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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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况下，党组织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即令有十分的技巧，也难以收获一二分的成效。没有民众的广泛支持，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便丧失了稳固的根基，而动荡的根基一旦遇见极其擅长民众动员的强劲对手中国共产党的挑战，根基的土崩瓦解迟早就会来临，1946…1949年国民党加速度的崩溃正是对其改善弱势群体生存环境长期失效的总清算。
由于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历史学并不可能如自然科学那样建构起一种主导范式。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根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存在范式转换的否定性关系，而只有可能存在一种并行或交错的解释关系，只不过各自突出诠释的是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不同侧面，《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一书即再次说明了这一论断。该书即使在论点的支撑方面，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家近亮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不愿人云亦云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任何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工作人员应该加以效法的，这种创新精神是学术研究永葆活力的驱动力量。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日＇家近亮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月版，19．00元）
早春文坛的标本
■ 徐庆全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是我在2003年出版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的副产品。
在撰写《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时，我将数年来所搜集的材料和采访记录摆上案头，拉开架式，准备将新时期文坛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一一勾勒出来。可是，这样的架式端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这与出版社的要求相差甚远。所谓“文坛拨乱反正”，只能是几条大的线索铺排出来的场景，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单纯地勾勒每一件事情，且不说出版社所要求的篇幅容纳不下，就是能这样写，也需要几年的功夫。所以，只好改弦易辙，乖乖地放下架式，按出版社的要求来写。
不过，即使如此，也需要对那早春文坛所发生的事情钩沉。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大致还是将几件大事的来龙去脉作了梳理。
第一件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第一场战役——套用那时的语言，彻底推翻经毛泽东审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中所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要推翻这个观点，必须追根溯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开始说起。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尤其是其间所发生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争论，又存在着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因此，在文艺界人士同仇敌忾地声讨“四人帮”在这个问题所制造的混乱的同时，以往的人事关系又冒出来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拨乱反正的工作继续进行，而人事恩怨继续纷纷扬扬。主线和枝蔓相互交错，使这一事件有了更多的戏剧性。
第二件是，文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文坛老前辈都记得，这次大会筹备的过程很艰难，会期一拖再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周扬代表中央所作的主题报告，由于意见分歧，不能按时成稿。之所以会有分歧，是因为当时文艺界、甚至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文艺界形势的看法不一致。有分歧，就有争论。涉及到文代会的主题报告，不但主持起草的班子更换，而且报告八易其稿——我所收藏的有关这一报告起草过程中所留下的档案，就能装一个柜子。
第三件是，关于电影剧本《苦恋》（后拍成电影《太阳和人》）的争论。这一争论，由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到统一思想、一面倒，再到后来余音袅袅，持续将近三年。一部作品引起这样的客观效果，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年，上至中央最高领导，下至一般的作家，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在尘埃落定之后回头看，这部作品也就是个引线，它所引爆的“火药库”，从浅层的意义上来说，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三年政治意识形态看法分歧的淤积，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则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只不过起草文代会报告时没有引线，到现在才有了引线而已。
我当时的想法是，要把这三件大事完完整整地——当然是就我掌握的材料而言——写进《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一书中。当然，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主要原因还是书的篇幅问题。因为篇幅有限，我也就偷懒了，对这三件大事只是大概地描述了一下。其中，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和《苦恋》各写了有四万字，周扬主题报告起草过程则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就是这样，最后成书时，限于篇幅，《苦恋》这一部分还是拿掉了。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交付出版社后，我即开始对这三件大事做完整的梳理。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稿子是逐步完善的——当然是在我看来。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这一部分，修改完成后交付《鲁迅研究月刊》，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为题，在该刊连载三期。《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一文，原文六万多字，交付《新文学史料》发表时，考虑到篇幅，我做了删节，最终在该刊发出来的有五万字左右。《苦恋》一稿，原文也有六万多字，交付《温故》发表时，冯克力兄要求压缩到五万字以内，分两期来发表，也只能按其要求作删节。
当然，稿子交付给编辑，并不意味着补充、修改的停止。此后，我又陆续地作了些补充，最终形成一本书的规模。
