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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阍嵴蚜昵庠辏�666），唐朝再次出兵高丽。十二月，高宗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总管分水、陆两军出发。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将军风采不减当年，能谋善断，指挥若定。翌年二月，李勣率军渡过辽水，抵达新城（今辽宁铁岭南），他对诸将说：“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遂至城西南，依山筑栅，围困新城。城中窘迫，遂开门投降。由于攻克了新城，进军很顺利，“自此所向克捷”，接连攻下十六城。①总章元年（668）二月，李勣攻下扶余城（今吉林四平），高丽王子泉男建派五万兵前来救援，在薛贺水与唐军相遇。李勣军奋力冲杀，大破高丽兵，斩获三万余人，接着挥师南下，九月，攻克了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南），唐军诸路人马与李勣会师，进至鸭绿栅，再破高丽兵，追击二百余里，攻下了辱夷城，进而包围了平壤城（今朝鲜平壤）。高丽王高藏派王子泉男产率九十八人打着白旗投降。李勣又活捉了泉男建，于是“高丽悉平”②。李勣胜利归来，在到达京师近郊时，高宗先命把高藏献于昭陵，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唐太宗；然后具备盛大的军容仪式，高奏凯歌，进入京城。为了嘉奖李勣的赫然战功，加封太子太师，增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
总章二年（669）十一月，李勣患病，且病情逐渐加剧。高宗及太子屡赐良药，又召回其在外地的子弟侍臣。子弟请医治病，李勣不许进门，说：“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容浪就医人求活！”
李勣见房玄龄、杜如晦辛苦创家立业，但后来被不肖子孙倾家荡产，深感痛心，他自以为病体难愈，遂把子孙们召来，当面向其弟李弼嘱托后事说：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二年。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元年。
“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①十二月三日，李勣病卒，享年七十六。②高宗悲痛地流着眼泪说：“勣奉上忠，事亲孝，历三朝未尝有过，性廉慎，不立产业。今亡，当无赢资。有司其厚赗卹之。”③令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七天不上朝。并赠官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陪葬昭陵。在安葬那一天，高宗于未央古城楼哭着送丧，还诏令百官送丧至故城西北。所造坟墓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故事，形似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表他破突厥、薛延陀之功。这座形似三山的坟墓至今仍矗立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之下，成为其功绩的历史见证。
李勣在其戎马生涯中，能谋善断，有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每次行军作战，“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因而在攻灭东突厥，平定薛延陀，征服高丽等重大军事战役中，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太宗曾极口称赞他“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④。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他与李靖一起，誉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⑤。
李勣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在隋末天下“同苦隋政”之时，他踊跃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为发展、壮大瓦岗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推翻隋皇朝的残暴统治发挥了作用。在唐皇朝平定天下、维护国家的统一中也建有功勋。尤其在维护边境的安定与和平上更是战功赫然。唐太宗曾高度评价他说：“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勋书册府。”①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二年。
② 李勣享年，《旧唐书》本传云七十六，《新唐书》本传云八十六，按《金石萃编》卷五九李勣碑亦云“春秋七十有六”，今从《旧唐书》本传与碑志。
③ 《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
④ 《贞观政要》卷三。
⑤ 《新唐书》卷五《礼乐志》五① 《唐大诏令集》卷六二。
第二节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魏徵（580—643），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魏长贤曾仕北齐为屯留令。魏徵少年时父亲即去世，家道中衰，陷于贫困境地。但他“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曾出家做过道士。从小爱好读书，多所涉猎。时值隋末，天下渐乱，他“尤属意纵横之说”②。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反隋，以响应李密，召魏徵为典书记。从此，他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一员。义宁元年（617）九月，元宝藏受李密封爵，命魏徵写信致谢。李密因喜爱魏徵的文辞，特召请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从此，魏徵即在李密属下任职。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后，“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又出兵洛口，欲乘机歼灭李密军。李密召集众将商议，多主张应战，魏徵却劝告长史郑颋说：“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魏徵知己知彼，提出了十分正确的建议，郑颋不但听不进去，反蔑视为“老生之常谈”。他生气地说：“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遂拂衣而去。果然不出魏徵所料，交战之后，李密军全线溃败，死伤大半，郑颋等将佐被俘，李密走投无路，遂入关降唐。
魏徵随李密归降了唐朝，久久不被任用，便自请安辑山东，于是被授任为秘书丞，乘驿传到达黎阳。这时，李密旧将李勣仍拥兵据守，魏徵致书李勣，认为李密拥兵数十万，一蹶不振，已归降唐朝；今黎阳为兵家必争之地，宜早归降，以免后患。李勣得魏徵信后，遂决意降唐，并开仓运粮，支援淮安王李神通军。①不久，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获了魏徵，任其为起居舍人。至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魏徵再次归唐。太子李建成闻其名声，引荐他任太子洗马。从此，魏徵成为东宫的座上宾。
魏徵事奉皇太子，竭智尽力。他见秦王位望隆重，暗中有夺宗之志，为提高太子声望，稳固储君地位，便与太子中允王珪劝告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①太子依从其建议，奏请了高祖，总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统河南、河北诸州军马，以讨伐刘黑闼。魏徵随太子远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东南）连破黑闼军。鉴于以前的高压政策，致使窦建德余部再次起兵，他遂向太子建议说：“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由，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太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获俘皆抚遣②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 《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之，百姓欣悦”②。因此，刘黑闼也很快束手就擒，从而结束了河北一带动荡不安的局面。
魏徵见秦王功勋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严重威胁着太子地位，常常劝说太子快想对策，李世民也风闻此事。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事变，秦王诛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召来魏徵，责问他为何“离间我兄弟”，他却毫无惧色，直言不讳地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秦王听了虽一时很气愤，但一向器重他的才干与耿直，仍以礼相待，引荐他为詹事主簿。
不久，魏徵任谏议大夫。原太子及齐王之党羽散亡在民间，虽有赦令，犹不自安，有的人还告捕以邀赏，闹得人情不安，于是派魏徵宣慰山东，并允许以便宜行事。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正遇州县押送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去京师。他说：“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③遂当即命令全部释放。李世民听到后，对魏徵不顾嫌疑、忠心奉国深为敬佩。
极言直谏，一代诤臣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①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②。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② 《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① 《贞观政要》卷二。
② 《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①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②。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①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