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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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开成五年(840)初,唐武宗即位。九月,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文宗去世时,宰相杨嗣复、李珏根据文宗的旨意,要立敬宗子陈王为太子,但宦官仇士良矫诏拥立了武宗,又在武宗面前说了前宰相的坏话,于是武宗将杨嗣复、李珏贬出朝外。会昌元年(841)三月,又遣使者要将二人处死。李德裕认为武宗刚即位,诛杀大臣会导致人情不安,尽管杨、李二人一向是牛党骨干,他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连上三状,极力论救。他在状中申明,杨、李二人和自己并无私人情谊,所考虑的是社稷安宁,并说:“臣若苟务于偷安,不敢冒死陈奏。”并一再请求武宗开延英,“当面论奏”①。当武宗开延英时,德裕又“泣涕极言”,说明利害关系。武宗曾三次命李德裕就坐,他却固执地说:“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在李德裕等人的苦苦相劝下,武宗终于同意赦免杨嗣复、李珏二人之死,并下令追还使者,李德裕等这才“跃下阶舞蹈”②。
武宗即位之初,屡次出猎游幸,至深夜方还宫,不理朝政。李德裕上疏规谏说:“人君动法于日,故出而视朝,入而燕息。传曰:‘君就房有常节。’惟深察古谊,毋继以夜。侧闻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诗曰:‘敬天之渝,不敢驰驱。’愿节田游,承天意。”不久,册拜李德裕为司空。
同年四月,李德裕奏请改撰《宪宗实录》。在修改过程中,史官郑亚根据李德裕的意思,削除了李吉甫在元和年间不善的事迹,招致了人们的非议。早在开成年间,回鹘曾被黠戛斯打败,此后,他们分散在各地。八月,回鹘中的一支嗢没斯部脱离了乌介可汗,前来天德军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贪求边功,想乘势出击,朝臣也多赞成。李德裕则竭力反对。他认为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
① 《论救杨嗣复、李珏、裴夷直三状》,见《李文饶文集》卷十三。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武宗会昌元年。
回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功,这次嗢没斯率部下来降,秋毫无犯,应予以安抚。即使需要出击的话,天德军兵力不足,一旦交战失利,城池必然陷落。如果他们骚扰边境,即可调动各道兵马讨伐。于是朝廷采纳了李德裕的建议,赐给嗢没斯部粮食二万斛。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皇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又不听唐朝的警告,一再到边境剽掠。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等地。牛僧孺等主张“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李德裕详细地分析了回鹘的情况,说:“以回鹘所恃者嗢没、赤心耳,今已离散,其强弱之势可见。戎人犷悍,不顾成败,以失二将,乘忿入侵,出师急击,破之必矣。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①武宗赞同李德裕的主张。于是分别调集许、蔡、汴、滑等六镇兵马增援;以刘沔为回鹘南面招讨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面招讨使,诸路军马在太原会师。
会昌三年(843)正月,乌介可汗率兵进犯振武,李德裕亲自为刘沔制定了奇袭乌介可汗、夺回唐公主的策略。刘沔按照李德裕的战略部置进兵,他先以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三千骑兵为先锋,自己率大军继后。石雄率军到了振武,晚上开地道出城,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乌介可汗牙帐。乌介可汗措手不及,身受重伤,只率百余骑仓皇出逃。回鹘兵因失去主帅,乱成一窝蜂。刘沔又率大军赶到,在杀胡山大破回鹘军,“降其部落二万余人”①,并向朝廷奏捷。
这次对回鹘的反击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它维护了唐朝北方边境的安全,基本上解除了威胁。
决策制胜,平定叛镇会昌元年(841)九月,卢龙军乱,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他对武宗说:“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放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②果然不出德裕所料,军中杀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武宗恩准,遂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
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武宗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支持,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①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还向武宗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胸有成竹地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武宗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①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谕令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要为朝廷立功,为后代造福,二镇表示奉诏。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武宗,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这样“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①。
