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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

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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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显烨拧=裢罗扰眩嘶偾虐纬恰!币Τ绲热宋ぬ瞥蛲暾淖嘁椋玫搅颂菩诘呐肌"诳辏715)正月,姚崇遇有子丧,请假十几天,结果案牍积压。宰相卢怀慎迟迟不能处理,心里有些害怕,就到唐玄宗那里谢罪。玄宗听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姚崇假满复职,十几天积压的政事,不一会即裁决完毕,自觉很得意,对紫微舍人齐澣说:“余为相,可比何人?”齐澣一时没有回答。姚崇又说:“何如管(仲)晏(子)?”齐澣听后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便更之,似不及也。”稍停了片刻又说:“公可谓救时之相耳。”③可见当时人对姚崇明于吏道,“剖断若流”的推崇。
  捕蝗救农开元四年(716)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他又提出了灭蝗办法,“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①他建议派遣御史,名为“捕蝗使”,分头督促各地灭蝗。
  当时朝议鼎沸,众口一词蝗虫是天灾不宜捕,唐玄宗也一时犹豫不定。
  姚崇力排众议批评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噉毛。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按诸王出刺外州,此处说是群臣所请,未明言姚崇。汪海Э级ㄋ担阂Τ缭陬W谑痹ㄒ橹钔跬獯蹋种钔跬獯糖『迷谝Τ绲比ㄓ檬率笔敌校笔且Τ缧凇<锻艉'隋唐史论稿》。今从其说。
  ②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 《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最后,姚崇还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之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②玄宗也认为,蝗虫是天灾,“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姚崇则回答:“捕蝗之术,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玄宗听了才下决心,高兴地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①姚崇虽然说服了唐玄宗,但是公卿百官中的许多人仍疑惧不安。卢怀慎担心他捕蝗不成,反会丢了官爵,就私下劝他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姚崇则毫不动摇地说:“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丘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②姚崇忧国忧民,他的治蝗行动受到人们钦佩,评价他说:“姚元崇为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③开元四年(716)四月间,山东再次发生严重蝗灾。姚崇一如既往,立即派“捕蝗使”,促令各地捕蝗救灾。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尝捕埋之,为害益甚。”因此对抗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听到此事后,不胜愤慨,立即牒报倪若水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警告他说:“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其无德致然!”倪若水见牒以后,十分恐惧,不敢抗拒,只好乖乖地照令行事。五月,姚祟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①。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把蝗灾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晚年恩遇优渥开元四年(716)十一月,黄门监卢怀慎病卒,姚崇也患了疟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居第僻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让他迁居罔极寺,每天派使者数十人,前去探望病情。每有军国大事,都令宰相源乾曜去征求姚崇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时,凡是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也。”有时不合乎他的旨意,则说:“何不与姚崇议之?”为了咨询方便,源乾曜奏请唐玄宗,请姚崇迁往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华丽宽大,且有不少簿书,不是病人应住的地方,坚决推辞。唐玄宗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②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 郑棨:《开天传信记》。
  ②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③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②不久,姚崇辞去了宰相职务。辞职原因一是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广交宾客,一再接受别人馈赠的财物,招致了人们的非议;二是中书省主书赵诲为姚崇所亲信,他接受了蕃人的贿赂,事情揭发后,唐玄宗亲自审讯,被捕入狱,定为死罪,姚崇又设法营救,玄宗很不满意。正赶上曲赦京城罪犯,敕令中特别标名赵诲,“杖之一百,流岭南”。于是,姚崇忧惧不安,以为自己不宜再做宰相,数次申请,要求回避相位。最后,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根据他的举荐,由宋璟取代了宰相职务,他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他的举荐,颇受史家好评。
  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①宋璟继任为辅相,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
  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将巡幸东都,却突然发生了太庙崩坏的事件。当时的宰臣附会阴阳灾异之说,妄加解释说:“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说得唐玄宗六神无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又询问姚崇:“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崩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姚崇客观地分析太庙崩坏的原因,说:“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他还建议说:“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玄宗听后高兴地说:“卿言正合朕意。”②遂赐绢二百匹。
  此后,唐玄宗命姚崇五日一朝,仍然入阁参与朝议,恩遇更加优厚,遇有重大的军国之事,仍然要咨询姚崇。开元八年(720),又授官太子少保。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故,终年七十一岁①。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②。
  姚崇临终前,曾先把家里的田园资产分成几份,让他的儿子、侄儿各守其分,以免死后儿子们发生争执。并且作了遗令,告诫子孙不要厚葬。遗令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须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季之衣,各一副而已。”姚崇生前反对佛教,在遗令中不惮其烦地列举了北齐、梁武帝、胡太后、中宗韦皇后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的历史事实,告诫子孙不得迷信佛教,“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③。严禁为他“追福”而挥霍大量财物。
  姚崇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与宋璟等人辅佐唐玄宗,前后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直到至德元年(756),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到成都,当得知唐肃宗任命房琯为将时,他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① 洪迈:《容斋随笔》卷五。
  ②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 两《唐书》本传皆说姚崇享年七十二岁,而张说《姚崇神道碑》说“七十有一”。此从碑文。② 两《唐书》本传皆说“谥曰文献”,碑文作“文贞”。今从碑文。
  ③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他的“宏才远略”④。
  ④ 《大唐新语》卷八;《新唐书》卷二二三《李林甫传》略同。
  第二节张说历仕四朝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祖籍范阳,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后迁居洛阳。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其父官职卑微,仅为洪洞县丞。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武则天以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张说遂屈居为乙等①,授任太子校书,迁左补阙。长安初年(701),诏令张说与徐坚等人撰修《三教珠英》,由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此事。昌宗不学无术,只是广引文词之士,高谈阔论,“历年未能下笔”。唯张说与徐坚“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②。书修成后,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后又擢任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女皇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与人私议“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称此是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了。当上廷作证时,再次威胁他,张说却慷慨陈词,对女皇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阴谋败露后,又气急败坏地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最后并说:“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张说理正词严,揭露了张昌宗的非法行为,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不分是非曲直,反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再次鞫审,最后竟被无辜流放于岭外。①唐中宗复位后,张说入为兵部员外郎,后转工部侍郎。景龙年间(707—709),遇母丧离职,服丧未满,中宗欲起复授黄门侍郎,当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②,张说却推辞不受,颇受有识之士的称赞。服丧期满,复授工部侍郎,不久改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
  景云元年(710),唐睿宗即位,张说迁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这年秋天,谯王李重福潜入东都,欲谋夺皇位。兵败后,东都留守捕获了其党羽数百人,审讯多月,迟迟不能定案,睿宗即命张说前去审理。张说很快查清了此案,一宿即捕获了谯王的主谋张灵均、郑愔等,弄清了其全部罪状,其余误捕下狱的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张说办事干练,深受睿宗的嘉奖,称赞他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这时,李隆基尚居东宫为太子,张说为侍读,备受亲近礼敬。太子姑母太平公主交结朝臣,朋比为奸,干预朝政,图谋废掉太子。这年二月,唐睿宗曾对待臣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侍臣们明白,此事显然是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地位,都面面相觑,① 《登科记考》卷三,《大唐新语》卷八。
  ② 《旧唐书》卷一○二《徐坚传》。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三年。
  ②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下引本传及《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不另加注。不知说什么好。张说则直言不讳地说:“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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