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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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外贸局副局长。他自己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上中学时就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上了县委书记，因骄傲和生活作风问题被降职，文革中被斗，老婆离了婚。叙谈之下，我觉得他头脑聪明，有主见，也很有正义感。他气愤地说起一件事：外贸局收购到一对锦鸡，准备出口，可以卖几百元，地委书记来到县里，以六元的收购价买走了。说罢他连连叹道：“玩物丧志啊！”很显然，他的正直品性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难怪要被淘汰出局了。我们惺惺相惜，从此有了密切的交往。通过我，他也成了小渝的朋友。不久，老赖调任农业局副局长，经常下乡。每次返县里，他必来我的住处坐一会儿。可是，我发现他越来越郁闷了，常常是闷坐着不说话，不停地抽烟。有一回，我在中峰遇见他，他剧烈地干咳不止，我劝他到医院检查，他说过几天去桂林时查一下。几天后，他去了桂林，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再也没有回资源来。在弥留的那些天里，他全身浮肿恶臭，善良的小渝经常去给他换洗衣被和擦澡。
现在，当我遥想资源这个地方时，我仍感到亲切，是因为那里居住着一个名叫邹联政的人。他是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在他身上似乎集中了资源本地人对我的全部善意。在资源后期，我和敏子在县城没有住处，小渝也已调回桂林，我们每次到县城都在他家里落脚和吃饭，而他一家人也真正把我们当成了自己家的人。他告诉我，他早就崇拜我，但怕我看不起他，不敢打扰，后来看我很平易近人，就不怕了。他是一个天真质朴的人，和我在一起时话语不多，总是高兴地微笑着，之所以高兴也只是因为和我在一起罢了。离开资源后，我赠他一首诗：“十载困顿弹丸地，世态人心俱熟谙。开口直言已惹恨，闭门读书亦招谗。愚民帮毒祸尤烈，逆境友情品愈甘。欲散愁怀何所之，君家备得开肠餐。”听说他后来调到县政府当了秘书，接着升为副县长，最后是当县政协主席。他这么老实又尊敬文化的人能有官运，说明资源的确有了变化。在任政协主席期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知道了我的工作单位，便来信邀我回资源一趟。因为忙，我暂时未能成行，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的。
十一、停止的岁月
在暮色和细雨中，群山朦胧，资江默默地向北流去。多少个黄昏，我站在桥上，靠着桥栏，怔怔地望着云雾重重的远方。日复一日，我在这里过着不变的日子。年复一年，资江就这么流着，带走了我的生命的岁月。在这个深山小县里，岁月似乎停止了，历史的发展仅仅表现为日历的翻动，眼睛和耳朵成了多余的器官，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这里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
我本是一个喜欢静的人，却也不免害怕这里过分的静。尤其是敏子调来之前，独居的日子真是难熬。夜晚，在冷清清的屋子里，我像困兽一样坐立不安。我坐在桌前，风吹窗户，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海一样无边无际的夜包围着我的屋子，并且从窗口、从门缝流进来，在屋中弥漫，把我淹没。我挣扎，想逃，想喊，终于不过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凄清的空气如同二氧化碳，吸入肺中，进入心脏和血液，令人窒息。人在寂寞中是很难用功的，心里空荡荡的，不知怎样才好。上床睡觉吧，可是，在那床上看到的也是孤独二字。给朋友写信吧，把我的孤独告诉他们，可是，摊开信笺，一个字也写不出。孤独犹如空虚，是不能写也无从写的。
真正使我悲哀的是虚度岁月。夜晚卧床，每念及此，常常泪水长流。我问自己：难道我是矿物吗，久久地埋在这里，等着谁来开采呢？
公路上走来一男一女，男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肩扛一袋大米，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走着，女的背一个破书包，手拿一瓶食油，跟在后面。这是我和我的妻子吗？我们就这样地走下去，一直走到老吗？
乡间的景色是美丽的，但我仍不免触景生情，自怜自悲。我站在山坡上，脚下是松针蕨叶，四周是树林。眼前，辽阔的山谷间，一片云的海洋，如同凝固的波浪。太阳出来了，突然把山和云都染红。多么美丽啊。然而，我突然发现，一条清澈的小溪在群山间默默流淌，像泪水一样闪光，终于又消失在群山之中了。我心中一阵悲凉：我生命的溪流不也是这样吗？一个人的生活历程本来就像一条小溪，遇到一块石头便可改道的，弯弯曲曲，自己也不知道会流向哪里，最后却水流千转归大海——那永恒的死。
几年前，我心中还满怀希望，我的天空中还有许多彩虹，我相信，我的生活和事业还没有开始。现在，我睁开眼，闭上眼，都只看见一条平淡的路，我仿佛觉得，我的生活和事业都已经永远过去了。我根本不是在生活，只是在机械地延续着生命，这可怜的生命！我真想不到，我曾经是一个充满求知欲的聪明的孩子，却只得到了如此暗淡的一生。一生吗？不，这太残忍了，我至死也不相信。
上面这些话其实都摘自我当时的日记。有一段话最能表明，我多么强烈地感觉到岁月虚度的痛苦：“坐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我突然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不存在了，并且连我曾经存在过也忘记了。今天有一个人，从县城挤上车，又在中峰下车，为了向一些农民讲课。这个人就是我。但是，这个人也可以不是我，而是别的随便什么人，反正都一样。总之，随便哪个人存在着，却未必是我。”正是这样，虚度之为虚度，就因为在这些流逝的岁月中，一个人的自我是不存在的。倘若本来就没有自我，倒也罢了，对此不会有任何感觉，可我偏偏是一个很有自我的人，一旦清醒地观照这没有自我的生活，怎能不感到绝望。
我从小不留恋闹市尘嚣，心中真正怕的不是寂寞，而是自己会被贫乏的环境同化。我最渴求的是书和人，我对人生的要求也只剩下了这两样，只要有充足的书籍和才智相当的同伴，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可是，在这里两者皆缺。我担心长此以往，没有精神上的激励，既没有作用力，也没有反作用力，我会变得平庸而愚笨。一些在基层的大学生的确已经如此，人类广阔的生活世界和知识领域都永远与他们无关了，他们只想像眼前这样生活下去。不，他们想也没有想，只是事实上就像眼前这样生活下去了罢了。希望，然后失望，然后忘记了希望，最后连曾经有过的失望也忘掉了，麻木地度过余生，这岂不是许多人的生活轨迹？这对于我是一个警告。我不能忍受寂寞，但更不能忍受庸俗。我对自己说，可怕的不是呆在小地方，而是以小地方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么，好吧，我就算被埋没了，也决不让自己被报废。
