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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第3部分

小说: 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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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乃嘱其仍回福建,黯然而别。不久闻即病殁。一个狂热爱国分子,就这样下场,深为痛惜!不久,戴先生来东南视察,他住金华北山。这里出产佛手柑,果实鲜黄色,形如手指之集合,香气甚烈。他每日邀约部属谈话,指示工作,也约我谈话,要我成立浙西行动队。即以净明寺训练班学员为基础,另加入戴带来的一批江湖好汉。戴一再叮嘱说:“这批人都是峡县、新日三带的强梁,很多是刚由狱中提出的待决死囚,他们杀人,不眨眼,不是杀敌人,就是杀自己人。你要好好统率运用,使其为国效力。”我对海盗强梁,在闽早有接触,深知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钱”,这是人性之弱点,往往为了分配不公,因少数的钱,自相残杀。只要鼓励其多多杀敌,多得奖金:每次奖金绝对公平分配,自然皆大欢喜。

  我对部属纪律素严,绝不许私取民间一草一木,严禁赌博打牌,也不许吸烟。但对这些传记人吸烟、饮酒、打小牌等,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我为管理便利起见,委派吕国华为队长,学楼永金为副队长,下分若干组,实际由我直接掌握。但绝不许擅取民间财物。他们倒很服从,没有越轨行为。他们不大习价军队规律,过惯江湖义气生活。有时谈起打劫生涯,与军警对抗往事,说得口沫横飞,似亦其经历之杰作。我时刻关怀其生活,每遇病痛或家属有困难时,予其安慰、帮助,以“爱”、“义”统御他们。他们都愿尽忠效死,反觉是可爱的一群,并不像戴所说的那样可怕。

  至于净明寺训练班学员,都是上海工商界自愿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尤其工人学徒,有的尚未成年,纯洁可爱,服从听话,赴汤蹈火,毫不犹豫。我不愿某轻率牺牲,均留身边,视如子弟。此外,我尚调用前别动队第二大队一部分队员。行动队队员间素质虽极复杂,我以纪律及爱心管制他们,融洽如大家庭。

  浙西行动队组成之后,我即率领推进浙西。队部设在于潜至天目山问的绍鲁。这里进出敌区便利。我们借住邱琳家,他是本地殷户,屋宇宽敞,大门前嵌有“青檀小筑”四字。青檀树据说是绍鲁的风水树,雄踞村口大路边,村外远远就可望见。干粗数围,五人尚难合抱。闻有数百年树龄,本干亦已有些中空,但仍枝叶繁茂,亭亭如盖,覆荫数亩。夏日村人群集树下,纳凉谈笑,以青檀树为傲。故邱琳用以名其宅。浙江保安处长兼九十一军军长宣铁吾,也曾借住该宅。

  我队初成立时,我妻担任书记,总扩全部文件,助我推动工作,我们卜昼卜夜,十分忙碌。译电员顾漪虹、报务员徐涌淇,与重庆通报,与金华也有联络。岳母与我们同住,诚心念经礼佛,兼顾吾女葛苓。

  我们与村民感情极融洽,从无纠葛。我则时刻叮嘱所属,力避与民间接触。我的部队番号是“大侠”二字,又都穿便衣,外间莫测高深,其把我们当作侠客组织,很多民、刑冤屈案件,竟纷纷向我哭诉求助。浙西民间早婚,常有十一二岁男童,娶十七八岁大姑娘,男童尚不懂人事,女媳不安于室,公婆哭求“教训”,我除劝解回去外,实爱莫能助。有一次,我的队员李锦标,被民女勾诱奸宿,我把队员打了一顿军棍,也把民女打了十几下手掌。这类麻烦才渐减少。以后仍有两个队员赵根生、曹福正,被诱离开,与当地民女结合,设籍绍鲁。

