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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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耳。。该员等此番赴局宜遵谕专心襄办轮船，能于一年内赶速制造一二只，乃不负委用。其轮船以外之事，勿蘧推广。③看来，曾国藩造船心切，对徐寿等人的能力估计不足，将译书之事看得太难了。幸而冯焌光和沈保靖是支持徐寿的，经过他们的请求，曾国藩允许徐寿“小试”译书。
徐寿物色了上海英华学塾校长兼《上海新报》编辑英国人傅兰雅（J。Fryer，1839—1928）担任专职口译，并聘请富有译书经验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和美国人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担任兼职口译。于是，徐寿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汽机发轫》，华蘅芳与玛氏合译《金石识别》，而徐建寅与傅兰雅试译《运规指约》，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事业就此开始了。这几部书都是由徐寿等中国笔述者赶到西人口译者的租界住处翻译的，来往费时，很不方便，因此，制造局拨出房屋作为翻译之处。1868 年6 月，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这样成立了。
③ 孙景康：《仲虎徐公家传》，见杨模等编《锡金四哲事实汇存》。
1868 年8 月，在江南制造局制成第一艘轮船“恬吉”号下水的同时，《汽机发轫》等四部译书也均告译出，并呈送给曾国藩“鉴赏”。曾氏对轮船制成极为满意，对于四部译书也非常欣赏。要知道李善兰、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花了七八年才译出七八部书啊。从此，他对译书事业的态度立即转变为大力支持，指示扩大翻译馆的规模，同意徐寿等人的建议，兴建翻译学馆。徐寿等翻译委员制订了翻译馆的长期规划——《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①。这一计划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招收学生，培养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1870 年初翻译学馆建成之后，新任上海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涂宗瀛认为翻译学馆与培养外语人才的上海广方言馆“事属相类”，他请示曾国藩后，将广方言馆搬进了新落成的翻译馆，结果徐寿等人的科学教育计划化为了泡影。不过，这一计划的另一半内容，即译书计划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如按照第七条“测经纬以利行船”，此后每年即由贾步纬编译《航海通书》；据第八条“译舆图以参实测”，李凤苞等编译了世界地图纸、中国沿海海道图和长江图等几种地图；而《西国近事汇编》、《西国近事》和《翻译新闻纸》等送呈各省官员的定期出版物，则是按照第十条“录新报以知情伪”的计划编译的；至于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则在第五、六、九条“编图说以明理法”、“考制造以究源流”、“广翻译以益闻见”等条文中规划周详了。这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引进西方科技的最大的一项计划。正是这个计划的实施，使江南制造局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译书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科技著作编译机构。徐寿也是在翻译馆建成以后，由“制造名家”转变为“翻译名家”。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翻译馆与傅兰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直至其去世。作为翻译馆的创始人和主要译者，徐寿为翻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最后17 年生命。
徐寿先后与傅兰雅合作翻译了近30 种科技著作，约250 万字。其中，最有名的是几部化学书，此外，《汽机发轫》、《西艺知新》正续集和《宝藏兴焉》等也很重要。
①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6。
第三节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徐寿的第一本化学译书是《化学鉴原》，是根据当时美国流行的一部化学教科书翻译的。此书译于1869 年，是最早译出的一部专门的化学书籍，于1871 年作为江南制造局的首批译书出版。那时，许多化学术语还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来表达，因此，必须拟定一套元素、化合物和化学概念的汉语译法。为此，徐寿和傅兰雅经过认真研究，解决了这一翻译难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化学元素名称的翻译。他们首创了以元素英文名的第一音节或次音节译为汉字再加偏旁以区分元素的大致类别的造字法，巧妙地将元素英文名译为汉字。他们根据这一原则新造的化学元素汉字如硒、碘、钙、铍、锂、钠、镍等字，几乎难以看出是新造的汉字。这一元素译名原则不仅能对已知的元素拟定合理的译名，而且为后来拟译新发现的元素译名提供了如法炮制的规范，其基本原则为后来的化学家所继承。目前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原则就是在徐寿的基础上制订的。至于化合物的译名，他们除对某些常见者采用意译之外，一般都译其化学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译法。在徐寿和傅兰雅翻译《化学鉴原》的同时，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J。G。Kerr，1824—1901）与其学生何然也根据同一底本在进行翻译。他们了解到徐寿的译名之后，就在其译本《化学初阶》中采用了《化学鉴原》的一些译名。不过《化学初阶》的译文比较简略，文字也不如《化学鉴原》那么通畅，因此远不如《化学鉴原》在读者中影响深远。《化学鉴原》被时人誉为“化学善本”①，是近代化学传入中国早期时影响最大的一部译书。
徐寿等在翻译《化学鉴原》时只译出了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在介绍有机化学时，他们选用了英国新出的一部化学教科书，书名定为《化学鉴原续编》（1875 年）。由于那时有机物的英文名称也还没有统一，徐寿和傅兰雅在翻译有机物时采用了音译，因而该书比较难读。《续编》译出之后，他们见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的内容比《化学鉴原》更丰富，更有条理，于是又将其译出，定名为《化学鉴原补编》，于1879 年出版，其中还加入了论述新发现的元素镓及其化合物的内容。
徐寿非常重视分析化学，称之为“化学之极致”。在翻译完《化学鉴原》不久，他就让其子建寅与傅兰雅翻译了一本简明的分析化学著作《化学分原》。但他不以此为满足。1879 年，年已61 岁的徐寿又开始与傅兰雅合作翻译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富里西尼乌司（Karl R。Fresenius，1818—1897）的两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学著作《定性分析化学导论》和《定量分析导论》。这两部著作的德文原版分别于1841 年和1848 年初版，后来一再修订重版，并被译为欧洲各国文字。它们在分析化学的学科建立和系统化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其作者富氏被誉为近代分析化学之父。这两部书的篇幅都不小，译成文言共有75 万字之多。徐寿和傅兰雅是依据其英文新版翻译的，前后历时的4 年之久，译本分别定名为《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于1883年出版。
