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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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梗⒈某觯浪囱簦僖叮勇成健⑾宄牵囟鸷В罹尾坏萌攵埂O茏诰鲆馓只次鳎拢灾椅浣诙雀笔估罟庋瘴诙仁埂R匝乡肺辍⒐狻⒉陶懈梗街畹辣治庠茫诔J讨∈麓尢毒嗥渚S至缜糠辏815)春正月,加韩弘守司徒。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方倚其形势以制吴元济。命宣武等十六道讨吴元济。光颜又奏破淮西兵于南顿。
淮西战事连着山东、河北割据势力的存亡,吴元济纵兵抗衡,王承宗、李师道暗中配合,给予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淮西之役,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于是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免吴元济。宪宗不答应,李师道遣大将率二千人趋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在军事上制肘官军。李师道又派刺客数十人,发盗数十人攻河阳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于是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不许罢兵。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宪宗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裴度还朝,分析了淮西必胜的形势,并推荐李光颜为将。不久,李光颜败淮西兵于时曲(陈州殷水县西南),淮西兵大溃。李师道又派出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和裴度。结果,武元衡被刺死,裴度头受伤坠沟中,因毡帽厚,得不死。京城因此大骇。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早朝,宪宗在御殿久等,班犹未齐。诏中外所在搜捕,于是京城大索。朝臣有的请求罢裴度的官,表示退让,以安恒、郓之心,宪宗愤怒地说:“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①裴度伤好以后,宪宗召裴度入宫对话,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裴度向宪宗进策:“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②宪宗与裴度在削藩见解上完全一致。
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讨淮西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多劝宪宗罢兵,宪宗却坚定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耶?!”当时举朝皆言罢兵,只有裴度“言贼不可赦”,宪宗于是独用裴度之言。
元和十二年,官军讨淮蔡,四年不克,“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玩寇相视,未有成功”,宪宗也很惆怅,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宪宗问裴度,度回答:“臣请自往督战。”宪宗亲自为裴度送行,以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以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度驰赴前线,实行元帅事,以郾城为治所。当时,诸道军中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宪宗元和九年。
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宪宗元和十年。
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裴度当即奏请免去监军,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复有功。裴度治军,“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③。十月十四日,唐随邓节度使李愬自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祐、李宪将牙队三千人为前锋,李进诚将三千人为后军,出军东行,直奔吴元济营垒蔡州。“时大风雪,旌旗裂”,李愬冒着风雪,率军日夜兼行,于十五日“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①。官军从天而降,迅速攻下蔡州城,吴元济穷蹙请降。吴元济被槛车送往京师,十一月斩首。淮西割据三十多年后,复归唐皇朝统治。
进讨李师道淮西平,宪宗削藩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朝廷处于优势,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
十三年(818)春正月,以淮西平,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受降,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王承宗惧,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兴),请以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田弘正为之奏请,宪宗准许归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李师道在兵危巢倾的严重形势下,先降后悔。朝廷宣慰李逊至郓州,李师道大陈兵戈以迎之,继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宪宗决意发兵讨李师道。五月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自许州徙镇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朝廷兴师讨李师道,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挥田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十四年春正月,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武宁节度使李愬拔台(唐属兖州)。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河,杀万余人。又奏败平卢兵于阳谷。二月,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唐蓝陵县)。李师道闻官军侵逼,发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情益恐惧怨恨。终于发生李师道军中兵变自溃。李师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郓城,捕索师道与二子置牙门外隙地,皆斩之。刘悟将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宪宗削藩获得很大胜利,自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赋税,至此,尽遵朝廷约束。
③ 《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宪宗元和十二年。
第四节晚好神仙,宠任宦官淮西既平,宪宗渐骄侈。宪宗统治后期,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诏柳泌居兴唐观炼药(丹)。元和十五年(820)春,宪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宪宗暴崩中和殿,年四十三。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吏讳之,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唐中后期历史上两大问题,一是宦官专权,一是藩镇割据。宪宗以削藩为己任,却不以铲除宦官为己任,而是信任依靠宦官,维护宦官神策军中尉的军权。宪宗削藩胜利,却败死于宦官专权。
第三十七章杜佑第一节一生为官,政绩斐然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以熟谙边事,为鄯州(今青海乐都)都督留后,在任边境安定,粟帛盈余,很有政绩。擢升鸿胪卿,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766),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①。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②,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③,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十三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三十区,士马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五十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800),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① 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
② ③《通典》卷四《职官》二二。
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第二节《通典》的编纂《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维系集权统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赫赫一时的唐帝国,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惊心动魄,焦虑苦思,极力想把唐朝的统治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他们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和“富国安人之术”。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认为两税法使“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①。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66)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01)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