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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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了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试验的终结。现在还剩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普罗米修斯窃来了怎样的天火？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6年8月号，总第36期）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
（一）
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这篇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当时译作喀拉罕或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不知道是因为传递中的耽误还是别的原因，到翌年4月3日才在中国的报纸上公布。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上，以“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为题，全文转载了这一宣言的译文，同时刊出了好些团体和报纸的反应。宣言受到欢迎的情况，李达说：
1920年春季，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中国，他的名字是Vitinsky。我们替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吴廷康。他是和他夫人同来的…他首先到达北京，和李大钊等数人交换意见。当时，苏联宣布废除沙皇压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一般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有好感，所以新文化界人士到处请吴廷康讲述苏联情况，对于当时像云雾一般的苏联，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更喜欢与吴廷康相联系。当时充任英文翻译的人是张太雷。由于李大钊的介绍，吴廷康到了上海，首先访问了新青年社的陈独秀…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吴廷康就劝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又：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说的与此大抵相同，唯明确说是在4月）
李大钊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说：
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绝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现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来华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10月18日的《晨报》刊出了张西曼的《我们对于中俄会议应有的表示》一文，其中说：
1920年4月3日苏俄外交委员会声明将从前俄国帝政时代在我国东三省和他处用侵略手段所取得的土地和各种权利一律放弃的通牒，可算是最重要和最公正的表示了！俄国国民，原是世界上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民族。这种优美的国民性，在俄国文学和哲学方面，无处不可窥见，我们要知道：俄国国民对于我们所表示的好感，完全不是一种示惠的手段。不过他们在1917年间，一度颠覆专制的政治，再度推翻官僚式的局面，确立平民政治的基础以后，想尽力于援助在国际上被侵略的民族和在一国内被压迫的阶级的事业罢了。别的且不说，他们慷慨的将从前一帮文明强盗官僚和武人在我国所掠夺的种种权利，全数退还我们。并且没有向我们提出各种无理的交换条件；他们所希望和要求于我们的，就只“树立亲善的邦交”而已。（《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在以后的许多年间，一些出版物宣传中苏友好，都以这篇宣言为苏联对中国友好的第一个证据。后来中苏关系和苏联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一些历史著作对这一宣言还是充分肯定的。史学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三四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引者案：似应作反应），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几十年过去，尘埃落定。人们可以看看这篇宣言的字句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了。
（二）
关于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篇宣言说：
自从1917年10月之后，劳农政府就取得大权，用俄国人民的名义通告各国，表示愿订永久和平底意思，并且说这种和平底基础，应由各国彼此归还从前所侵略底土地和赔款，不问国底大小；以及说各国对内，应该自主；各国对工人农人，不得以势力来压制，使他们不能上进。并且声明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因为这种密约，仅仅供给从前俄皇和协约国政府压制剥削其人民：尤其压制剥削中国的人民，仅仅是他们资本家和俄国军阀的私人利益底缘故。（据《新青年》第7卷第6号所载译文。另一种译文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五四运动文选》第359~362页）
这里说的，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由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那时，经过了三年的大战，俄国已经“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困顿不堪、痛苦万状”（《和平法令》，《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356页），就前线的态势说是处于劣势，就后方的局势说是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彼得格勒街头的骚乱导致了二月革命和沙皇政体的覆灭。二月革命之后形势继续恶化。布尔什维克执政，列宁知道，必须立刻退出战争。《和平法令》呼吁“立即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上面所引宣言中的这段话，其中有的意思在《和平法令》中可以找到。但是，《和平法令》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也没有有关中国的暗示，这本来是一个跟中国无关的文件。关于废除密约的事，《和平法令》也只是说：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是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的兼并的。
宣布废除的，是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临时政府同外国签订的密约。这一段时间里，中俄之间并未签订新的密约。宣言所说的废除中俄密约的事，是不能追溯到《和平法令》去的。宣言这样写，大约是要说早就有此好意吧。
宣言接着说：
劳农政府，曾经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1896年的中俄密约，1901年北京和约（即庚子条约），以及1906年、1907年和日本所订的协约，把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于中国的，以及取于中国又转让与日本及协约国的，一概送还中国。
废除对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中俄密约、庚子条约等等，是中国人多年的愿望。宣言表示要这样做，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1922年越飞来华，主要议题就是中苏建交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同他谈判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回忆说，“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巴黎和会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中国将遵循这一政策。我告诉他，我感谢他方才所阐明的对中国表示同情的观点，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我准备向内阁汇报，予以慎重考虑。我对他说，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过了两三天，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同越飞的第二次会见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听取了我的答复之后透露了苏俄的真正立场。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唯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目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越飞对我的答复显然大失所望。”（《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7页）
很清楚：废除中俄旧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如果愿意合作，具体地说，在当时就是单方面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才能谈到废除中俄旧约的问题。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合作的提议，越飞来了，又走了，至于条约呢，依然如故。由此看来，越飞的意思，与其说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还不如说是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制造事端，以配合苏俄推动世界革命的政策。
苏俄希望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又派了特使卡拉汉来华谈判。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正廷。在谈到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订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时，卡拉汉有意不提苏俄同外蒙签订的条约和协议，使之不在废除之列。当时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苏俄却希望通过谈判使它在外蒙的驻军合法化。（《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4~335页）这就是说，一方面要谈判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又要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了。
（三）
宣言说：
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底自由选择。
沙皇俄国在满洲以及中国别处侵占了多少中国领土，1969年5月2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有个统计：
1858年5月28日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1860年11月4日《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占去；
1864年10月7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1881年2月24日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占去七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为了让人们对这些数字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说，这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被俄国占去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4~5页）。
从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发表，直至今日，这些被占领土并无尺寸归还。如果有谁以为苏俄曾经许诺“归还”这些土地，那只能怨他自己没有细读或者没有读懂宣言的原文；宣言涉及领土问题，本来就没有说“归还”，只说是“放弃”。它并没有说“还给你”，只说“我不要了”。要懂得这里说的“放弃”是什么意思，人们就得回想一下当时的形势。那时东西伯利亚一带并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谢苗诺夫的白卫军在这里活动，滨海省和库页岛被日本占领。为了应付这一局势，苏俄决定在色楞河及贝加尔湖以东至太平洋这一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就是1920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的远东共和国，据称是实行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制度，以赤塔为首都。宣言说的，放弃所占中国领土，“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