把三件大事的“纪事本末”合成一本书出版，会不会给读者有不连贯的感觉？我的答案是：会，也不会。所谓会，是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本自成体系的书稿，事件与事件之间显得不那么衔接。所谓不会，是从早春文坛的整个态势，进而言之，是从拨乱反正过程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新旧交错的形势而言的。
1976年10月，伴随着“四人帮”命运的终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再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咸与维新，拨乱反正，还是萧规曹随？绝大多数在犹如漫漫冬夜的“文革”中度日的人们选择的是前者；但是，历史的惯性使选择后者的也不乏其人。而且，这选择者还是具有法定地位的“接班人”。于是，“两个凡是”的治国方略出台了。那些在粉碎“四人帮”的欢笑声中期待拨云散雾、看到万道霞光的人们，只能把陡然增大的希望变成了焦灼中的苦盼：历史的发展进入后来被党史专家总结为“两年徘徊”的时期。
徘徊时期的中国，写下了真理与谬误之间进行大较量的历史：“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虽然使一些人“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十年前的中国了，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已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激发了终结“文化大革命”阴霾的勇气。伴随着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的步伐在推进，到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史终于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阶段。“回春”的气象在全国各个行业出现，一向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学艺术界，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并以文艺的感染力，影响并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回春”的气象随后就在全国各个行业出现。
在与“两个凡是”的交锋过程中，拨乱反正的步履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之后，虽然“两个凡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历史的幽灵还一直在少数人中游荡，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论一直不断。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一个重要方面的文艺界，呈现出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复杂的历史形势。
对文艺界形势的不同认识，使文艺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文艺界以至整个社会的扩散，使对作品的评价更多地带上了争论中的不同认识，也不免使作家有“乍暖还寒”或时紧时松的不同感受。
同时，在思想解放潮流暂时放缓的文艺界强制性的垄断之后，异彩纷呈的文艺见解和作品又蜂拥而出。在有些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则会对既往历史秩序形成某种威胁。于是，争论也不可避免。于是，又要“收紧”。然而，“收紧”可以，但与思想解放的潮流所强调的“放”相左。于是，又接着“放”。“放”、“收”，“收”、“放”，这种又进又退、且进且退、且退且进的矛盾现象，成为早春文坛历史的一大鲜明特征。
这一鲜明特征，在本书所描述的三件大事中，都可以脉络清晰地得以体现。
《新时期“两个口号”论争评价大争论》一文，从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后又冒出个“文艺黑线”论，从是否把“国防文学”口号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摘出来，都充满着争论，这争论，实际上是新与旧的交锋中相互冲突；而所体现的方式，就是我在文中所用的一个标题：带着枷锁的舞蹈。伴随着枷锁的丁当声，读者可以充分体味这场思想交锋中的艰难与曲折。
《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和《风波的前前后后》两文，应该是互相衔接的。有了在起草报告中对“文革”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三年文学发展态势的不同认识，必然会有对某一部作品认识的分歧，而《苦恋》适逢其时的出现，使这种分歧便有了一个爆发的焦点。而从对一个报告的争论，到对一部作品的否定与肯定的僵持，早春文坛“放”、“收”，“收”、“放”的特征，也就有了可解剖的标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这三件看似不相关联的大事放在一本书中，却是很连贯的。用一句话来说，都是解读早春文坛特征的标本。
还需要提到的是，学术功底的培养，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而非一朝一夕。对于我来说，从搞很古的历史（我读研究生和毕业留校所搞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转到很近的党史，再转到更近的当代文学史，大约有十年时间。这种角色的转换，纯粹是出于兴趣，从无有专业的素养，加之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编辑，诸事繁杂，在专家眼里我只是一名“游击队员”而已。既然板凳仍没有捂热，谈什么些微功底自己都觉着脸红。因此，一般说来，对于专家而言，一本专著的后记中写上请读者批评指正云云是客气，而对于我来说，就是实打实的请教了。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徐庆全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
■ 邓 鹏
这本书里收集的是一些真实的故事，它们的作者是一群1964、1965年远赴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落户的重庆老知青。这些故事出自作者对于逝去的岁月的回忆，记载了作者的青春时代的经历，述说着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的追求、奋斗、挫折、迷惘和困惑。
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64年和1965年，由于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失败的经济政策，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根据有关知青的文献纪录，“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有将近130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老知青占全国1962至1979年下乡知青总数（1776万）的7％以上。
四川省达县地区政府部门根据大巴山区地广人稀、贫穷落后的特殊条件，创办了人民公社社办林、茶、牧场（以下简称社办场）这一全国独一无二的安置知识青年的形式。社办场属大队一级编制，公社选派大队一级干部担任场长、政治指导员，下设生产队长，另外包括本地场员若干名，辅导知青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1964～1965年间，达县地区的达县、大竹、邻水、宣汉、平昌、通江、南江、万源和巴中九个县共建立了四百八十余个社办林、茶、牧场，安置重庆知青一万四千余人。规模较大的社办场有六七十名重庆知青，小的也有一二十名。虽然不同县区的社办场的条件各异，长远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但最初的目标统统是自己动手、解决吃穿问题。绝大多数社办场通过两年的刀耕火种，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实现了粮食自给。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中国社会，也冲击了达县地区的社办场。 1967至1968年间，随着“文革”政治闹剧的展开，国家经济进入瘫痪状态，社办场大部分知青人心浮动，纷纷回流重庆，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