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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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乃嘱其仍回福建，黯然而别。不久闻即病殁。一个狂热爱国分子，就这样下场，深为痛惜！不久，戴先生来东南视察，他住金华北山。这里出产佛手柑，果实鲜黄色，形如手指之集合，香气甚烈。他每日邀约部属谈话，指示工作，也约我谈话，要我成立浙西行动队。即以净明寺训练班学员为基础，另加入戴带来的一批江湖好汉。戴一再叮嘱说：“这批人都是峡县、新日三带的强梁，很多是刚由狱中提出的待决死囚，他们杀人，不眨眼，不是杀敌人，就是杀自己人。你要好好统率运用，使其为国效力。”我对海盗强梁，在闽早有接触，深知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钱”，这是人性之弱点，往往为了分配不公，因少数的钱，自相残杀。只要鼓励其多多杀敌，多得奖金：每次奖金绝对公平分配，自然皆大欢喜。
我对部属纪律素严，绝不许私取民间一草一木，严禁赌博打牌，也不许吸烟。但对这些传记人吸烟、饮酒、打小牌等，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我为管理便利起见，委派吕国华为队长，学楼永金为副队长，下分若干组，实际由我直接掌握。但绝不许擅取民间财物。他们倒很服从，没有越轨行为。他们不大习价军队规律，过惯江湖义气生活。有时谈起打劫生涯，与军警对抗往事，说得口沫横飞，似亦其经历之杰作。我时刻关怀其生活，每遇病痛或家属有困难时，予其安慰、帮助，以“爱”、“义”统御他们。他们都愿尽忠效死，反觉是可爱的一群，并不像戴所说的那样可怕。
至于净明寺训练班学员，都是上海工商界自愿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尤其工人学徒，有的尚未成年，纯洁可爱，服从听话，赴汤蹈火，毫不犹豫。我不愿某轻率牺牲，均留身边，视如子弟。此外，我尚调用前别动队第二大队一部分队员。行动队队员间素质虽极复杂，我以纪律及爱心管制他们，融洽如大家庭。
浙西行动队组成之后，我即率领推进浙西。队部设在于潜至天目山问的绍鲁。这里进出敌区便利。我们借住邱琳家，他是本地殷户，屋宇宽敞，大门前嵌有“青檀小筑”四字。青檀树据说是绍鲁的风水树，雄踞村口大路边，村外远远就可望见。干粗数围，五人尚难合抱。闻有数百年树龄，本干亦已有些中空，但仍枝叶繁茂，亭亭如盖，覆荫数亩。夏日村人群集树下，纳凉谈笑，以青檀树为傲。故邱琳用以名其宅。浙江保安处长兼九十一军军长宣铁吾，也曾借住该宅。
我队初成立时，我妻担任书记，总扩全部文件，助我推动工作，我们卜昼卜夜，十分忙碌。译电员顾漪虹、报务员徐涌淇，与重庆通报，与金华也有联络。岳母与我们同住，诚心念经礼佛，兼顾吾女葛苓。
我们与村民感情极融洽，从无纠葛。我则时刻叮嘱所属，力避与民间接触。我的部队番号是“大侠”二字，又都穿便衣，外间莫测高深，其把我们当作侠客组织，很多民、刑冤屈案件，竟纷纷向我哭诉求助。浙西民间早婚，常有十一二岁男童，娶十七八岁大姑娘，男童尚不懂人事，女媳不安于室，公婆哭求“教训”，我除劝解回去外，实爱莫能助。有一次，我的队员李锦标，被民女勾诱奸宿，我把队员打了一顿军棍，也把民女打了十几下手掌。这类麻烦才渐减少。以后仍有两个队员赵根生、曹福正，被诱离开，与当地民女结合，设籍绍鲁。
