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11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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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样，他把烟拿出来，放在手表面上弹几下，然后又用手在香烟上轻轻一摸。当他抽第一口时，他会深深地吸进肺里，然后又长长地吐出来。看他抽烟是一种享受，他在不紧不慢中品味着烟的意味。他抽的烟不好，是那种叫“红双喜”的香烟。我把烟壳拿在手里看了看，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种牌子的烟了。
　　你现在生活好吗？他像长辈一样关心地问起我来了。
　　很好，一切都很顺利吧。我答道。
　　其实我说的根本不是真话，今天在妻子面前这样摔瓷瓶会是生活和谐的举动吗？不仅如此，我在单位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最近一些日子，我们的头儿经常给我穿小鞋，把我科长的职位给撤了，让我整天无所事事。我的情绪一直扭不过来，一直很压抑，很沉闷。上周，我与头儿也吵了一场，吵完以后我甚至打算调离这个单位。但这些我是万万不能告诉曾老师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生活肯定会变得更加美好。所以我要挑好的说，甚至编着说。
　　最近是不是又提拨了？曾老师吐着烟气问。
　　可能吧，上次人事部门找我谈过话了。我继续编着。
　　我一直希望你能当上市长，当上市长我就光荣了。他突然笑着说。他一笑，我也跟着笑。
　　这中间他还告诉我，单位分给了他一套房子，是最后的房改房，有九十多平米。我向他表示祝贺。
　　我们就这样边吹边喝，曾老师不时说到他的学生兼我的同学。我知道这是他的荣光，也是他的寄托，因此尽可能顺着他，让他开心。他说到学生时脸上放光，情绪饱满，一副得意的样子。
　　你知道班上的马达吧？他突然转移话题。我当然知道，我点了点头。
　　他不是人！曾老师话里蹦出这么一句。令我惊讶。
　　马达怎么啦，马达怎么啦？我有些摸不着头脑。马达是个半瞎子，他有一只眼睛是看不清东西的。他没有考上大学。我知道他现在在办乡镇企业，前几年我还在报上看到过他的报道。
　　他骗了我的钱！曾老师讲这话的时候有些愤怒。我看到有几丝唾沫星子从他的嘴唇里飞了出来。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曾老师有些激动，他激动的时候，脖子上的青筋就暴了出来，那只握烟的手也有些微微发抖。以前，他在课堂上对我们激动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预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我希望他能马上讲下去，但曾老师竟然咽住了。他就张着嘴，皱着眉，一副想说又说不出的样子。
　　你喝口水，慢慢讲。我把酒杯举了举。
　　曾老师喝了一口酒，然后长长地吸了一口烟。你也知道，他在办厂。曾老师接着说，他那个是饲料厂，做鸡鸭饲料的。前年他给我打电话，说厂里形势很好，想集资，问我参不参加。当时他跟我说利率很高，基本上一年就可以翻一番。我听了有些动心，我当时身边有五万块钱，我就全部放进去了。
　　曾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个大概了。他朝我看了看，用力掐灭了烟头。我看到烟头还在冒着青烟。现在，你知道现在怎么了？我一分利息没有拿到不说，五万块钱也飞了。他这个厂不行了，马达这个小子已经逃掉了，你说你说……他越说越激动，脸孔的颜色也变了。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怎么能欺骗老师呢？我也替曾老师打抱不平。
　　你去找过他了？我问。
　　我去过，厂里已经贴了封条，厂里的人告诉我，马达已经三个月不见人影了。曾老师说话的时候瞪着眼睛，有点吓人。
　　他简直是个混蛋！我说。
　　事实上，我也只能这样说。但是我心里想，曾老师啊曾老师，集资也是有风险的啊，这就好比是炒股票。但我没有把这样的话说出来。我想这样说的话，曾老师肯定不高兴。有时，人是不能说真话的。
　　曾老师在一旁摇着头。服务员又把一盆菜端了上来。曾老师看了一眼，没有吱声。我拿起一根牙签放在嘴里，不停地剔着牙缝。我很同情曾老师，我试图找些词汇安慰他，但这些词汇仿佛都躲得远远的。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下，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短信。曾老师的眼睛看着窗外。我把手机短信打开，是妻子发来的：我要和你离婚！
