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1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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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发生意外。
保罗说他要去买本杂志，这是一件最平常的事，华苓看着他虎背熊腰、伟壮的身躯背影，在视线中大踏脚步消失，她没有什么预感，即令十五分钟后，航空站广播催促登机时，她也没有任何预感，她只匆匆的去书报摊寻找，又到隔壁一家酒吧寻找，她认为他已回候机室了，可是没有，再赶到酒吧，就在酒吧一间小房间里，有人正在为保罗做人工呼吸，急忙送往医院，已经与世长辞。
华苓的哽咽使我和香华伤感。我越来越怕听到朋友死亡。几乎每一个朋友的死亡都使我悲不自胜，感觉到人生像一声叹息。但我更关心的是自己如何死亡。台湾有位一度烜赫的老人，在癌症酷刑下，跪在地上哭求他的儿女打开窗子让他跳下去，反对安乐死的冷血份子应受到谴责，他把自己的所谓正义建立在别人无比的痛苦上。每次想到此事，我都泪流满面。而保罗是如此的走得安静，可以猜测到，他顺步溜到酒吧间喝一盅。他在他最喜欢做的事中，毫无痛苦的一去不返。仍活着的人固然伤感，但我为他喜悦。人，既不能选择如何生，又不能选择如何死，如果能选择，保罗之死就是仙境。
华苓在电话中说，薇薇夫妇正要出门接飞机时，电话铃响了，在电话中悲哀的母亲，告诉她恶耗。现在，蓝蓝、薇薇，和她们的夫婿儿女，已齐集在母亲身畔，我们只有祝福。
香华常告诉我说，她从没有见过一个外国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一个中国字都不认识，而只因为娶了一个中国妻子，就对中国如此的热爱，并延伸到对全体中国人的热爱。每当他把中国人想得那么美好──聪明、智慧、宽厚、勤奋吃苦而从不抱怨、热情、好客时，香华和我都忧心如捣，唯恐怕他看到使他失望的一面。庆幸的是，他始终是那么包容。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应观察老境，华苓告诉我：「你是一个幸运的男人，上帝待你不薄。」我同样告诉她：「你是一个幸运的女子，上帝待你不薄。」她也承认，并且无意掩饰她的喜悦说：「保罗是美国最后一个好人！」中国移民在西方，始终是边缘人，很难进入中上层社会，而华苓是少数中的少数，在他们夫妇爱情的结合中，华苓事实上是一个亲和力很大的台柱，使保罗的民主党高阶层朋友，包括前任总统卡特先生在内，都接纳华苓，而两个女儿的孝行，当保罗有病时，她们在旁衣不解带的伺候，在美国是一件大事，保罗这位日耳曼裔的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印象，更为深刻。
然而，保罗完全不懂中国人的势利取向和窝里斗的严重性，以致他热爱中国人的结果往往使他啼笑皆非。大陆在一段长时间里，视华苓夫妇为上宾，可是有一天华苓在一本书中把台湾称为ＲＯＣ，特立专章时，大陆立刻翻脸，尤其正逢她们夫妇先后退休，已没有力量提供别人出国的机会，更雪上加霜，她们一九八七年大陆之旅，保罗就不了解他热爱的中国为什么变得如此冷漠！
而在台湾，跟美国断交之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因是国务院的机构，奉到的指令是改邀大陆作家，台湾遂被淘汰。保罗为了维持台湾的两个名额，费尽心机向工商界募款，可是台湾的回报却更为有趣，文化特务抨击他们不该邀反动作家，并坚称保罗家里悬挂毛泽东先生的照片；爱荷华的若干中华人，甚至在报上刊登启事攻击，他们只要走几步路就可到保罗家看个清楚，但他们畏惧自己的眼睛，宁可相信别人的嘴巴。而在台湾，国大代表钟鼎文先生在报上把爱荷华的经费来源的国务院，诬指为花花公子杂志，指控保罗夫妇对中国文化是包藏祸心。在此稍早，保罗夫妇来台北时，电视台已经录影访问，临时却不准播出，接着稍后，则不准他们入境。一九八六年，我曾为了他们的回国，分别会晤过几位高层人士，包括当时的教育部长李焕先生和当时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在内，都认为保罗夫妇应受欢迎，但仍拖延了半年之久，最后还是《中国时报》发行人余纪忠先生出面，但也经过不少的不愉快的过程，保罗夫妇才能有前年的访台之行。