那时的口号是“前方杀敌除奸，后方生产建设”。上级指示：所有日寇，不论军职、阶级，格杀勿论：汉奸必须呈报核准，才能执行，盖恐错杀潜伏之人也。特别指示制裁重要汉奸，以期杀一儆百，而收镇压作用。但大汉奸防卫极严，深居简出，不易制裁，有很多单位，布置经年累月，毫无所获，反常牺牲壮士。故我改变做法，展开全面行动，中下汉奸也杀。我深深体会到，敌探爪牙，对我危害最烈！杭州敌伪情形，我已相当清楚，但行动工作很易失事，为避免牵连，力避与原杭站人员接触，另新发展关系，蒐集汉奸资料，开始扑杀群丑。只是所用武器，一部分系赵龙文拨用的前省会警察局毛瑟手枪，杀伤力甚小：一部分系杂凑手枪，有时使用不灵，后向比利时买来一批强力式手枪，杀伤力很强，开始轰轰烈烈杀敌除奸。高级首要没有杀到，如伪杭州市长何瓒，对其布置正将成熟，被保安处行动员先行下手，对伪省长汪瑞闓也正策划中，汪见何被杀，惊魂丧胆，重门深锁，警卫森严，难以下手。但中下汉奸及日军，被我队杀得鸡飞狗跳，人民听到大侠二字，额手崇敬，加油添醋，论大侠能飞墙走壁（随我撤台之上海警察局牟乃修一组人员，确能用壁虎功上墙），来去无形。作为饭后酒余谈资，敌伪闻风丧胆。每次杀一敌伪，上级颁发奖金一千元至三千元不等，我都召集各出力人员，当面公平分配，绝不扣取分文，大家心悦诚服。我队的行动成绩，始终列为最优。
我们进入敌区，多经临安、杭县，潜入杭市，或搭乘沪杭火车去上海。杭县三墩镇，几乃必经之地。杭垣日军，常巡至三墩，这里的敬探，多两面通，如甘心为虎作伥，危害我方，必予除去。
其次，有队员程炎仁等二人由上海回来，路经孝丰，因身上没有证件，被孝丰县府扣留，我将派员持公文去保。有队员王毅新，才十五岁，与程等二人感情特好，自告奋勇愿往。我说：“你年纪太小，要翻越一百多里的羊角岭，途中又常有打闷棍的拦路贼出没。”他坚求要去。翻过了羊角岭，快到报福镇，通降大雨之后，山洪暴发，要过一河（发源天目山北麓），没有桥梁，用大石立墩排列，须一步一步涉水踏石而过。当时水流湍急，两岸行人都观望不敢涉险。王急于达成任务，不听别人劝阻，冒险过河，才踏上第三石墩，即被急流冲去淹死。我闻讯后，立刻飞骑遄越峻岭，亲往捡葬，埋骨报福镇。以这样一个童年爱国志士，即为忠于使命，牺牲宝贵生命。我除痛哭一场外，每念及此，今仍痛伤！
又，发源天目山南麓的河流，流经绍鲁，清澈湍急，有些汇水地方很深且有漩涡，我们常在河里洗澡、游泳，但避去深潭。队员练永华，略懂水性，有一天，练与几个同伴戏水，被急流冲入深潭。我得报后，立即赶往跳入潭中，与几个能游泳者一起搜索，久久不得影踪。傍晚浮出水面，已回天乏术。练籍崑山，原上海工人，强壮活泼，我每次骑马远行，如去淳安、安徽宁国等处接洽公要，他常随马奔驰，系我心爱子弟兵之一。又死于水，我心十分痛悼！将其葬于绍鲁。
我们行动队表现优异，声誉卓着。很多游击队纷求参加，如：
（一）平湖黄八妹率人枪来附。我令其驻绍鲁山边庙里，予以集中训练，严整纪律，委其担任太湖游击大队长。她本普通妇女，和善信佛，与夫谢友胜贩盐为生。因敌伪部队经常下乡扫荡，奸淫妇女，老幼均受蹂躏。即躲藏芦苇中，亦常被其搜出，每每一个妇女，被多名兽兵轮奸，实在难忍痛苦与凌辱。乃啸聚受害村民，自动组成游击队。她经常携带长短两枪，大家叫她“双枪黄八妹”，雅号黄百器，并非双手同时能发枪也。她的部属，本皆乌合之众，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只能发射枪弹，一部分还不会用枪。我派人教导军事知识，简单操练射击技术。他们都是纯朴农民及商贩，经过几月训练，初具游击部队规模，乃分批潜回原地。原仅一百余人，因能运用本地男女老幼为其助力，或为耳目，无形力量已扩展全县，当以万千计。我给她的任务：
（1）保卫乡民。敌伪军下乡扰民时，对其偷袭或伏击；如大队来攻，则退避隐伏。
（2）破坏敌伪搜括。平湖乃鱼米之乡，敌伪经常向当地贱价搜括食米物资等。设法予其破坏、焚毁或劫夺。
（3）侦察敌伪活动。该地并无军事价值，没有大军活动。但敌方为巩固统治，不断包围清乡；清乡之后，将地方政权移交伪组织控制。必须侦察其动向，及时破坏。
（4）带路。我方工作人员进出敌区城市，因人地生疏，道路不熟，而太湖附近河港纵横，人民往来多乘小船。故无论乘船或搭汽车、火车，都需本地人带路。
（5）协助建立地方政权。我政府在沦陷地区，仍建立县、乡地下政权，此乃“省府浙西行署”主要任务。我义不容辞，帮其树立政权。谢友胜即出任平湖县自卫大队长。
