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11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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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我终于找到你啦！”
　　“你是谁？”婆婆惊然梗直了脖子。
　　“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
　　“赔什么礼？”
　　“几天前，我在你手买了一串钥匙链。可我给你的伍拾块钱是假币。现在，我把真币补给你，再向你老人家说声对不起！”
　　这一说，倒使婆婆十分镇静了，伸出手说：“你过来，让我摸摸。”
　　袁根以为是要打他。如果仅仅是挨几下打也不要紧，补过就应该付出代价。担心的是一个军人当众被打，丢掉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面子，而是解放军的声誉。他犹豫了一下。但马上便有了主意。他把军帽摘了，军上衣脱了，往前一站，眼一闭说：
　　“老人家，你‘摸’吧！”
　　婆婆的手颤抖地举起来，从头摸到脖子，说：
　　“你，怎么把帽子摘啦，衣服脱啦？我怎么没有摸到你的帽徽、领章？”
　　袁根愣住了。
　　婆婆说：“孩子，你不要奇怪。其实，当时你给我假钱的时候，我就摸出那是假钱了。我没有眼睛，一辈子就靠手上的功夫过日子，咋会摸不出来呢？”
　　袁根说：“那你为什么不当面出我的洋相？”
　　“孩子，要是别人，我会说的。可我当时就知道你是解放军。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离近了还有光的感觉。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你头上有一颗星星在闪烁，很明很亮。因此，我知道你是解放军。何况周围那么多人都盯住你呢。不就是一串钥匙链吗，解放军需要一串钥匙链。再说，我不以为你是故意用假钱来骗我，或者你也不知道那是一张假钱。我这个老婆子把它收住就是了，何必为难解放军呢？”
　　袁根的眼睛湿润了。他陡然抚住婆婆的手，结结实实地喊出一声“老人家，你真伟大！”仿佛他不是替罗光辉补过，像在为自己洗刷心中的污渍。然而，连胡婆婆都没有想到，他在激动的气促中，竟提出一个近乎唐突的要求：
　　“老人家，我是本县驻军战士，叫袁根。你就响响地唤一声我的名字吧！真的，老……妈妈，我求你呢！”
　　他把“老”与“妈妈”故意间隔开，而且将“妈妈”唤得很重，拖得很长，尾声中还带着颤音。
　　婆婆感觉到了这份非同寻常的情感，但却不明白如此迫切的原由。她听得出，那间隔开的“老……妈妈”中似有一种强烈的认她做“妈妈”的渴望，但天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仅仅一次为补还真币的检讨，就动这种心意，于情于理都是不可能的。也许自己太多心了，也许袁根原本没有这个意思。她这样想着，因此，她并没有进人情感的波澜里。她用一种平静，轻唤了一声：
　　“孩子……”
　　就这一声“孩子”，袁根似乎也觉得满足了。他响亮地应了一声：“哎——！”接着又唤了一声那间隔开的称呼，眼眶中，涌动着婆婆看不见的热泪……
　　就是这一次，袁根认下了这个“老妈妈”。他每月去县城给自己母亲寄钱时，总要去路口看一次这个站着卖钥匙链的“老妈妈”，每次给这个“老妈妈”留二十块钱。
　　这件事袁根对谁都没有讲。更没有对罗光辉讲。人们只看见他笑更多了，眼更小了。而罗光辉仍然隔三岔五地去县城寻找，每次都扫兴而回。袁根看在眼里，却一笑了之。
　　
　　三
　　
　　马上到了年底。
　　连队给每个兵发一盘磁带。把每个兵对家人的拜年话录下来。还讲些在部队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高兴事。报告成绩、体会什么的。再唱一首歌。录好后寄回家里去。让每个兵的父母亲听一听。听到儿子在外面一切都好，少想念，多放心。