保罗无法了解中国人的复杂面。三○年代抗战时，美国众议员周以德先生全力支持中国，被他的同僚称之为「来自中国的议员」。当时，报上曾说：如果他支持的是日本、英国、罗马尼亚，他的书房会堆满该国人民的感谢函件，只中国没有反应。事实上，也有中国人写信给他，不过却是责备他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土地改革、既民主又自由的共产党。保罗假如知道这段往事，他一定对他的这一点点遭遇，哑然失笑。
我无法形容保罗对华苓的爱，因它无所不在，当华苓知道我和香华相处的情形时，她总是大叫：「对对对，保罗也是那样。」在爱荷华，华苓家是中国作家的聚会中心，有时能谈到半夜。从前，我一直是一个烟枪，一天至少四包，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在吞吐，而大陆作家谌容女士和徐迟先生，烟瘾同样很重，吸烟朋友都知道，身上突然间没有了烟，是如何痛苦。有一天，我们谈到午夜一点，兴犹未尽，可是，烟已吸完，没有烟等于没有氧气，霎时间，大家都坐立不安，起身告辞，这对难得一聚的好主人华苓是件扫兴的事。稍后某天晚上，保罗告诉我，他特地买了一条烟放在客厅，保证我们吸到天亮都吸不完。我抚摸着那条烟，忍不住告诉他，这就是爱！保罗从不吸烟，又不懂中国话，但他为了中国妻子，却长期坐在烟雾之中，听中国作家用一种奇怪的语言说个没完，这要有多大的忍耐。保罗而今远去了，我怀疑他的心脏病是不是和中国作家太多的烟有关。不过，保罗的肥肿是一个信号，中国有句俗话：「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似乎有点道理。
保罗永去，但我耳际仍响起他常说的唯一一句中文：「吃饭吧！」和叫过「吃饭吧」后响亮而得意他也会讲中文的爽朗笑声，这笑声使香华和我，永远怀念这位老友！
──一九九一？四？一○？台北《中国时报》
淡边村见四妹！
──十年前，「穿山甲人」张四妹从吉隆坡飞到台北治疗……今年六月，柏杨再度与她见面……
一个「穿山甲人」的故事，使马来西亚的中华人和台湾的中华人，切身感受血浓于水的无涯亲情，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认同、骨肉连心。十年前，当「穿山甲人」在《中国时报》和长庚医院负担全部费用情况下，从吉隆坡飞到台北医治，使那一年成为台湾新闻界的「张四妹年」。张四妹，正是「穿山甲人」的本名。她身患奇病，家境穷苦，来台湾后，她受到有生以来第一次彻底的检查治疗，和有生以来第一次最多陌生人的关爱，大海般的血缘热情，使她觉得她像公主一样的幸福快乐。一些好心肠人士，和追随在侧的一些新交的朋友，他们最初震惊于她的丑陋，继而震惊于她的善良，终于产生深厚的感情。那时候，台北大众几乎异口同声的向她提出邀请，说：「四妹，你一定要再来啊！」有的甚至明确的要求，说：「四妹，明年国庆日你一定要回来参加啊！」好像只要四妹愿意，大家就可以在台北旧地重逢。我总是避免说这样的话，并且尽可能的劝阻别人说这些话。大人们常常毫不经心的顺口答应孩子明天或后天看电影，他不知道孩子们天真的每一分钟都在盼望，一旦时间来到，大人不能兑现时，徒使孩子失落沮丧。我知道四妹再来台湾是不可能的，而台湾朋友去马来西亚看她更为幻梦，因为我们之间隔着的是看得见的汪洋大海，和看不见的汪洋大海。那年（一九八二）秋深，治疗告一阶段，她离开了她祖籍的国度，回到她父籍的国度。在意料中，世人逐渐的把她遗忘，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进入竞争剧烈的工商业时代，仍记得这位受苦受难姐妹的人，越来越少，但凡是记得她的人，一提起来，仍是心情沉重。
