的子孙必须是「不肖子」，「不肖子」才是好儿子，才是国家的希望。如果所有人的儿子是「肖子」，再过五千年，中国还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对严秀、牧惠、弘征三位先生把我跟鲁迅相提并论，惹来围剿，深致歉意；如果毛泽东在位时代，三位早已家破人亡，想到这里，更觉亏欠三位良多。
签订第一份合约
尊重智慧财产，恢复独立创作自由，建立版税制度，是台湾对大陆的贡献！
我虽然谢绝了上海作家协会的接待，但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先生仍然邀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巴金，在上海住院，我曾经要求晋见这位前辈，但茹志鹃女士告诉我：「巴金先生有病，不见客人！」我本来想提醒她：见与不见，应该由巴金本人决定，不应该由第三者决定，但中国人似乎习惯于「为了他好」──替别人当家作主：如果我坚持的话，回答是可以预料的。
所以对冯牧先生的邀宴，十分高兴。
截至一九八八年年底为止，根据我们已知的资料，大陆没有资本主义世界所了解的民间团体，号称民间团体的中国作家协会，事实上是人民政府所属各部会中的一个部会。台湾一度流行「笔部队」，不过一句响亮的口号而已，大陵才真正有「笔部队」。中国作家协会就是中国作家管理局，主席就是中国作家总管，一个写作的人，经管理局批准后，就可参加笔部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就是成为人民政府正式官员，领取薪俸。共产党或政府，当然有权教他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但作家们仍可利用多余的时间，从事创作，这些创作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时，以及将来出版成书时，可以分别得到稿费，但以后，那本书就跟自己一刀两断。交游广阔的朋友，书销得再多，不但没有增加收入，反而要再花钱购买送朋友。酱缸文化是不尊重智慧财产的，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看起来，高级知识份子不如一个扫街工人，所以版税制度无法建立，加上中国人又死爱面子，爱面子就是：越不顾死活的牺牲别人，就觉得自己越有尊严的奇怪逻辑。「我的朋友是作家，我如果买他的书，岂不是脸上无光！假如他不送给我，就不够意思。」这种观念，送书遂成为作家的沉重负担。
大陆作家无法了解台湾作家不隶属一个单位，怎么能够活下去；台湾作家也无法了解大陆作家隶属一个单位，怎么还能自由创作。在大陆社会没有突破性进展之前，大陆作家还不敢拒绝接受薪俸，我建议他们自己印书，问题是你如果不隶属一个单位，你连纸都买不到，连印刷厂都找不到（要切记，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