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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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将妇科列于各科之首，认为“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男子十倍难②　《千金要方·诊候》。
　　③　《千金要方·诊候》。
　　①　《千金要方·自序》。
　　②　《千金要方·处方》。
　　③　《千金要方·脾藏下》。
　　④　《千金翼方·养性》。
　　疗”①。并希望人们掌握有关妇女卫生保健的知识，教子女学习“妇人方”，令其精晓，以便实用。“产育者，妇女性命之长务，若不通明于此，则何以免于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②。所以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妇人方”有3　卷，在《千金翼方》中载“妇人方”4　卷，收载了大量的医论及方药，论述了妇女的生理、心理、病理特点，探讨了有关月经病、崩中带下、求嗣种子、妊娠诸病、养胎宜忌、难产、产后诸病及妇科杂病。指出不孕症当为男女双方或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不能只责之于女方，在治疗上男女皆治，则无不见效。同时还引述转录了前人关于妇科的方论，列举了有关绝育、引产的方药与灸疗法。孙思邈的医著从排列体例上，体现了“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③的原则。认为“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④。将小儿科分为初生出腹、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胀满、痈疽瘰疠、杂病等门类。在序例中对小儿的发育、哺育、卫生及母病对小儿健康的影响，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小儿病与大人不殊，惟用药有多少为异”⑤。但他注意到小儿的生理特点，最早提出抢救新生儿窒息，防止新生儿肺炎、破伤风、脐部感染等措施。重视小儿营养和消化、皮肤、五官科诸疾，对不同年龄的小儿采用不同的药剂，给药途径有内服、外敷、滴鼻等，尤重灸法在儿科病症防治方面的应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使小儿科学有了独立的学科内容，为儿科学家所遵循。
　　在内科病的防治方面，按脏腑病症逐一论述，这是孙思邈对内科学的一大贡献。将神经和脑血管病分为偏枯、风痱、风懿、风痹进行诊治。记载了神经病人在认识、情感、思维、语言和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在治疗上按病症分类用药，如惊痫药品、失魂魄药品及其他疗法。指出消渴病（糖尿病）患者要节制饮酒、房事、咸食及含糖较高的食品。在治疗上不要使用针灸，以防外伤成疮久不痊愈；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要用饮食疗法，如牛乳、瘦肉等食物。记述了数十种内科急症，如癫痫、惊厥、眩晕、卒心痛、咯血、吐血、腹痛、瘟疫、尸厥等诊治抢救。广泛地使用黄连、苦参、白头翁治痢；用常山、蜀漆治疟。认为霍乱等传染病并非鬼神所致，皆因饮食不节不洁所生。对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病，孙思邈主张用药物、饮食、运动等调养方法。用含碘丰富的动物甲状腺（靥）及海藻、昆布来治疗甲状腺肿（瘿），用富含维生素A　的动物肝脏来治疗夜盲症。用地肤子、决明子、茺蔚子、青葙子、车前子、枸杞子来防治维生素A　缺乏症。用谷白皮、麻黄、防风、防己、羌活、吴茱萸、桔皮、桑白皮、茯苓、薏苡仁、赤小豆来防治维生素B1缺乏症。
　　对于骨伤科病患，孙思邈提倡首先当复苏、止痛，可用大麻根叶止痛、热土熨等物理疗法。重危创伤用烧烙法处理伤口，用蒲黄、阿胶、当归、大黄、侧柏、生地等服用以治内伤出血。用补血和活血化瘀法治跌伤昏厥症。推广小夹板局部固定骨折和按摩复位法。创用葱管导尿法。用鹿筋渍软，一端萦之为弹丸，一线系之吞下取除食道和咽部的异物。用瞿麦丸内服治疗箭镞入骨肉不出，从而免除了手术之苦。孙思邈还将疔疮归纳分类为十三种，要求及早诊治，并广泛采用单验方。他认为常见的疔肿，多由外邪侵入人体，①　②《千金要方·妇人方上》。
　　③　④⑤《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
　　或人体抵抗力不强，致使病邪顿折皮肤、流注于经脉，使腠理拥隔，荣卫结滞，阴阳之气不得宣泄，变成为痈疽、疔毒恶疮诸肿。同时又指出发背的原因，多为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或单纯服钟乳石，或由上代人服石而遗传病因于下一代者，避除发病的诸种因素，是减少疔疮痈疽病的重要环节。
　　《千金要方》专列“备急”，记载了魇、中恶、自缢、中暑、溺水、冻烂疮、醉酒，虎、蝎、蜂、蠼螋、射工、沙虱、水蛭、水毒、狂犬等动物所伤，从高坠下、竹木刺、恶刺、生漆引起的过敏疮伤，金疮、烧伤、烫伤、毒箭伤，诸种救急方药和疗法，特别提到上述许多伤病是完全有可能预防的。孙思邈把目、口、舌、唇、齿、喉、耳、面的疾病，统称为“七窍病”，系统地总结了《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对七窍病认识和防治经验之精华，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例如对眼病病因的认识，认为是由于“生食五辛、接热饮食、热餐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夜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雕镂细作、博弈不休、久处烟火、泣泪过多、刺头出血过多”①。对预防近视、失明及其他眼病提供了依据。列举了“洗眼汤”、滴眼药水方、眼药粉、眼药膏、湿敷法、药枕等，均有较好的疗效。采用中药冲洗剂治疗鼻炎、用油膏药治鼻部干燥、用蔷薇根治口疮、用汤药漱口治齿痛，同时还用外科手术治疗鼻出血不止、胬肉攀睛等。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防治面部色素沉着、面上风、面无光泽、面皮粗涩、皱、■、粉滓、■疮、热毒恶疮等病的面药，如散剂、丸剂、汤剂、膏剂、泥糊剂、澡豆、散粉剂、挺（丹）剂、胶剂、酒浸剂等二百余首，分为内服、外用、热冷熨各种给药途径。孙思邈还呼吁医界，希望公开秘传的面脂手膏、衣香澡豆，“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治”①。
　　爱清洁、讲卫生，孙思邈对此竭力宣传倡导。他要求人们注意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多栽植树木花草和种植既有观赏价值又有药用效果的药物，如竹子、枸杞、百合、牛膝、黄精、牛蒡子、商陆、五加、甘菊、苜蓿、莲、栀子、枳等。居家勤洗、外出携带备急药，养成不随地唾痰的习惯。要安不忘危，用调气、导引、饮食诸法来增进健康、预防疾病。许多疾病可以食治，食治不愈，然后命药，而针灸之功，往往过于汤药。
