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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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遍，也等于重温旧梦。这种一张一张往上贴邮票之法，邮局最为反对，有一次我把大叠贺年片抱到邮局，柜台小姐伸其玉头一瞧，柳眉皱成一团，埋怨曰：「你为啥不寄大宗邮件呀？」我曰：「我不知道还有大宗邮件。」她明察秋毫曰：「你这个老头，去年也是不知道，前年也是不知道。」我只好装傻而笑，她把那一叠贺年片往里一拉，哗啦一声，散了一地，悻悻曰：「都像你这么贴邮票，我们盖邮戳，手都要盖断啦。」我曰：「大宗邮件也得盖邮戳呀。」她曰：「那是拿到总局用机器盖的，用不着我们一个一个往上敲。明年再寄时，记住寄大宗邮件，听见了没有呀。」我曰：「对不起，对不起，明年一定遵办，不遵办你就罚我请你看电影。」不过明年我还是要一张一张往上贴的，届时如果该小姐仍在柜台之上，我就转移阵地到别的邮局去寄，台北共有三十一个支局，一年去一个，至快也在三十一年之后才能再碰她的钉子。但有一点务必请邮局老爷放心，我贴的邮票，无一不合规格，直式的一定贴到左上角，横式的一定贴到右上角，如果用机器盖戳的话，包管如意，这是我的伟大细心之处，不可不知也。
原则
柏杨先生主动寄贺年片，并不是有啥不轨的打算，好比第一天寄贺年片，第二天就去借钱；或是教你阁下对我有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以便明年选举时投我一票。盖我也有我的原则在焉。其一、我感谢的人我寄之；其二、我怀念的人我寄之；其三、我敬仰的人我寄之；其四、我觉得需要我鼓励安慰的人我寄之。只要是这四种人，长辈也好，晚辈也好；贵为大官大商也好，楣为监狱里的囚犯也好。都一一亲笔恭写，亲自寄发。
我的贺年片是表示我的感激、怀念、敬佩、鼓励和安慰。呜呼，生活过得很好，万事如意的朋友，不会觉得柏杨先生之片有啥特别，而且说不定还以为拍他的马屁哩。倒楣的朋友才会知道二十年不变的友情是多么可贵。一个人的朋友数量，往往随时变化，阔的时候门庭若市，垮的时候连狗都不上门，如果新年能获得一张贺年片，应是多么的温暖乎。吾友杨自汉先生，不知道为了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澎湖监狱，一个人一旦关进监狱，便等于掉到枯井里，亲戚也没啦，知己也没啦，对这种倒楣份子，一纸友情比他自由时一吨钞票还重要也。
一年一度的贺年片，另外还有一种意义，那就是让朋友晓得你还活着，假如搬了家的话，让朋友们也顺便知道你的新址或新的通讯处，而且还有一种副作用，那就是让朋友知道你太太姓啥叫啥。接到贺年片的朋友往往瞪其双眼，作下列各叹，曰：「咦，他原来搬到台北县永和镇，而且还是二楼，发大水再不怕啦。」「他的太太叫柳刘莺，啊呀，这是我十年前的女朋友呀，原来甩了我嫁了他，好小子，你真有一手。」「盛哉盛哉，他家还装了电话，马上打一个去，叫他请喝两盅。」「这家伙还记得我，难得难得，倒底是老朋友好。」如果贺年片再写上或印上几句报告近况的话，就更为亲切矣。
如今经过大灾难之后，有力人士努力发起不寄贺年片运动，大概大家吃的苦头太多，也就纷纷响应。官崽办事，永远矫枉过正。成了灾难，固然是「过之」，一毛不拔，连来者都不理，昂然独尊，六亲断绝，似乎也有点「过之」。反正柏杨先生有自己的老主意，不过我声明的是，凡接到我贺年片的先生老爷，不必一定要来一个反击──非回寄一份不可，那就官式化啦，只要肯接受我这份情意就够啦。
伟大过度
拜读方以直先生在台北《征信新闻报》上写的〈我要写作〉，我本来十分佩服他阁下的，但对这篇大作，却不禁笑掉大牙。他说他没有写作天才，又感到「方块材料难找」，看样子十分苦恼。呜呼，柏杨先生自从当了「专栏作家」（说穿啦不过「写稿子的」），迄今五载，天天猛写，却从没有一天感觉材料难找的。而尤其妙的是，柏杨先生别的没有，只写作天才，确如山洪暴发。李白先生那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工夫，比我还差一段劲，在我看来，不过小儿科而已。一定有些脑筋不清的读者老爷，以为我又犯了老毛病，满口唾沫，乱吹其牛啦，这算啥话，我不吹牛已经够惊人的矣，还敢吹之乎。