　　有什么事？曾老师警觉地问我。我急忙把手机放进口袋。没有，没有事，我说道。我把酒杯举起来，与曾老师碰了碰，然后一口把酒喝了下去。我突然发现脑子有点乱，曾老师在说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听进去。我的眼睛望着窗外，汽车和自行车正源源不断地从我眼前经过。我还看到一辆汽车后面拖着长长的尾气，像一缕破絮似的。
　　
　　家里的战争越演越烈了。
　　妻子已经好几次在电话里通知我要离婚，她的口气强硬，一副不回头的样子。我没有回家，我就住在宾馆里。我们经历着艰苦的拉锯战。有时，我想，我为什么要结婚呢？这个问题问得我无所适从。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看出我经历着的一切，我还是正常上班，正常地与单位的同事开玩笑。我觉得与妻子的那场危机就像一出戏，我是个演员，她也是个演员。
　　那天与单位的同事说笑的时候，一封信到了。现在我很少有信，朋友之间要么打电话，要么在网上聊。我一看信件，有些惊讶。信是曾老师寄来的。于是我急忙告别同事，去看这封信。曾老师用的是学校的稿纸，有些黄，也有些粗糙。他首先对我那天的接待表示感谢，然后说了以下的话：“那天我过来，其实是想和你借钱的，但我开不了口。现在我的房子装修在即，有些一筹莫展。我借给马达的五万元，师母是不知道的，她还以为装修的钱是够的。我不敢告诉她，一告诉她家里就会闹翻天。我越想越后悔。现在我想跟你借三至四万元钱，请你一定帮忙。”
　　那封信拿在我手里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我没有想到曾老师那天来是想向我借钱的，一个老师向学生借钱，这总归有些不自然吧。但最最要命的是我那天撒谎了，我把自己目前的一切说得很好，说得很顺溜，说得日子已经达到小康了，但事实上呢？我读着这封信时，就越来越后悔那天的表现。我为什么要撒谎呢？如果那天如实告诉他真相，甚至让他到我家里走一走，或许就没有这样的后果了。我不是不想借钱给曾老师，我确实是没有钱好借。我有钱的话不仅会借他，而且可能还会送他，关键是我现在自身难保。现在家里乱成一团，我自己的生活也变得十分窘迫，你说怎么办呢？
　　我拿着信，走到窗前。我看到窗外的城市。城市灰蒙蒙的，汽车像甲壳虫似的在街上行走。我开始抽烟。我听到同事们讨论着汽车，他们在算计买哪辆车合算。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被曾老师的那封信折腾得有些头晕了。
　　傍晚时，我没有回家，妻子也没有任何信息。我就在单位附近找了一家小店，吃了一碗面。我在面里放了许多辣椒，以致我吃完的时候，额头上都是亮晶晶的汗。在我把面条送进肚子里去的时候，我作出了一个决定，我想如实向曾老师坦陈我的真实境遇。怎么告诉呢？我想还是写信，把我现今的遭遇（包括与妻子的关系），通通告诉他，我想我这样的一封信肯定能赢得他的信任。再没有比信任更重要的了。人不能活在虚伪之中。这样的想法令我激动，我回到单位就铺开信纸写了起来。单位里很静，没有其他的人，我就在柔和的灯光里诉说我的真实境遇。我想，即使面对父母，我也不会写这样的信的，但面对曾老师不同，我既把他当作老师，又把他当作朋友。“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老师的忙我可能帮不上了，希望你能体谅。”在信末我这样写道。
　　
　　望着这封信，我有些悲哀，但这毕竟是真实的我。最后，我还是把这张薄薄的纸装进信封，可这一页纸在我手里却变得异样沉重。
　　
　　妻子把家里属于她的东西都搬了出去。
　　她的母亲还找到我单位，对我大加指责。她母亲问她女儿怎么了。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去问她自己吧。她母亲有些激动，问我是不是欺侮她了？是不是打她了，是不是有了外遇。我真是冤枉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我们吵架没有任何原因，我们就是不和，不谐调，没有原因，没有道理。我看不惯你，你也看不惯我，就这样争吵起来，不友好起来。她母亲到我单位一闹，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了我的事，他们对我指手画脚，添油加醋，把我的生活弄得更糟了。
　　她母亲来闹以后，让我也产生了离婚的念头，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没劲透了。时间过去几天以后，我也把曾老师这件事给忘了，我被自己的生活折腾得焦头烂额。但曾老师显然没有忘记，他在某一天的上午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是打到我手机上的，当时我们部门正在开会，于是我拿着手机到附近的一个洗手间去接电话。