　　这件带现代化的好事儿，人人都高兴。都录了。都寄了。话讲得挺清亮。歌唱得很优美。
　　袁根却不。
　　连长查过袁根的档案。知道他是个没有父亲、只有母亲的独生子。这更需要寄录音回去。不然，孤独的老娘太苦闷，这个年不好过。他问袁根：
　　“你为什么不？”
　　袁根沉了半天，说：“我家没收录机。”
　　连长说：“现在，这东西不贵。花一二百块钱买一个。”
　　袁根说：“我母亲平常用不着。就为一年听一次这，听完放起来，不需要。”
　　连长又说：“向邻居借一个放一放也行。”
　　袁根摇摇头。
　　再问就低了头。
　　连长便不再问。心已有了谱。他断定问题的根本是因为穷，舍不得买。于是慷慨解囊，为袁根买了一台收录机，让袁根录好磁带一并寄回去。
　　袁根急出一头汗。话都急得变调了：“连长，不能叫你破费。我不是买不起。我妈不识字。寄回去也不会用！”
　　连长说：“这又不是高科技玩艺儿。很简单的。插上电源一按就响了。即使她老人家不会，村里人总有会的，一问不就会了吗？”
　　袁根坚决地说：“我妈不需要这个。真的，不需要！”
　　
　　连长有些生气地说：“天下父母都会想儿子，都需要。我看是你不需要，不想念自己的母亲！反正，机子买了，寄不寄，录不录，由你吧！”
　　说完，将机子塞进袁根的怀中，又补了一句：“虽然说‘忠孝不能两全’，可是，不孝不是一个好军人！”
　　可袁根到底还是没有录，没有寄。那机子像一个多余的物件，冷落地放在他的床头。
　　过节以后，许多兵收到家里寄来的反馈磁带，抱着小收录机哇哇地放。都是自己父母亲的家乡话、家常话。都是自己亲人们的鼓励祝福、欢声笑语。听得人很惬意。
　　袁根坐在一个角落里。或躺在铺板上闭着眼。再不就用枕巾塞上耳朵。再不就走出去，躲到远远的地方坐。
　　兵们见他这样，就在耳朵里掖上小耳机，自己听。睡觉前听。散步时听。都怕惹恼了他。
　　其实，袁根只是烦躁了那一阵。那一阵过后，一切都好了。还是笑，而且，当别人再听的时候，他也想听。还让人把音量放大点儿。
　　兵们都说他古怪。对他猜测纷纭。
　　有的说，他是冷血儿，生性不想母亲。平时连信都不写，所以更不会寄什么磁带。
　　有的说，他因为打架背了处分，不知道对母亲说什么好，没脸对他母亲说。
　　本班人却另有高论：联想到“母亲节”那天缺少的那个母亲的故事，推断他母亲可能是后娘，他从小受过虐待，他恨他母亲。
　　更有甚者，说他脑子有点儿不正常。
　　也许都有道理。
　　这些闲言传到连长耳里。
　　连长不担心别的。倒担心最后那种情况：怕他脑子真有毛病。如果真有，确是要好好治一治的，不能掉以轻心。于是便默默观察。于是又默默交代排长、班长观察。观察他的思维反应，操课站岗，一举一动。
　　都在猜疑。事事有眼。
　　只袁根一个人不知。仍如平常一样施工执勤，与人言笑，随和可亲。
　　
　　四
　　
　　尽管有那么多猜疑的目光印在袁根的背后，但他与婆婆的交往却一直没有被发现。袁根每一次都在那个路口与婆婆相见，每一次都嘘寒问暖，把“老妈妈”叫得响亮而亲切，他企求的就是这种母子间的交流，他觉得这交流是一种享受，这享受是金钱和物质所不能替代的；婆婆每一次见到他时，都要把他从头到肩摸一遍，而且又总是唠唠叨叨说许多话。婆婆告诉袁根：原先，这个地方都是农村，是改革开放后，县城才扩展到这里。她的眼也不是天生的残疾，是在那个极“左”的年月，村里学大寨，开山造平原，她的丈夫放炮出了意外给炸死了，她因此哭了几个月，把眼睛哭瞎了。她还向袁根问起她蓄在心中的疑惑：
　　“孩子，你，是不是家里没有妈妈啦？”
　　袁根说：“有。我妈妈在家里天天劳动。”
　　又问：“那你为什么像亲妈一样照护我？”
　　“我没有别的理由，我就是看见……你长得像我妈妈。”
　　“哪一点像？”
　　“哪一点我也说不清。反正……像，很像。”
　　他说得这样简括。婆婆也没有再细问，她觉得知道一个蒙眬的“像”已够她回味无穷了。他们谈到最后，仍然是一个唤“老妈妈”，一个唤“孩子”。虽然，这不是亲儿亲母间的称呼，但相见多了，谈得多了，内心上便有了一种亲情般的牵挂。心细的婆婆凭着她长期失明而多用心感耳听的超常功能，对袁根就像自己的孩子那样熟悉，每次袁根来，不用袁根叫，听到脚步声她就说：
　　“孩子，你来啦？”
　　“是的。老……妈妈，我来啦！”……