十年后，整整十年后，今年（一九九一）六月，我应邀前往马来西亚讲演，我不敢说我答应前去是为了要看四妹，但我立刻向主持人唐彭女士要求给我一个和四妹会面的时间──不是要四妹来吉隆坡看我，而是我去淡边看她；我去看她，要比她辗转搭车看我方便多了。我想，在她家里，才可以静静的谈话。唐彭女士满口答应，但她无法躲开媒体，因为她用来和通信的传真号码，正是《星洲日报》。所以在我到达马来西亚之前，报纸已刊出不少四妹近况的报导，我一下飞机，这些报导就堆到面前，赫然看到四妹的照片，仍是十年前的四妹，光秃的头，和圆睁的眼睛，那分明是未接受治疗前的四妹，我没有预设四妹病情稍癒后的形象，但现在的她，使我感到酸楚。
我是从马六甲回吉隆坡的中途，前往淡边村的，在一条漫长的街道尽头，丁字形小巷底部，一排平房中间，我看到四妹，她已戴上假发、假牙，脸上堆着笑容，她迎上来，那一双鲜红的眼眶，像刚被割下四周眼肉似的，赤血好像仍往外流，我悲怆的抓住她伸出的双手，双手仍然粗糙得像包着一层砂纸，我抱着她，握着她的双臂，我接触不到肌肉，只握到两根细骨。
「你瘦了！」
这是我的第一句话，显然的她的健康不佳，但四妹坚持她不瘦，我让她闭一下眼帘，她应声把眼帘闭上，我建议她应戴墨镜──马来西亚的太阳比台湾的太阳又有不同，那是一个直射地带，可是她说戴墨镜就什么都看不见，这说明她视力严重退化，在盘问下，她承认已很久不写信，也很久没有阅读书报，大多数时间只能收听广播。
四妹生命中最沉重的打击，发生在今年（一九九一）四月，娘亲逝世，在她老人家最后的日子里，只剩下她那最被家人嫌弃的小女儿──四妹，陪伴她住院，和从医院回来后陪伴她躺在后院山坡上，默数着生命的流失。安葬过娘亲后，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四妹就只剩下孤苦一人，虽然她还有兄嫂，但那代替不了娘亲，四妹要自己做饭、要自己去果园，只靠着一对「血肉模糊」而视力渐失的眼睛，哭母的哀恸使视力退化更为迅速，她没有收入，我忽然感到战栗。
在记者、邻居、朋友们紧迫注视下，以及闪光灯不断闪亮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我只好请四妹把我带到她的卧房「说悄悄话」，好容易静下来后，我脑筋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但四妹的笑容代表一切，她什么都不需要，她说她得到的已经过多，她每月去吉隆坡接受一次陈胜尧医生的义诊，药品由陈医师「半价」供应，她确实十分满足，她穿的和吃的都很简单，我坚持要她看眼科，她说陈医生介绍过眼科，问她医生诊断的结果，她说医生没有说要用什么药。我再一次的问她需要什么，她再一次回答什么都不需要！是的，她说：「这世界对我太好！」她几乎记得十年前台北每一个照顾过她的「恩人」，在这个单纯的女孩内心，十年来都在用来回忆这些人的面貌。但我打破这个温馨的话题，单刀直入的问：
「四妹，对不起，你还有多少钱？」
这个鲁莽的问话，十年来一直在我脑里酝酿，而凡是关心四妹的朋友，也都集中在这个焦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贫苦的农家女孩，突然间拥有远在台湾的血缘兄弟姐妹为她募集的巨款，在物价低廉的马来西亚，马币一元折合台币十元的贬值情形下（过去，马币一元折合台币十七元），足以使她过一个长期安定的生活。
「好啦。」她笑得开朗「反正还有很多，你放心啦。」
「很多是多少？几百？几千？几万？」
「我一时算不清啦，你放心啦。」
我当然不放心。
「你要告诉我还有多少？」我说，「就在今明天晚上。」
她知道我的住处，她点点头，憨笑着，我惭愧我直盯着她的钱不放，而她却从不为钱担忧，她自认她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女孩，她感谢冥冥中的主、感谢朋友、感谢世界！我几乎没有什么话安慰她，因为不久我就发现被安慰的反而是我！我的眼疾，我的膝盖，事事她都担心，我坐在她那简陋而挂着蚊帐的床板上，想到我受的一点委屈苦难，比起四妹，我又算什么！
上苍，你为什么这样对她，这太不公平！
匆匆告辞，真的是匆匆告辞，当同行的朋友邀四妹到镇上共进午餐时，四妹推辞不去，我也不勉强她去，那吵闹的乡下饭馆，徒使她成为众矢之的。我此行已打乱了她的心境，让她迅速的恢复平静吧，忘掉像我这些给她制造吵闹杂音的访客吧！我握住她那长满鳞片的双手，和枯竹般的双臂，再度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