（6）广布眼线，援救我方工作人员及受难人民。迨至抗战后期，美国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逃生，令予救护，送来后方。
这些任务，实际都由黄百器丈夫谢友胜执行，黄在后方活动。因“双枪”加上“女性”，颇有神秘性，名声响亮。她虽没有受过教育，但为人温厚，言词谦恭，颇引别人好感：不久名声大噪。浙江省府浙西行署给她很多荣衔。直至胜利，她夫妇在平湖兢兢业业，创了很大农庄产业。嗣因国共全面战争，各地土匪败类蜂起。当时我正担任总统府专员兼军务局司法科长，被衢川绥靖主任汤恩伯强调，担任第二处处长，浙江主席陈仪并要我兼任警保处长。汤令我于每一行政区，组织戡乱工作团；我曾至黄百器家拜访，谓黄出任嘉兴区戡乱工作团团长，她慨然允诺，重新佩起双枪。后我奉派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又委黄海北纵队司令。她初退大陈岛，后率数百反共义民来台湾，承蒙蒋夫人援助，拨给土地栖身，接济其生活，辅导创办小型工业工厂，使各家属能自力谋生。黄本人安享天年，前年无疾而终，各方亲友及国防部都莅临吊祭。有子谢宗玄、女黄安德，现均在台。其夫名义上是她副手，他没有来台，率队挺进大陆；后被中共捕杀，成了无名英雄。
（二）叶长明，他本某县（可能杭县）邮政局长，日军来后离职；号召一班同志，参加抗战。与浙西行署几个单位先后合作，均不融洽，自动向我归附，偕其妻同来。看他已有五十多岁，阅历丰富，社会关系复杂，有亲信干部十多人，在余杭、杭县、临安一带，有很多地方力量；拥有一批德造自来得手枪，能连发二十发，甚为犀利。因他当过邮政局长，熟人太多，不能进城（敌区）活动：我派其组织游击队，分布于临安至杭州一带，监视敌伪活动及保护我方来往工作人员。不知何故，叶竟被人暗杀。我疑与其一批枪械有关。当时我没有详询其枪的来源，可能私贩枪械，或他人见枪眼红，招致杀身之祸。我不及追查凶犯，即奉令去上海。
（三）王某，已忘其名，也与其妻同来归附。其妻文笔甚佳，他们也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在余杭有广泛力量。我派其运用本身力量，监视杭州至富阳日军活动，待机（日军进攻浙东时）破坏交通线。但与我建立关系不久，王即被我方余杭县府杀害，说他是共产党，破坏抗日阵线。其妻向我哭诉，指被挟嫌杀害。我则认为不管什么党，杀害抗日同志，才真是破坏抗战阵线。王如有不法行为，必须有凭有据，予以法办。岂能如此草率杀人？正打算严厉对付余杭县府，因奉令去上海，不知以后如何处置？
我所统率的“大侠”部队，一部分是上海工商学徒，一部分是亡命之徒，管理本极困难，只好严禁少与民间接触。幸绍鲁系一纯朴乡镇，只有十多家小商店，没有什么诱惑目标，相安无事。与于潜城相距约二十华里，于潜也是一简朴小城，但不免有茶馆、打牌等玩乐。那时浙江站于潜情报组长周逊敏，资格甚老，他当报馆负责人时，宣铁吾还是排字工人，故倚老卖老，常约人打牌。又有朱岑楼者，湖南宝庆人，夫妻本皆共产党，不知何时转入军统局工作。原任上海区第五情报组长，沪区破坏时，调任浙江站浙西督察。因浙西环境单纯，没有工作好做，也常打牌消遣。我的队员也有被拉入战圈，与县府人员混成一团。不知怎样，发生争执冲突，朱等竟仗我“大侠”声威，强迫县长沈时可来绍鲁。我问明情由，立刻请沈回府，并向其致歉。我与朱虽无隶属关系，仍被我教训一顿，身为督察，竟如此荒唐。过了几天，我又亲去浙西专员公署（与于潜城隔一河），拜访行政专员汪一苇，汪在言词中话中有刺，我向他解释：朱非我部属，并已转告其上级。也代致歉。
我为融洽与各方关系，除竭力约束所属外，又偕妻上天目山，拜访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夫妇，贺对我俩盛筵款待。他是江西人，特为我炖了一大锅狗肉，我礼貌上举箸作势，实未下咽。贺则大嚼大吃，吃得满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