　　在针灸学术上，孙思邈参考了隋唐名医甄权的明堂人形图，绘制了三幅经络腧穴彩图，十二经脉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标出，正面二百八十二穴，背面一百九十四穴，侧面一百七十四穴，这对于针灸的形象教学和针灸学术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阐发腧穴名称涵意，使人们能够在理解古人命名腧穴时所采用的形象、意会、解剖、医学的方法，便于记忆穴名。还创用“指寸法”以确定人体穴位，对民间针灸经验进行了整理。提出“孔穴主对法”，以利临床实用。
　　对临床各科病症的诊断与鉴别，孙思邈有许多精辟见解，认为：“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未尽要妙也。故曰：上医察色，次医听声，下医脉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见于面部，所以善为医者，必须明于五色，乃可决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脉》中具体列述了脏腑在正常和病理情况下的病人肤色、目色、脉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脉色。掌握诊①　《千金要方·七窍病》。
　　①　《千金翼方·妇人》。
　　断法还须会在临床上应用。有的医生不懂得水肿与蛊胀的区别，如“又有蛊胀，但腹满不肿；水胀，胀而四肢面目俱肿，大有医者不善诊候，治蛊以水药，治水以蛊药，或但见胀满，皆以水药，如此者，仲景所云愚医杀之”①。因此，特别要求学医者和经验不多的医生，要细细鉴别，慎重诊治，万无一失。对有些疾患，医生应该详细了解病史，才有利于诊治，例如“脚弱”之病，自古至晋代少有，从永嘉之乱，北方人南迁之后，才开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齐间释门深师、仰道人、支法存等医家留心经方，偏善治脚弱之疾，多获全济，而魏周之际的《姚公集验方》、《徐王选录》对此病语焉不详，关西河北的医生当时不识此病。孙思邈认为自然与社会情况都在变化、医家应重视诊疗新出现的病，不能总是用老一套方法诊治复杂的疾病。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在广泛深入地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经常到药源丰富的山区去考察、采集标本和地道药材，及时吸收外来药物。他强调采药的时节性，指出采药若“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其法虽具大经，学者寻览，造次难得，是以甄别，即日可知耳”②。他对两百多种最常用的药物的采集都有论述。其次，论及炮炙，如乌头、附子等有毒性的药物，通过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对地黄，则分生、熟两种，经过蒸制之后，可以改变生地黄的寒性为甘平，变平宣功效为温补，并详载蒸大黄的工艺过程。他强调干燥和封闭对贮藏与保管药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药房建筑都有较完整的设计。对药物的煎服很讲究，要求用井华水煎药，然后绞去药滓，可尽取药效，须注意服药的时间、药量、禁忌和药后的护理。在研究药物的基础上，孙思邈更重视对方剂的收集、研究、化裁与创新。在两部《千金方》中约载方八千余首，包罗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为前世所罕有。孙思邈善于用炼丹术来增进方药的研制，最早用砒霜来治疗疟疾，为了防止中毒，改用枣泥合药。他还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劝诫世人。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术、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绩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药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写道：“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①　《千金要方·平脉》。
　　②　《千金翼方·药录纂要》。
　　第十六章吕才傅奕第一节吕才蜚声乐坛，博学多能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人。出身于寒门。年轻时对音律即有较深的造诣，闻名于公卿之间，贞观三年（629），太宗命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与熟谙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共同斟酌，但三人意见不合，一时争执不下，难以定论。太宗不得不令侍臣再举荐高明，中书令温彦博遂举荐吕才，说他“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侍中王珪、魏徵也素闻其名声，也在太宗面前极口称赞他的“学术之妙”，魏徵还特意赞叹他的尺八律管说：“（吕）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①在公卿大臣的大力举荐下，太宗遂征用吕才，令直弘文馆。
　　有一次，太宗披阅周武帝撰著的《三局象经》，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曾做过此戏，太宗召来问他，允恭也因停废年久，遗忘殆尽，于是又召问吕才。吕才回去研究，“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看过吕才的图解以后，“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这样旷废多年，无人知晓的《三局象经》戏经吕才图解后又起死回生了，吕才也由此蜚声乐坛。此后，吕才被擢任为起居郎。
　　贞观六年（632）九月，太宗驾临庆善宫。庆善宫本太宗降诞之所，因此在宫里与从臣举行盛大宴会，并赏赐闾里。太宗非常高兴，即席吟诗作赋，起居郎吕才又和以管弦之乐，取名为《功成庆善乐》。并播之乐府，用64名儿童进行演练，“冠以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履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①。之后，每逢享宴及国家大庆之日，即进行表演。
　　贞观七年正月，太宗为了表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将过去的《秦王破阵乐》制成舞图，其形式为“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吕才依照舞图，以乐工128　人“披甲执戟而习之”。此舞有三个变化，每次变为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之象，动作与《秦王破阵乐》节拍相应，不几天即演习成功。后来魏徵等人修改了歌词，并取名曰《七德舞》。正月十五日正式表演，观者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