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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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宗并不喜欢他。一班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刚入学时，他知道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年级，便使劲靠拢他们班上一个姓郭的同学，不久发现弄错了目标，马上和那个同学疏远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只知道后来他到我们班来结交郭世英是非常主动的。
他给郭的见面礼是一篇关于黑格尔美学的论文，我看见过，厚厚一叠。郭对我说：“完全看不懂。”不过，郭很欣赏他的才华，交往逐渐密切起来。在第一学期末，因为一件事，他们的交往达于顶峰。曹让郭借来郭沫若的七种史论，据说几天就读完了，并写了一封数万言长信与郭沫若商榷。那是一个星期天，世英例外地不回家，我看见他伏在桌边不停地抄写，有时去找曹争辩几句，熄灯后又在走廊的灯下继续工作。之所以要誊抄一遍，是因为曹的字迹十分潦草，怕郭老不能辨认。下周一，郭回到学校，我发现他情绪激动，面容痛苦。在寝室放下书包，他立即去找曹。后来听说，郭老看了长信很生气，不准世英再与曹来往。从曹那里回来，郭的眼角留有泪痕，他发疯似地抖落床铺，找出纸笔，立即埋头写起来，写了揉掉，揉掉了再写。一会儿，他抓起写完的两页纸匆匆离去。我把他揉掉的纸团展开，那是一封给父亲的信的废稿，其中感情冲动地说，他发现了一个天才，但爹爹不理解，这件事不但关系到曹，而且关系到他自己的一生，他的命运是与曹联系在一起的。此后若干天里，他与曹几乎形影不离。他对曹的遭遇充满同情，还以之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
但是，蜜月的时间不长，不久后就起了冲突。一年级下学期，他们的关系相当冷淡。原因之一，是上述事件之后，曹经常在郭面前辱骂郭老是宫廷文人、御用学者，伤害了郭的爱父之情。一次上课时，郭把刚写的一张纸片递给我们传阅，曹在上面批道：“不要像父亲似地乱叫了，还是认真研究一些问题吧。”郭脸上顿露不快之色。原因之二，是郭认为曹虚伪。一次下课后，我们在一起走，他对我说：“我现在很讨厌曹，不想和他说话了。他说他要共产主义，他要的是什么共产主义啊。他还要一块招牌。”据我所知，曹最推崇的是卢卡契，而郭直接欣赏西方流派。郭还对我说：“他总是在演戏。演给别人看还可以，演给自己看就太恶心了！”他讲了一件事。有一次，曹向他借手枪，他问曹想干什么，曹指着自己的右胸说：“你不是想退学吗？你用手枪打我这里。”“这倒好，”郭继续对我说，“我打他右胸，他反正死不了。他去住院，吃得好好的，而我去蹲监狱。这种人居然还天天想着要写他的《人，岁月，生活》。”
曹的演戏冲动的确令人费解，小早说的追求东语系女生是一例，我也遇到过类似例子。1963年5月上旬，郭刚出事，有一天，我与曹在校门外散步，他突然决定立即去郭家一趟。回来后，他向我叙述经过。据他说，他见到于立群，开口尊夫人，闭口贵公子，使于大为气恼。他还把郭沫若又娶新妇并遭到周总理责备的谣传告诉了郭本人，并指出人们一致认为他现在写的诗根本不像诗。几天后，我从陈老师那里知道，事实是他吃了闭门羹，郭沫若和于立群拒绝见他。当时，因为做郭世英的工作之需，陈老师与于立群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应当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我看不出曹有什么必要向我编造这种故事，只能解释为这是他自己的一种心理需要吧。
不过，即使在最讨厌曹的时候，世英坚持认为，他确有很高的才分，现行教育体制对他这样的人是一种摧残。批判会之后，曹被判劳教三年，因为文革，实际上也是到七十年代末才获自由。此后他留学剑桥，研究量子力学，据国内媒体报道，一度成为三一学院的签约研究员。在牢中度过十多年，出来后很快就有这种状态，证明了他的毅力和才分。我不喜欢他的为人，但现在我倾向于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他必须经历特别艰难的生存斗争，他的一些毛病也许部分地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是人性在非正常条件下的扭曲。
写郭世英，无法不涉及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曹秋池。听说曹现在定居美国，如果他读到这本书，发现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希望他指正。我很愿意通过这个机会，澄清我的一段重要生活经历中的疑点。
十四、根深蒂固的右倾
1964年2月，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写村史家史，我们年级到平谷县，我在那里的复兴村住了一些天。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农民接触，感觉很新鲜。冬日的北方村庄，土墙枯树，偶闻狗叫，一片静穆。农民朴实而热情，把旱烟袋递给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个青年农民向我赠五言诗，我愉快地应和回赠。有时也不免闹笑话，乍见农民如同乍见老外，觉得他们长一个样，判断不了他们的年龄，见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农民开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话出在执行这次下乡的任务上。我负责写一个老雇农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在我的引导下，他大诉其苦，我如获至宝，赶紧笔录。可是，到头来我终于听明白，他诉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我追问他扛长工时生活怎样，他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说那时候可好了，吃得饱，活不重。这个家史当然没法写了。
去平谷只是下农村的小小前奏。从1964年开始，全国党政机关人员包括高校师生组织成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整个大学第三年，我们在顺义县城关公社搞四清。原先宣布只参加这一期，然而，该上四年级时，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学系搞学校社教试点，哲学系停课，便安排我们先去首钢劳动一个月，后到怀柔县崎峰垞公社参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顺义，我被分配在城关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工作组是混合编制的，共六人，成员来自不同学校，组长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一名女教师。一间农舍兼男宿舍和办公室，我们没完没了地在那里面学习和开会。房间里整天烟雾缭绕，把我也熏成了一个忠诚的烟民。我抵御不了烤烟香味的诱惑，一开始卷喇叭筒抽着玩，后来就自己买烟，从八分钱一包的绿叶过渡到两毛一一包的黄金叶。时常为生产队里的问题发生争论，我和小傅总是“右派”，那个小严永远是唱高调的“左派”。小傅是轻工业学院的男教师，有动人的歌喉，为人轻松随和。小严是科技大学的男教师，担任副组长，正在争取入党，整日绷着一张煞有介事的面孔。我发现，“右派”和“左派”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常识，而不尊重常识的人往往有极强烈的功利心。大队会计刘殿才在我们生产队里，便成了我们工作组的重点清查对象。这个人十分精明，能说会道，无论怎样攻心、查帐，都无奈其何。最后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里一个女青年拉进厕所里发生了多少次关系。他说那个女青年是情愿的，那个女青年说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组为此分别对二人进行了一次次讯问，结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负责队里的青年工作，这项工作单纯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欢我这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也把我引为子女的榜样。