读者先生如果想知道柏杨先生何以如此伟大，我一说你就会恍然大悟。而且你最好在恍然大悟之前，先行拜读拜读敝大作《鬼话连篇集》，便可开窍，盖我这一切光荣的成就，以及我绝顶的聪明才智，「乃属天授，非人力也」。据正史上说，柏杨先生三十六世祖柏拉图先生在雅典降生时，爱琴海的水都沸腾了七七四十九天，在那段期间，龙王爷连搬了七次家。吾祖柏拉图先生生下来就口吐真言，曰：「柏氏后代，必有兴于中国者。」三岁写《理想国》，八岁拜亚里斯多德先生为师，九岁曾作诗一首，诗曰：「东南西北风，应乎在红中，杨梅开天花，西窗又倚梦。」好啦，你该明白我的来历不凡了吧。
然而主要的还是我自己，二十七世皇考柏之瑜先生移居中国后，于一八九三年，生柏杨先生于四川灌县，载诞之辰，灌县不有座二郎庙乎？该二郎庙忽然塌啦，盖我的伟大气味太重，把它熏塌啦。不特此也，正史上又说，当时还满屋蓝光，有一道白颜色的圆柱，从南天门直通产房，其中隐隐约约有声音曰：「柏杨先生当大贵。」这是正史，而野史上另有一说，说的是该声音从地下发出，语不可辨，仔细听之，原来奏的贝多芬先生的田园交响乐。嗟夫，如果当时奏的是皇帝圆舞曲，我今天就更不得了矣。
然而，仍不特此也，蓝光里还有十三条青龙，二十六条黄龙，五十二条其他乱七八糟的龙，飞腾跳跃，唧唧喳喳。其中四条还一声呼啸，钻到房子里，化成四条床腿。一直到今天，柏府上还有这张床，四龙的口鼻宛然，用手敲之，还会发出「万岁」之声。你阁下如果三生有幸，来柏府串门，我一定请你敲之试试，包管大吃一惊。
昨天介绍的是柏杨先生的异样，其实柏杨先生的异样非常茂盛，限于篇幅，只能随便拣若干荦荦大者。如果一桩桩一件件，大小不漏，都介绍出来，恐怕至少要写一本书。好比说，我呱呱坠地时，红光满室（昨天说的是啥光呀？已忘之矣，反正我用的乃正史笔法，这光那光，无关紧要，你只要因此而被酱住，对我肃然起敬就行啦），红光不但满室，还穿出窗户，满街都像是着了大火，消防车呜呜来救，走近一瞧，原来不是着了大火，而是生了一个「鳖祖鱼皇帝」。
柏杨先生生而能言，不但会说中国话，还会说英文。弥月之日，皇考在灌县西街东元楼大张筵席，宾客纷纷驾到，有一个退休了的户部侍郎前来向我瞻仰，他把胡子嘴往前一伸，我就哈罗曰：「狗打猫儿拧！」乳母当时吓了一跳，双手一松，把我掉到地上。据正史说，我所以没有当上大人物，而只能以爬格子为业，完全和那一跌有关。该一跌把紫微星跌跑啦，来了一个文曲星代替，于是焉我就文思泉涌。
异样还多的是，不及备载。至于柏杨先生的异禀，也非同小可，除了生而能言外，屁股上还有黑子。大腿弯之处，更有一个肉印，上有篆文曰「王」，此王的意义不一定指政治上的王，在专栏作家中称王，也解释得通。我在私塾上学的时候，有一天，读着读着，趴在桌上睡起午觉，教习大怒，举起烟袋锅照我尊头上就是一记，这一记下去，紫云从他敲的地方袅袅上起，有一苍老声音喝之曰：「鼠辈安敢无理。」柏杨先生后来云游四方，经常有六丁六甲，谒者功曹，四路财神，八方土地，为我保驾。如果没有这些神仙保驾，我今天怎能如此了不起哉。
尤其妙的是，不要瞧柏杨先生又老又脏，望之不似人君。殊不知怪就怪在这里，即之也温，试之也深，学问大得很哩。而我的学问不是来自学习，我根本不用学习，只要往椅子上一坐，提起尊笔，学问就会往外直冒。翻来覆去一句话，「乃属天授，非人力也」，不要说写写杂文，就是一旦改行去当科学家，用不了三天就能发明出来七、八种原子弹。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说我信口开河，大概读正史太多，读得入了魔道。入魔倒是没有入魔，而是我感到人心不古，专栏作家一天比一天增多，对我的饭碗实在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如果不早日弄点玄虚乱唬，使他们知难而退，饭碗终有一天会被挤破。一旦大家发现当专栏作家竟不这么简单，自己生时既没有乱七八糟发光；生了之后，屁股上也没有雀斑，自然不敢非份妄想。甚至方以直先生看了这篇大作，神经紧张之余，也仓皇撤退。呜呼，全中国专栏作家如果只剩下柏杨先生一个人，你瞧我舒服吧。