　　曾老师，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我听到是曾老师的声音后，急忙问。
　　收到了，收到了。他这样一说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下来。
　　曾老师没有谈我的那封信，他还是谈马达。他说他到马达家里去过了，只有马达的妻子在哭哭啼啼，并且告诉他家里什么也没有，连电视机都被人搬走了。曾老师问我怎么办？我沉默在那里，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这样的学生真让我丢脸，他这样感慨道。
　　马达可能不是有意的。我突然冒出一句为马达辩护的话来。
　　这怎么可能的，他当时有几百万，我这五万块钱算什么呢？曾老师显然对我的说法不满。我想我还是沉默吧，我对他们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我不能发表看法。
　　你单位的情况应该还是可以的吧？这时曾老师开始说到我了。
　　曾老师这句话提醒了我，我的心头一怔。这时，我的思绪很多，我想他可能根本不信任我的那封信，他还以为我在编造理由呢。我……我……我真的……这时我真的说不下去了。这是非常糟糕的场面，我越是这样说不清楚，越会让曾老师怀疑，但我怎么说呢？我想我的那封信已经说得够多了。
　　你借一点吧，你多少借我一点吧，你知道你那个同学是多么不地道。曾老师道。
　　曾老师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我想就算我去借钱也要借给他的。但我心里很不开心。曾老师在电话里还通报了他向另外的学生筹钱的情况，他说沈中国很爽快，答应二万，王香梅一万，沈大林和魏文学各五千。
　　从曾老师的口气里，我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他似乎要让我们这些学生来分担马达的责任。
　　那……那我……我就一万吧。我缓缓地答道。
　　你有困难吗？曾老师关心地问。
　　就这样吧，我一万。我坚定地说。
　　我把电话合上的时候揉了揉眼睛。我的头绪有些乱。我不知道怎样去筹这一万元钱，我身边只有一千多元钱。这个月的电话费已经成问题了，但这一万元钱我必须去筹。这时，我的心头冒出一个非常不合人情的想法，我觉得我这是在还人情，还曾经欠下的对曾老师的人情。我站在洗手间里，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毫无生机。这时，我闭上眼睛，我仿佛看到曾老师脸上的那颗黑痣在不停地放大。它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我看到那颗黑痣已经覆盖了他的脸。我就这样站着，洗手间里的气味很浓，它们正一阵阵地朝我压迫过来。
　　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一看，是妻子发来的短信，她在短信中说：到了该了断的时候了，她的律师要找我谈一谈。
　　从洗手间回办公室。我们头儿朝我瞄了一眼，那是很不友好的一眼，里面充满了责疑和愤怒。你到哪里去了？我们在开会，你是什么态度？如果他光是朝我瞄一眼，我是不会生气的，但他的责问却让我的火星冒了起来。我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掌，砰地拍了一记桌子，桌子上的烟灰缸就飞跳了起来，连烟灰都溢到了桌上。
　　办公室里的人都吓住了，个个都面面相觑。我们的头儿脸色发白，他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他张着嘴，一下子连话也讲不出来了。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我突然想笑出声来。
　　
　　事情的发展真是令人难以想象。那天，律师找到我单位来了。这让我十分恼火，凭什么到单位来搅和呢？我想发作，但没有发出来。律师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把一份协议递到我面前。我瞄了几眼，就把那个协议扔了过去。这是不可能的，我对律师说。律师咳了一下，然后吐出一句话：那我们只有在法庭上见了。
　　我朝他看，他也朝我看。
　　我觉得有些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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