李德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随时注意前线作战的进展情况,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正确地处理一些军务。当他发现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以后,行动迟缓,尚未交战,便立即上奏武宗,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的意思,及时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彦佐后第二天,即进击乌岭,连破五寨,俘杀叛军数以千计。王元逵进击尧山,又击败了刘稹的救兵,立了战功,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劳,以激励他将。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官军,当时有人怀疑他是诈降,李德裕对武宗说:“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②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军。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虏官军河阳大将马继等,劫掠并焚烧了十七个小寨。当时,人情汹汹,还有人扬言刘从谏在世时,蓄养了精兵十万,粮草足用十年,难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动摇。李德裕则坚定不移地说:“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武宗听后,当即对宰相们说:“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③于是朝官们遂安定下来。李德裕感到河阳兵力较弱,一旦被叛军击溃,将影响整个战局。他奏请武宗,马上从忠武军调拨五千人,增援河阳军,并请求武宗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弦箭三万支,陌刀二千口,绢三万匹,及时补足了军事装备,很快稳住了阵脚。①正当官军大举讨伐昭义镇时,十二月,在调动太原横水戍卒时,因赏赐不足,军士哗变,他们推都将杨弁为首,攻占了太原。这时,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建议两地都要停止进兵。会昌四年(844)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观察虚实的中使马元实,接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危言耸听,大肆为杨弁虚张声势,说杨弁兵多将广,列队长达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①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① 《论河阳事宜状》,载《李文饶文集》卷十五。
夺目,且物资充足,扬言不可讨伐。李德裕明察善断,当场诘问得马元实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德裕上奏武宗说:“杨弁微贱,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下诏,调兵进击杨弁,河东监军吕义忠召榆社本道兵,“诛杨弁以闻”。杨弁的兵变失败了,从而也坚定了百官对讨伐昭义镇的信心。
在讨伐昭义镇的过程中,李德裕还善于听从部下的正确建议。其年闰七月,李德裕听取了镇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见,曾有效地对付了叛军的“偷兵术”,并令镇、魏兵“进营据其要害”;他还听取了刘稹心腹、降将高文端的合围泽州、断绝固镇寨水道和招降洺州守将王钊的建议,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加快了讨叛战争的进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见势不妙,遂谋杀了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李德裕识破了郭谊等人的策略,认为刘稹年幼无知,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人是罪魁祸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惩治恶人?武宗赞同他意见,命石雄进入潞州,将正在等待朝廷授予节钺的郭谊、王协等祸首,械送京城。
李德裕老谋深算,发纵指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讨伐昭义镇的战争胜利结束了。武宗因李德裕劳苦功高,进封太尉、卫国公,加食邑一千户。李德裕一再上表推辞,武宗说:“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①李德裕赞助唐武宗反击回鹘和讨伐叛镇都取得了成功,但他又担心武宗会由此穷兵赎武,不能戢止。因此他上奏武宗,援引了曹操于官渡,不追奔,“自谓所获已多,恐伤威重”;养由基善射,“不如少息,若弓拔矢钩,前功皆弃”的典故,劝武宗“征伐无不得所欲,愿以兵为戒,乃可保成功”。武宗听了,“嘉纳其言”。
十二月,武宗曾与宰相议论选举,武宗认为抑制公卿子弟不宜过分,李德裕说:“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他还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因为他们从小熟悉朝廷仪范、班行准则,而寒士本不熟悉,“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②。李德裕看到进士和考官关系密切,恐怕由此会导致进士只考虑考官的私惠,忘记了国家教化的恩德,又可能“树党背公”,朋比勾结。因此他奏请武宗,进士及第后只允许一次参见有司,以后不得“聚集参谒”,不许去私第设宴,并请求罢去耗费很大的曲江大会。③君臣协力,禁断佛教唐武宗崇道反佛,道士赵归真很受武宗亲信。谏官担心他干扰朝政,纷纷上疏规谏。在延英殿议事时,李德裕也劝谏武宗禁止赵归真出入禁中,武宗不以为然。李德裕进一步指出说:“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日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愿陛下深戒之!”①在对待道士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四年。
②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四年。
的问题上,君臣意见不合,但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君臣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李德裕一贯反对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就极力反对滥度人口为僧尼。徐泗观察使王智兴借口给敬宗祝贺诞辰,获敬宗恩准,于泗州置戒坛,度僧求福。自宪宗元和以来,已敕禁度人为僧尼,此禁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