十二、君子敬其在己者
在当时的环境中，我所面临的危险是双重的，既可能被环境改造成一个像动物那样活着的庸人，也可能主动地适应环境去追求表面的成功。其实二者都是被环境同化，后者所造就的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庸人罢了。一个在地区宣传部工作的大学生好心地劝我，多给没有水平的报纸写些没有水平的稿子，见报多了，就会逐渐引起注意，得到重用。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开始时，我听从他的劝告，真的给广西日报寄了几篇稿子，但都石沉大海。幸亏结果如此，使我及时停止了这种愚蠢的努力。我看清楚了，要走捷径就必须迎合某种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何苦这样委屈自己，还不如走我自己的寂寞之路来得舒心。有人知道我在埋头用功，问我：“你学得再好，懂得再多，又怎么样呢？”我心想，处境优劣，地位升降，由不得我自己，有没有真才实学，却在于我自己了。我只追求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去考虑不由我支配的事情，也就落得了一个心安理得。荀子的话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因此君子“日进”，小人“日退”。
从1974年起，我的若干老同学陆续上调到了自治区一级机关。刚听到这类消息，我颇受刺激，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后来，我在出差时拜访了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状态，心里反而坦然了。他们中有的人一副志满意得的样子，教导我说：理论问题的结论从来是由权威来做的，搞理论研究毫无必要，文学、艺术、理论等等全是雕虫小技。然后，语重心长地规劝我搞好人事关系，如此才会有前途。我发现，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精神事物没有兴趣，唯一的变化是更加世故了。接着，又传来消息，一个曾经宣布屈原和李白都是反动文人的同学调入大学教书了。我心里越来越平静了，相信自己有权利看轻所谓机会和运气，蔑视一切虚假的成功，以真实的成绩傲笑空洞的名位。
我仍然看不到自己在现实中有什么前途，但是，这种处境反倒使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定力。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因为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现在处境恶劣不能使我止步，一旦处境好转同样也不会使我止步。相反，那些没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世故和运气也许可以带给他们一个好位子，但永远不可能使他们真正有所作为。回头去看我当时的日记，我发现，我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已经十分坚定而明确，甚至在表达上也与今天相当接近。也许，牢固地确立一种做人原则，看重内在的精神性成就远超过外在的社会性成功，便是资源八年半历练的主要收获吧。让我从日记中摘录一些句子——
“看到无能的人走运，我不羡慕，因为他终究是无能的。看到有能力的人走运，我不嫉妒，因为这是他应得的。”
“庸人很容易满足，有所不满也是因为琐碎的事情。精神性的人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不会完全满足，也不会完全不满。”
“我的吃亏在太老实，如果像那种沽名钓誉之辈行事，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本性难改，宁肯老实而默默无闻，不愿滑头而飞黄腾达。所以，恐怕只能如此以终了。”
“生活苦吗？环境乏味吗？但我不羡慕任何人。我为我是我自己而感到幸福。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精神是不能传染的。我永远不会羡慕那些缺少精神的人，不管他们在别的方面多么富有。”
“尽管久居僻地，我还是勉力发奋，不让自己颓败下去。在这种环境中，不知有多少人沉沦了。想到这一点，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每当我勤奋做事的时候，想起那些什么事不做、什么学问没有、专凭职权欺压百姓的人，就禁不住轻蔑地一笑。尽管他们气势汹汹，我还是有权利蔑视他们的。”
“即使一辈子受冷落，我也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但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决不做一个不学无术的沽名钓誉之徒。说这是清高也好，说这是志气也好，反正我是决定这样一意孤行了。”
当然，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也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七十年代初期，书店里根本没有值得一读的书出售。我在县中学图书室里发现了一套很不全的万有文库，真是欣喜不已，陆续借来读了。《鲁迅全集》重印，我让家人在上海买了寄来，重读了一遍。闲读杂书不能使我满足，我特别想做一点系统的研究，苦于无从着手。1973年，评法批儒开始，给我提供了一个题目。当时我对这场宣传攻势的背景和用心并不了解，但觉得基调是有问题的，曾在日记中写道：“儒法两家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两手，所谓王道和霸道是也。过褒过贬，似不妥当。现在尊法批儒，大约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吧。”不过，借此机会系统读一下两家著作，也是好事。正巧小早得到一套印影线装的《韩非子集解》，我便让他寄来借我一读。那时我正在一个很落后的村子下乡，夜晚没有电灯，跳蚤叮得人无法入睡，我便打着手电筒读书。读完后，我很想写一写，但觉得资料不够，就写信给见过几面的地委宣传部长，求她帮我借书。她回信表示拒绝，理由十分特别，竟是因为韩非子不属于宣传报道范围。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题为《韩非的法治理论》。在当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发表，不过我的目的从来是自己弄清问题。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但是，清楚总归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总算是在做点事情了。
从1973年起，配合着评法批儒，中华书局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