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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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坐在这张桌子上写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才在1988年第10期的《新世界》杂志上读到，六十八年后才发表。高尔基受他影响，也非常激烈，他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翻脸主要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出国根本不是治病，而是跟列宁吵翻了，是被逼走的。他一出国，国内就开始审判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是一起反对沙皇的，一起参加工兵苏维埃，现在把战友给审了，很多人被判刑。高尔基非常恼火，就让法郎士在法国发表公开信，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看后气坏了。但高尔基后来回国了。他是1921年走的，1928年第一次回国，住了五个月，1929年、1931年、1932年都回去过，1933年才正式回国定居。他想软化斯大林的政策，尽量保护知识分子。有时斯大林也给他点面子，没有他作家扎米亚京出不了国。但后来同斯大林也闹翻了，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还被关进笼子里。1934年苏联成立作家协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家只有赞美社会主义和歌颂斯大林的份儿。不想这样做的作家，只能“写了往抽屉里放”。拍马屁也要会拍，别拍在马腿上。穆拉杰利写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就是例子，竟歌颂起斯大林和奥尔仲尼启则的友谊来。他哪里知道后者是斯大林逼死的（或干掉的），结果遭到日丹诺夫一顿责骂。顺便说一句，穆拉杰利谱的歌曲20世纪50年代初期唱遍全中国，连我都会唱那首《莫斯科…北京》便是他谱的曲。你猜第一个向斯大林唱赞歌的是谁？帕斯捷尔纳克。猜不到吧？当然他同大部分唱赞歌的人一样并非出于真心，只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李：从1924年到1933年，这十年时间苏联经历了从列宁到斯大林时代的过渡，什么原因促使高尔基改变主意，决定回去呢？
蓝：高尔基回国有好多原因，给他看病的一个医生所写的回忆录说的比较真实。高尔基说：布尔什维克独裁得太厉害了，应该给他们带进一点民主，所以，我要回去，不然，他们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蠢事来。他要给布尔什维克带进民主，这其实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另外，斯大林需要他，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是用榨取农民的钱来搞工业化，把粮食卖到西方，再用外汇买机器。斯大林当初搞集体农庄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就有人反对，如布哈林。斯大林知道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一直不好，高尔基认为农民是非常愚昧的，需要强制，知识分子是俄国的精华。因此他觉得高尔基会支持他，就让各行各业的人给高尔基写信，欢迎他回国，恰好高尔基也想回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李：对于斯大林的重视，高尔基是不是也心存感激？
蓝：有也不会多，他跟斯大林的关系一般，因为斯大林过去仅仅是一个人民民族委员，根本不是个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冷不热。高尔基回国后，斯大林为了取得他的支持，在许多问题上对他还是尊重的，比如在文学问题上，两个人意见不同，斯大林就让步了。高尔基有时说了些过分的话，斯大林也不计较。高尔基为了满足斯大林的需要，也写了一本很恶劣的书《索洛韦茨劳改营》，说劳改营管理得非常好。因为当时劳改营中跑出去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地狱岛》在欧洲出版，产生很大影响，高尔基要澄清这个问题，消除影响，就去参观索洛韦茨劳改营。那天，犯人们都换上干净衣服，但以他的敏锐的观察力不会看不出问题来，因为所有犯人看报纸都故意倒拿着，暗示高尔基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高尔基把一个人的报纸正过来，但什么也没说。这本书是他的一个污点。另一个污点就更大了，他写了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这话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时他在国外，因几个作家跟斯大林发生过冲突，为了缓和关系，投合一下斯大林的心意他便写了这篇文章。斯大林看过后，大喜过望，让《消息报》和《真理报》同时刊载，后来审讯哪个人就说“伟大作家高尔基说，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但是高尔基后来还是跟斯大林进行过较量，他希望带来民主，影响斯大林，希望他对知识分子好一点，可是斯大林根本不听他的。为了加米涅夫的事，他们两个彻底闹翻了。本来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的亲密战友，可是后来让斯大林搞得什么都不是了。高尔基向斯大林求情，让加米涅夫搞文学工作，因为他过去有过底子，斯大林给了面子，让他当了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没想到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斯大林动了杀机，几天后，加米涅夫被捕了，说他和季诺维也夫是谋杀的凶手。高尔基知道后非常震惊，便给斯大林打电话，说加米涅夫这件事是不是有误会啊？斯大林以从来没有过的冰冷的口吻说，高尔基先生，不是您教导我们，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吗？这个问题请您不要过问，而且斯大林同志一个人什么也决定不了，还需要审讯。从此两个人关系就疏远了。他们的疏远就是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开始的。这时候，斯大林要作枪毙加米涅夫等人的准备，从批评科学出版社的书开始，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讲革命者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小说出版后很轰动。高尔基和加米涅夫拟定的出版计划中有这本书。《真理报》发表评论，质问为什么要出版《群魔》，高尔基不识时务，公然写文章辩解，说要了解敌人，就得读《群魔》，并且挺身而出，说出版这本书是他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在为加米涅夫开脱。但是高尔基年龄大了，在引文中出现错误，第二天，《真理报》登了一篇《就正于高尔基》，把引错的地方都指出来，并且充满了挖苦之词。高尔基又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但是《真理报》没登。《真理报》的总编辑是梅赫列斯，是个很坏的犹太人，但高尔基的文章，他是不敢不登的，不登一定是斯大林授意的。这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的一个信号，高尔基还浑然不觉，仍旧写文章为加米涅夫辩护。这时，又冒出了个潘菲洛夫，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质问高尔基》，因为高尔基在一年前写文章批评他的作品写得很糟，不值得青年作家学习。当时他感谢高尔基的教导，现在又骂高尔基，说高尔基批评错了。高尔基又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又未发表，这是斯大林给他的又一个信号。由此可见，高尔基跟斯大林还是斗了一番，他们是有较量的，高尔基敢直言。
