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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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据勘探，它的东城墙长7312 米，南城墙长7290米，北城墙长6138 米，西城墙长6776 米，总计周长27516 米，合55 里。平⑥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① 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⑤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①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② 《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
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全城亦是由宫城、皇城、郭城所构成。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整齐，仍与大兴城相似。
宫城名紫禁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城中隔城二，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圆璧城，次南曜仪城”①。宫城内有乾阳殿、大业殿等数十座殿、阁、堂、院，极其富丽堂皇。李吉甫称：“（东京）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②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掍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③宫城正门则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④。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
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会通苑，在今洛阳涧西一带。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沟。”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洛水，在（洛阳）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隄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城里为含嘉仓，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建东都洛阳，在宫城东建含嘉仓。”据1969 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 万平方米，四面有城墙，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 座，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 座以上。由于东京漕运方便，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皇城名太微城，亦称南城、宝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宫垣”①。城中有五条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卫、社、庙等建筑。
郭城称罗郭城，隋时仅筑有短垣，“东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①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②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③ 《大业杂记》卷六○。
④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①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七十步”②，实测南北最长处7312 米，东西最宽处7290 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1 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③。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晚年的建筑活动大业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
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①。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②，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宇文恺创制的三项活动性建筑物为：1。大帐，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15 日）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2。观风行殿，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②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③ 《隋书》卷三○《地理志》。
① 《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作“二旬而罢”，《资治通鉴》卷一八○作“二旬而毕”，《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作“一旬而罢”，今从《北史》所载。
②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3。行城，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①。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①。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②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① 《礼记正义·明堂位第十四》。
② 《古乐府·木兰诗》。
① ②《隋书》卷六《礼仪志》一。
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③。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①。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②。
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 卷，《明堂图议》2 卷，《释疑》1 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大业八年（612）十月，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宇文恺的一生，主要是担任营造方面的高级官员，主持过许多大型的建筑工程，起着相当于现在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的作用。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