　　还有一个情况应该被人察觉而却没有察觉：每当袁根从县城回来，或者不知在哪一阵高兴或烦恼过之后，总会独自坐在一个地方，默默地掏出母亲的照片看一番。这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和所有农村孩子的母亲一样，温厚善良，满脸沧桑，衣服不新，但却干净。母亲平静地端详着他。他却不平静地端详着母亲。他经常想起小时候他摔了跤或是受了别的孩子的欺侮时，母亲赶来抱起他、拉起他的情景，经常想起母亲吃咸菜而把鸡蛋埋进他碗里的情景，经常想起他不忍母亲受苦中途辍学帮母亲种田而被母亲呵责的情景，正如阎维文歌词中唱道的那样：“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他分明看见母亲的嘴在动，从口形上看见母亲在唠唠叨叨安慰他，呵护他，但他听到的却是瞎婆婆的唤声：“孩子，你来啦？……”这时候，他才如梦初醒般发现，他与这个“老妈妈”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的寄托，造成了一种情感的互动或是错位。
　　
　　有一次，袁根去县城寄钱，又来看望这个“老妈妈”，但那个路口却没有“老妈妈”站卖的身影。他心里一惊，像疯了似的寻到家里，这是他第一次到“老妈妈”家。这时，他看见婆婆的门前燃着十几盆火，火势熊熊，烟雾弥漫。他惊疑地走进屋里，看见桌上一个黑像框里镶着一个虎眉大眼的小伙的放大的照片，照片前点着两支蜡烛，跟前摆着一盘水果，一盘点心，一碗小米捞饭，捞饭上插着一双筷子。婆婆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双手正抚摸着像片默默地流泪。袁根停住了脚步，他被这情景惊呆了，抑或是不愿意打破老人的默哀。还是婆婆听见了他的脚步声，说了一句：
　　“孩子，你来啦？”
　　袁根这才说：“是我来啦，老……妈妈。你今天没去站卖，我以为你生病了，把我吓了一跳。”
　　婆婆说：“今天在家陪我儿子。”
　　沉默一打开，婆婆就不再流泪。她接下来的讲述，使袁根从惊疑中发生了强烈的震撼——
　　当婆婆把眼睛哭瞎后，她的儿子听说祁连山有一种仙草，能治好她的眼，就去采那仙草，不幸遇上了雪崩。驻地一个哨所的解放军官兵去救，结果也遭遇雪浪，有一个战士还受了伤。婆婆去雪山为儿子喊魂，她开始是走，走不动了就爬，硬爬到哨所。但哨所解放军为了她的安全，不让她进山。她面对雪山疯一般喊着：“儿啊！你在哪里？娘来啦，跟娘回去吧！……”儿子没有喊回来，永远埋在了雪山里。她听见的是哨所官兵们的回音。那个受伤的战士很难过地说：“老妈妈，你儿子是孝子，我们没有能力把他救回来。你什么时候想儿子的话就到这里来看看，我们都是你的儿子。”婆婆从士兵的心声里获得了慰藉，终于放弃找回儿子的努力。她对战士说：“我儿子有解放军在这守着不孤单。”然而，婆婆在家里却孤单。屋里一天到晚听不到说话声。她不愿一个人孤寂地呆在家里，在邻居——就是那个当初在桥头上指引袁根找见婆婆的四十多岁的胖大嫂的撺掇下，这才走出家门，干起一份既可谋生、又能排遣孤独的卖钥匙链的小生意。尽管如此，每到儿子遇难的日子，或是清明和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她就在门前烧许多盆火，她说她儿子在雪窝中冷；还有那些守在雪山上的哨所的解放军也冷，她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解放军祈祷。
　　袁根听得震颤，听得眼酸。这不仅仅是婆婆的一段家庭的苦难，同时也是婆婆为什么甘愿默默承受那伍拾元假币的委屈而没有当面声张的合理的原由。他猛地向前一扑，半蹲半跪式地握住婆婆抚摸儿子遗像的手，粗急的呼吸声和滚热的汗气流像一尊倾倒的沸腾的锅炉。他本想安慰“老妈妈”，甚至几次冲动，想把“老”字去掉，响亮地唤一声“妈妈”。可是，又一次电流般的互动，使他想起了远在家乡的亲娘。在他激动和感动的时候，顶多也是这样只握住亲娘的手就够了，一切表达尽在不言中。正是这种互动带来的冷静，使他没有突破极限。他紧紧地、紧紧地把着婆婆的手，甚至连那声叫惯了的“老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