  那时的口号是“前方杀敌除奸,后方生产建设”。上级指示:所有日寇,不论军职、阶级,格杀勿论:汉奸必须呈报核准,才能执行,盖恐错杀潜伏之人也。特别指示制裁重要汉奸,以期杀一儆百,而收镇压作用。但大汉奸防卫极严,深居简出,不易制裁,有很多单位,布置经年累月,毫无所获,反常牺牲壮士。故我改变做法,展开全面行动,中下汉奸也杀。我深深体会到,敌探爪牙,对我危害最烈!杭州敌伪情形,我已相当清楚,但行动工作很易失事,为避免牵连,力避与原杭站人员接触,另新发展关系,蒐集汉奸资料,开始扑杀群丑。只是所用武器,一部分系赵龙文拨用的前省会警察局毛瑟手枪,杀伤力甚小:一部分系杂凑手枪,有时使用不灵,后向比利时买来一批强力式手枪,杀伤力很强,开始轰轰烈烈杀敌除奸。高级首要没有杀到,如伪杭州市长何瓒,对其布置正将成熟,被保安处行动员先行下手,对伪省长汪瑞闓也正策划中,汪见何被杀,惊魂丧胆,重门深锁,警卫森严,难以下手。但中下汉奸及日军,被我队杀得鸡飞狗跳,人民听到大侠二字,额手崇敬,加油添醋,论大侠能飞墙走壁(随我撤台之上海警察局牟乃修一组人员,确能用壁虎功上墙),来去无形。作为饭后酒余谈资,敌伪闻风丧胆。每次杀一敌伪,上级颁发奖金一千元至三千元不等,我都召集各出力人员,当面公平分配,绝不扣取分文,大家心悦诚服。我队的行动成绩,始终列为最优。

  我们进入敌区,多经临安、杭县,潜入杭市,或搭乘沪杭火车去上海。杭县三墩镇,几乃必经之地。杭垣日军,常巡至三墩,这里的敬探,多两面通,如甘心为虎作伥,危害我方,必予除去。

  其次,有队员程炎仁等二人由上海回来,路经孝丰,因身上没有证件,被孝丰县府扣留,我将派员持公文去保。有队员王毅新,才十五岁,与程等二人感情特好,自告奋勇愿往。我说:“你年纪太小,要翻越一百多里的羊角岭,途中又常有打闷棍的拦路贼出没。”他坚求要去。翻过了羊角岭,快到报福镇,通降大雨之后,山洪暴发,要过一河(发源天目山北麓),没有桥梁,用大石立墩排列,须一步一步涉水踏石而过。当时水流湍急,两岸行人都观望不敢涉险。王急于达成任务,不听别人劝阻,冒险过河,才踏上第三石墩,即被急流冲去淹死。我闻讯后,立刻飞骑遄越峻岭,亲往捡葬,埋骨报福镇。以这样一个童年爱国志士,即为忠于使命,牺牲宝贵生命。我除痛哭一场外,每念及此,今仍痛伤!

  又,发源天目山南麓的河流,流经绍鲁,清澈湍急,有些汇水地方很深且有漩涡,我们常在河里洗澡、游泳,但避去深潭。队员练永华,略懂水性,有一天,练与几个同伴戏水,被急流冲入深潭。我得报后,立即赶往跳入潭中,与几个能游泳者一起搜索,久久不得影踪。傍晚浮出水面,已回天乏术。练籍崑山,原上海工人,强壮活泼,我每次骑马远行,如去淳安、安徽宁国等处接洽公要,他常随马奔驰,系我心爱子弟兵之一。又死于水,我心十分痛悼!将其葬于绍鲁。

  我们行动队表现优异,声誉卓着。很多游击队纷求参加,如:

  (一)平湖黄八妹率人枪来附。我令其驻绍鲁山边庙里,予以集中训练,严整纪律,委其担任太湖游击大队长。她本普通妇女,和善信佛,与夫谢友胜贩盐为生。因敌伪部队经常下乡扫荡,奸淫妇女,老幼均受蹂躏。即躲藏芦苇中,亦常被其搜出,每每一个妇女,被多名兽兵轮奸,实在难忍痛苦与凌辱。乃啸聚受害村民,自动组成游击队。她经常携带长短两枪,大家叫她“双枪黄八妹”,雅号黄百器,并非双手同时能发枪也。她的部属,本皆乌合之众,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只能发射枪弹,一部分还不会用枪。我派人教导军事知识,简单操练射击技术。他们都是纯朴农民及商贩,经过几月训练,初具游击部队规模,乃分批潜回原地。原仅一百余人,因能运用本地男女老幼为其助力,或为耳目,无形力量已扩展全县,当以万千计。我给她的任务:

  (1)保卫乡民。敌伪军下乡扰民时,对其偷袭或伏击;如大队来攻,则退避隐伏。

  (2)破坏敌伪搜括。平湖乃鱼米之乡,敌伪经常向当地贱价搜括食米物资等。设法予其破坏、焚毁或劫夺。

  (3)侦察敌伪活动。该地并无军事价值,没有大军活动。但敌方为巩固统治,不断包围清乡;清乡之后,将地方政权移交伪组织控制。必须侦察其动向,及时破坏。

  (4)带路。我方工作人员进出敌区城市,因人地生疏,道路不熟,而太湖附近河港纵横,人民往来多乘小船。故无论乘船或搭汽车、火车,都需本地人带路。

  (5)协助建立地方政权。我政府在沦陷地区,仍建立县、乡地下政权,此乃“省府浙西行署”主要任务。我义不容辞,帮其树立政权。谢友胜即出任平湖县自卫大队长。

  (6)广布眼线,援救我方工作人员及受难人民。迨至抗战后期,美国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逃生,令予救护,送来后方。