平均分配
东京世界运动会已闭幕了好几个月矣，而余波一直荡漾，真乃「剪不断，理还乱，是瞎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最大的一个波浪是台北《征信新闻报》记者钱爱其先生一篇专栏。其次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刘南先生一篇检讨，再其次是那位美国女人杨传广太太发表在台北《中国邮报》上的一封信，再其次是「太子洗马」魏振武先生在美国愤怒的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而最后的一炮是，就在上个星期吧，记者老爷巴巴的越洋报导，说杨传广先生又发豪语说，他还要参加下届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运动会，为国争光哩。
谈起来世界运动会，便不得不大牙发酸，我们前几天刚刚发现外交人才是内政人才的延长，其实何止外交人才是内政人才的延长？体育人才也是内政人才的延长，这里用「内政」两个字似乎不太妥当，如果改成「政治」，说成「体育人才是政治人才的延长」，便差不多矣。政治人才都像今天这种模样，体育人才怎能旱地拔，单独的绿油油充满生机哉？一个国家的总力量是平均分配的。清王朝末年，老小官崽采取的是「洋枪洋炮铁甲船」政策，认为中国没有一样不好，只不过洋枪洋炮铁甲船差劲罢啦，只要有了洋枪洋炮铁甲船，就能把洋大人打得皮破血流。结果洋枪洋炮装备起来，铁甲船也云集港口，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战之前，中国海军吨数占世界海军第四位，日本不过一个小鬼，给中国提鞋都不配。但是军事人才也是政治人才的延长，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去中国军舰上参观，只见水兵们洗的臭袜子竟晒在炮管上，而他阁下伸手往炮口里一摸，竟摸出一把灰；他就知道，这种海军，在世界上占第一位都没有用。
国家和人体一样，不可能有一只脚特别奇妙，能把墙头踢个窟窿；也不可能有一只耳朵特别敏锐，连月球上嫦娥小姐嗲声嗲气都听得见；自然也不可能身上已经长疮出脓啦，双手却连汽车都举起来；盖四肢五官也者，仍是一体，不能分割发展也。世界上拿金牌最多的国家，其科学也最发达，教育也最普及，军力也最强大，文学也最优美，音乐也最有造诣。一个强壮的人，手指脚趾以及屁股上的细胞都是强壮的，一个发八十度高烧的老头，手固然不能抬，脚趾头总可以动动了吧，谁知道连脚趾头也不能动。
中华民国到了今天，大玩艺若原子，若钢铁，若医药，当然不必多提，就是写篇小说，唱唱歌，跳跳高，赛赛跑，打打球，掷掷铁饼标枪，完全是一两个人的事，应该没啥了吧，再也想不到连一个人可以做的事，也有问题，也样样不如人。两场世界运动会下来，丢人砸锅，一言难尽。
洋枪洋炮铁甲船救不了国，于是畸形人又发明科学可以救国，这跟当初发明洋枪洋炮铁甲船可以救国一样，谁都不能否认，现在如果有人认为科学不重要，他不是义和团就是神经病。问题是，国家是一个总体，如果文学、音乐、电影、绘画、政治、经济、心理状态等等，都落伍十万八千里，科学怎能单独发达起来乎？即令发达起来，也跟当初洋枪洋炮铁甲船发达起来一样，表面上花枝招展，好不漂亮，只可惜屁股底下没有根也。不要说一阵风能吹个筋斗，就是洋大人一咳嗽都能把它震成碎片。新竹不是有个原子炉乎？原子炉是干啥的，柏杨先生弄不清楚，反正伟大得不得了就是矣，不过不要说只新竹有原子炉，纵是每个县市都有原子炉，科学也单独开不了花，结不了果。即令稍有规模，它也救不了国，一定把救国的担子压到它身上，也只有把它压成肉酱。
这些年来，二抓牌于二抓之余，心理似乎有点变态，觉得洋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