徐寿还翻译了一册《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 年出版），它是根据英国出版的一部著名的化学词典中的部分条文翻译的，介绍了气体、液体和固体① 《广方言馆全案》。
受热膨胀理论，气体定律，理想状态方程和绝对零度等概念和理论，详细罗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家研究液体和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结果。
这些无机、有机和分析化学译著的翻译出版，以及他们翻译的《宝藏兴焉》（1884 年）、《西艺知新》中的化工著作如《造硫强水法》等的出版，将西方近代化学比较系统地引进到中国，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化学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为化学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些译著的翻译出版也改变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化学知识引进的落后状况。随着它们的问世，化学知识的引进甚至可以说走在了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前头。
就徐寿自己而言，通过翻译化学书籍，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科学水平，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之一。早在译书之前，他就从英国订购了全套的化学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在译书的同时，他往往要将书中的重要的化学实验亲手做一遍。因此，每译完一书，他也就掌握了书中的化学知识，并能将有关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他曾为江南制造局的龙华火药局建成硫酸厂，制造过硝化棉和雷汞等炸药。
徐寿在翻译化学书籍不久就开始试制硫酸。最初，可能是由于生产规模过小，制得的硫酸的成本较高①。1873 年之后，他和傅兰雅翻译了一本介绍英国用铅室法制硫酸工艺的《造硫强水法》，同时，徐建寅等也翻译了一本《造硫强水法》（后来没能出版）。在此基础上，徐寿改进了工艺，扩大了生产规模，使成本大为降低。其所制硫酸不仅在质量上与西方所产不相上下，在成本上也比进口货便宜不少。所以从1876 年起，龙华火药局所需硫酸即全系自产，不再依赖进口。徐寿研究制造硫酸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硫酸工业的开端。他摸索的一整套制造工艺在龙华火药局长期延用，后来还载入1905 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记》之中。
徐寿对矿冶也很有研究。也是在译书之初，他就从国外订购了各种各样的矿石样品和金属样品。后来，他又一面译书，一面研究辨识矿藏，提炼金属。他的有关知识，在开平煤矿、徐州煤矿和漠河金矿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① 《格致课艺汇编》卷4 己丑（1889 年）春季超等第一名孙维新课艺。第四节乐律研究的成就徐寿一生都爱好研究乐律之学。他年轻时以复制古乐器开始为人所知，晚年又因研究律管的管口校正而赢得了西方科学界的赞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研究了律管的半黄钟与正黄钟不相应的问题。这是中国律学史上一个困扰了人们上千年的老问题。中国古代向来以弦定律，以管定音。古人认为管弦同律，依此，则黄钟律管与长为其一半的半黄钟管应该刚好相差八度音，可是实际则不然。在中国古代，只有晋代的荀勖（？—289）和明代的朱载堉（1536—1611）研究过律管的校正问题。徐寿研究了朱载堉的成果，认为其结果“理虽近似”，但“尚未密合”①。他从缩小管长来研究这个问题，用九寸长的开口铜管（即清制黄钟管）实验，发现截去其一半，无法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长一点，则能准确地得到八度音。他用不同管径的铜管实验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徐寿这项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他用简单的实验得到了律管管口校正的一个经验数据，并以实验否定了弦管同律论。然而，他的这一结果却与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J。Tyn…dall，1820—1893）《声学》（由徐建寅和傅兰雅译出，1874 年出版）的有关论述相矛盾。1880 年11 月，徐寿让傅兰雅将他的实验结果翻译成英文，报告给丁铎尔，就为何他的实验与《声学》不符，管口校正的科学计算以及弦管不同律的真实原因等问题向丁氏求教。显然，徐寿和傅兰雅都感到这一实验结果是一项有意义的科学发现，因此，他们将信同时也寄到了英国著名的科学刊物《自然》（Nature）杂志社。那时，关于管口校正的研究在欧洲正引起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物理学家博赞基特（R。H。M。Bsanquet）的系列研究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J。W。Strutt，1842—1919）在其巨著《声学理论》（Theory of Sound）中发表的理论推算公式。他们的研究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基本上解决了管口校正的问题。徐寿的研究几乎与他们同时，尽管结果比较粗略，但仍然引起了英国科学家的极大兴趣。《自然》杂志于1881 年3 月10 日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发表了上述信件。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我们看到，对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的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而且是用那么最简单、原始的器材证明的。”在西方科学大举进入中国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徐寿的管口校正结果在《自然》杂志上的发表，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①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31 页。
第五节创办格致书院徐寿晚年的另一项重要的事业是创办上海格致书院。该书院最初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H。Medhurst，1823—1885）倡议建立。由麦氏和傅兰雅等外国热心人士组成了董事会。1874 年11 月，徐寿受邀为董事。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几位华人董事，结果中西董事各占一半。而徐寿是格致书院早期的最为重要的一位董事。徐寿首先着手的是筹款。他先后上书李鸿章等官绅，得到李鸿章、冯焌光等有力者的大力支持，为书院筹集到了大量的钱款。据记载，在全部7700 两建院款项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即6000 余两是由徐寿募集而来。为了格致书院的建设，徐寿还拿出自己多年节衣缩食积攒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