李：高尔基也是很复杂的，他有缺陷，但还是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蓝：当然，高尔基有特殊身份，布尔什维克买武器的许多钱都是他给的，他又是列宁的朋友，在欧洲知识分子当中威望很高。
李：20世纪30年代，也是高尔基在中国威望最高的时候。有人把鲁迅跟高尔基比较，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那只是从影响上讲的，其实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蓝：是不一样。鲁迅对民族性的探讨非常深，高尔基只看重知识分子，对俄国农民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愚昧、不开化，而农民在俄国占大多数。他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竭尽全力维护知识分子，很了不起。但作为作家并未写出可以同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媲美的作品。早期关于流浪汉的作品还是很好的，晚年的一些长篇小说没法看。不信，你找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看看，能否还读得下去，而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书。鲁迅的作品不仅今天人们仍然爱读，每读还有启发。高尔基是革命的海燕，为革命而创作，如他的《母亲》，列宁就认为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他的威望随着革命的胜利越来越高。高尔基是当时政权所肯定的作家，鲁迅则是当时政权所否定的作家。
李：高尔基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斯大林合作，是不是与斯大林把他的地位抬得很高有关系？
蓝：最初没有作协，有的只有拉普等文学团体，中央不容易集中领导。1932年苏共把所有文艺团体都解散了，准备成立便于领导的各种协会，其中以作协最大。1934年成立作协，除了高尔基之外，谁也当不了主席，因此斯大林需要高尔基回来。高尔基是来自“底层的作家”，十月革命前已很有名气，加上他对布尔什维克在经济上的支持和与列宁的私交，十月革命后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第一作家。斯大林再抬也抬不到哪儿去了。斯大林要一统文艺界，需要高尔基出山。在一些文艺枝节问题上斯大林可以向高尔基让步，但要求高尔基帮他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权力上斯大林决不允许高尔基干预。一句话，斯大林需要的只是高尔基这块招牌。后来高尔基为加米涅夫说情，就是干预了政治，斯大林便同他翻脸了。
四、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
李：最早读您的文章就是谈法捷耶夫之死的，他的性格好像比较复杂。过去一般把他看作简单地听从斯大林的“御用文人”，但读了您的文章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他的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蓝：法捷耶夫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有自尊心，有才华。后来地位变了对作家同行不太好，他不得不充当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爱伦堡曾经有个比喻，说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元帅与士兵的关系。他自己也说，他一生最爱两个人，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斯大林，他一生最怕的两个人也是他们两个人。他的《青年近卫军》写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寇，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后来他昧着良心修改了，写了党组织如何领导青年们在德占区同德寇战斗。但他自己对人说，这本书成了什么样子了？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却不得不执行违背文学规律的政策。他不相信总书记对作家的指控，但又不能不相信。他内心极为痛苦，只好借酒浇愁，终于离不开酒了。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振奋过，想改善党对文学的领导，还给赫鲁晓夫等人写过几封信，但他们不理睬他。他在极度绝望的心情下开枪自杀了。
李：他讲《青年近卫军》改得不成样子了，是在文章中，还是在书信里？
蓝：都不是，是在跟人的谈话中。他晚年跟非党作家或同文学毫不沾边的人还说一些心里话。
李：这样修改作品与中国作家也有些相像。为了满足领导的喜好和政治需要，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修改作品。
蓝：但是这里也有所区别，法捷耶夫最后还是认清了斯大林的面貌。他只是不能不服从，而中国作家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改造得不够。在斯大林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作家，仍写出像《大师和玛格丽特》、《切文古尔》等反映现实的作品。当时当然无法出版，后来都出版了，引起了轰动。他们写的时候坚信总有一天能出版。中国仿佛没有作家在“大跃进”年代写出真实反映“大跃进”的作品，准备以后出版。反映中国历次磨难的作品都是后来写的。
李：您对索尔仁尼琴和爱伦堡是怎么评价的？
蓝：索尔仁尼琴确实写过许多好作品，比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创劳改营题材的先河，震撼人心。《癌病房》也很好，《古拉格群岛》不是小说，而是对苏联专制制度各种表现的研究成果，不像文学作品感染力那么大。卫国战争期间，索尔仁尼琴在同朋友的通信中把斯大林跟列宁比，说了不少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胜利前夕被查出来了，克格勃当着他旅长的面把他的大尉肩章揪了下来。旅长说，你在乌克兰是不是有一个兄弟呀？旅长无法保护自己的部下，只能向他暗示一下。他这才明白事情就出在这上面。他被判了十年刑，经过炼狱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的成名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关系很大，《癌病房》本来是要发表的，但是特找不到他，他正躲在一个地方写《古拉格群岛》，耽误了发表。正在这时，作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很不冷静，打印了二百五十封信，给代表们寄去，对苏联的图书检查制度猛烈抨击，说作协应该是保护作家的组织，而不是坑害作家的组织。这封信，在西方报刊上登了出来，苏联作协让他写文章声明西方登的信是对苏联的污蔑，可是索尔仁尼琴说，这封信并没有在苏联发表，我怎么写声明，你先登出来，我再写声明。这样，苏联作协主席费定就火了，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要处置他。同时，索尔仁尼琴的书在国外相继出版。苏联尽管对他猛烈批评，但是还是让他出国了。苏联在1967年有过一次真正的文字狱，即因为文字受审判刑的案子，又称为“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