怀柔如今已成为北京人消度周末的休闲胜地，当年却以穷山恶水著称。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台子大队，工作队的指导员是一个军人。与第一期的大兵团作战不同，这一期人员较少，全队不过几人，不再分组。同队还有两个北大学生，都是西语系的，一个是从中央警卫团转业的，担任工作队长，自我感觉极好，总与一个从农村抽调上来的风骚的女队员打闹厮混，另一个是比我还笨拙的书生，成了经常遭指导员数落的受气包。我身上右的倾向根深蒂固，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队里有一个老汉是“坏分子”，戴帽的原因只是与大队书记吵过一架，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耿直勤劳的人，便坚决主张为他平反，结果被批评为阶级立场不稳。我还十分同情一个富农的女儿，她是一个漂亮温顺的姑娘，却不得不经常参加为地富子女召开的会议，恭听侮辱性的训示。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我领教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等级制度何其严酷，所谓四类分子固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的子孙实际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贱民。我不能不将心比心，设想自己倘若投生在这样的人家，情形将是何等悲惨、绝望、不公正。
那时候怀柔山区的农民真是穷苦。大石山中仍要以粮为纲，便只好炸开石山，沿坡垒筑坝阶，造出一小块一小块薄田。造田之后，为了解决水源，还必须凿石开渠。隆冬季节，我常和农民一起在山坡上抡镐，领略过与顽石搏斗的辛劳。然而，产量仍然极低。我们吃的是派饭，除了四类分子和特殊困难户，一家吃一天。人们尽量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也不过是杏叶馍之类。村里常见因近亲通婚造成的痴呆人，还有一个患梅毒的老太，鼻子、手、足都烂掉了，天天匍匐在院子的地上。生产队长是一个复员不久的军人，人很正派，因为自己的胃病和村民的落后而总是愁眉苦脸。我和一个养牛老汉睡一条炕，染了一身虱子，一件棕色毛衣因为结满虱卵而变成了浅灰色。开始感到痒，恶心，浑身有小虫子在爬，时间一久也就麻木了。有一回，我独自去远处一个村外调，在山路跋涉了大半天才到达。调查完毕，天已黑了，当地工作队的人留我与他们同住，我十分犹豫。我是为我的满身虱子自惭形秽，如果我住下，肯定会传给他们。如果要当日赶回，只能抄近道，翻一座大山，山上有野兽，而且几乎必然迷路。最后我怀着一种罪恶感住下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社教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发动两年后直接导向文革。不过，当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此茫然不知。在运动中，也曾为上头精神的多变感到奇怪，例如开始时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后来又批为形左实右，但只是奇怪而已，未能深想。1966年6月1日夜晚，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攻击校长陆平及校党委的大字报，次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刊载。聂元梓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其余六人也都是哲学系的教员，我闻讯自然为之震惊。几天后，指导员宣布，接上级通知，北大学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鉴定不做了，每个人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给自己做出鉴定。
十五、洪流中的兴奋和疑惧
从农村回到学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种火热的气氛之中了。校园里，在临时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墙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大抵是指向业已倒台的旧北京市委、校党委以及各系总支的。在第三学生食堂，开辟了内部大字报栏，揭批彭、罗、陆、杨和其他大人物。不过，这个内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们十分兴奋，三五成群热烈地议论着。聂元梓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的，从贴出到广播，几天之内，留校的师生已分成两派。当我们回校时，胜负早已分晓，保陆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聂元梓的一派则兴高采烈，四处演讲，向刚返校的听众介绍其光荣的战斗经历。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我也异常兴奋。一向在台上指手画脚的校领导突然被打倒了，虽然派进了工作组，但学校仍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常轨不复起作用。列宁曾把革命称作人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是一派过节的景象。革命意味着暂时的权力空白，人民一向受着严格的管束，现在突然没有家长了，成了无人管束的孩子，洋溢着乍获自由的喜气。大字报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隐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开眼界。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强烈的隐忧乃至恐惧。事实上，早在半年以前，报上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种忧惧就已经开始。我不知道高层斗争的内幕，但是，对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作出极端牵强附会的解释和臆测，据此在政治上提出吓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轨一起，常识也被打破了，如果说常轨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识的打破却使人迷惘了。魔鬼已从瓶中放出，它将施怎样的魔法，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报栏前流连，贪婪地读着，惊讶着，激动着。北大是一座大字报的森林，我一头扎了进去。有一天，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突然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