  这些任务,实际都由黄百器丈夫谢友胜执行,黄在后方活动。因“双枪”加上“女性”,颇有神秘性,名声响亮。她虽没有受过教育,但为人温厚,言词谦恭,颇引别人好感:不久名声大噪。浙江省府浙西行署给她很多荣衔。直至胜利,她夫妇在平湖兢兢业业,创了很大农庄产业。嗣因国共全面战争,各地土匪败类蜂起。当时我正担任总统府专员兼军务局司法科长,被衢川绥靖主任汤恩伯强调,担任第二处处长,浙江主席陈仪并要我兼任警保处长。汤令我于每一行政区,组织戡乱工作团;我曾至黄百器家拜访,谓黄出任嘉兴区戡乱工作团团长,她慨然允诺,重新佩起双枪。后我奉派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又委黄海北纵队司令。她初退大陈岛,后率数百反共义民来台湾,承蒙蒋夫人援助,拨给土地栖身,接济其生活,辅导创办小型工业工厂,使各家属能自力谋生。黄本人安享天年,前年无疾而终,各方亲友及国防部都莅临吊祭。有子谢宗玄、女黄安德,现均在台。其夫名义上是她副手,他没有来台,率队挺进大陆;后被中共捕杀,成了无名英雄。

  (二)叶长明,他本某县(可能杭县)邮政局长,日军来后离职;号召一班同志,参加抗战。与浙西行署几个单位先后合作,均不融洽,自动向我归附,偕其妻同来。看他已有五十多岁,阅历丰富,社会关系复杂,有亲信干部十多人,在余杭、杭县、临安一带,有很多地方力量;拥有一批德造自来得手枪,能连发二十发,甚为犀利。因他当过邮政局长,熟人太多,不能进城(敌区)活动:我派其组织游击队,分布于临安至杭州一带,监视敌伪活动及保护我方来往工作人员。不知何故,叶竟被人暗杀。我疑与其一批枪械有关。当时我没有详询其枪的来源,可能私贩枪械,或他人见枪眼红,招致杀身之祸。我不及追查凶犯,即奉令去上海。

  (三)王某,已忘其名,也与其妻同来归附。其妻文笔甚佳,他们也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在余杭有广泛力量。我派其运用本身力量,监视杭州至富阳日军活动,待机(日军进攻浙东时)破坏交通线。但与我建立关系不久,王即被我方余杭县府杀害,说他是共产党,破坏抗日阵线。其妻向我哭诉,指被挟嫌杀害。我则认为不管什么党,杀害抗日同志,才真是破坏抗战阵线。王如有不法行为,必须有凭有据,予以法办。岂能如此草率杀人?正打算严厉对付余杭县府,因奉令去上海,不知以后如何处置?

  我所统率的“大侠”部队,一部分是上海工商学徒,一部分是亡命之徒,管理本极困难,只好严禁少与民间接触。幸绍鲁系一纯朴乡镇,只有十多家小商店,没有什么诱惑目标,相安无事。与于潜城相距约二十华里,于潜也是一简朴小城,但不免有茶馆、打牌等玩乐。那时浙江站于潜情报组长周逊敏,资格甚老,他当报馆负责人时,宣铁吾还是排字工人,故倚老卖老,常约人打牌。又有朱岑楼者,湖南宝庆人,夫妻本皆共产党,不知何时转入军统局工作。原任上海区第五情报组长,沪区破坏时,调任浙江站浙西督察。因浙西环境单纯,没有工作好做,也常打牌消遣。我的队员也有被拉入战圈,与县府人员混成一团。不知怎样,发生争执冲突,朱等竟仗我“大侠”声威,强迫县长沈时可来绍鲁。我问明情由,立刻请沈回府,并向其致歉。我与朱虽无隶属关系,仍被我教训一顿,身为督察,竟如此荒唐。过了几天,我又亲去浙西专员公署(与于潜城隔一河),拜访行政专员汪一苇,汪在言词中话中有刺,我向他解释:朱非我部属,并已转告其上级。也代致歉。

  我为融洽与各方关系,除竭力约束所属外,又偕妻上天目山,拜访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夫妇,贺对我俩盛筵款待。他是江西人,特为我炖了一大锅狗肉,我礼貌上举箸作势,实未下咽。贺则大嚼大吃,吃得满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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