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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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他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主动结交日本朋友，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查阅资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参考资料欠缺和校雠编辑等困难，“朝夕编辑”，在离开日本时，《日本国志》“甫成稿本”。他调往旧金山后，因总领事的政务忙碌，编撰工作几至中辍。光绪十一年（1885）秋，黄遵宪由美请假回国，先去梧州看望其父，接着回到嘉应州。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日本国志》，终于在光绪十三年四月（1887 年5 月）完成了《日本国志》的撰写。全书包括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等12 类，共40 卷，约50 余万字。这是中国人纂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日本的通史。黄遵宪坚持“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①的原则。特别强调“牵涉西法，尤加详备”②，把介绍日本学习欧美、进行“革故鼎新”的明治维新以后的现状作为重点，以期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日本国志》写就后，曾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清政府有关当局的重视，但却被束之高阁。光绪十六年（1890）始由广州富文斋出版初刻本，同年又出改刻本。其后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浙江官书局的重刻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的排印本和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均从光绪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国志》考察了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发展，“无一事不资之外人”：明治维新前，日本“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明治维新后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③，从而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①，把“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作为“先务”②，“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③。与之相反，中国长期以来“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④。他认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以保商务”⑤。为此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应当“降心以相从”，借资于欧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③ 《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 页。
①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40 页。②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 页。
③ 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① 《日本国志·邻交志》。
② 《日本国志》卷15《食货志》一。
③ 《日本国志》卷38《物产志》一。
④ 《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⑤ 《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
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⑥。
黄遵宪在书中介绍了日本的财政状况，他主张中国一方面可以对西方国家实行的租税办法，“择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国内“旧有之利，祛中饱之弊，还于朝廷，而公于天下”，使岁入常税“骤增五六倍”，这样“国用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即可克服，而制造轮船、铁路等“一切富强工具”⑦的经费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日本国志》还介绍了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处、乐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会等历史状况及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礼和俗“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是“因人情而为之”。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的习惯。因而治国化民，必须重视人们的习惯。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为习惯，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故于习惯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①。黄遵宪之意显然是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风俗习尚。
黄遵宪把撰写《日本国志》搜集到的“旧闻”和“新政”中的“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为次，“衍为小注，■之以诗”②，集成一本七言诗集《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1879），北京同文馆聚珍本《日本杂事诗》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环报馆重印，继而日本凤文馆，中华印务局，日本东京、京都，广西梧州，湖南长沙等先后翻印，均为二卷本，卷一73 首、卷二81 首，凡154 首。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任驻伦敦参赞期间对《杂事诗》进行了修改，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长沙富文堂出版修订本。他郑重声明：“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③定本把原本诗154 首中删去12 首，修改了28 首，增补了58 首，共辑200 首。
《日本杂事诗》是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的史诗，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贻书询外事者”①。它与备“朝廷咨诹询谋”的《日本国志》是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诗歌史上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帮助中国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⑥ 黄遵宪致蔡毅若观察书。
⑦ 《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① 《日本国志》卷16《食货志》二。
② 《日本国志》卷34《礼俗志》。
③ 戊戌四月《日本杂事诗·后记》。
① 《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第三节“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屡遭挫折。十月，黄遵宪奉新任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由新嘉坡总领事任上回国，协助筹办军务。他到南京（江宁）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张之洞对他目无权贵的表现颇为不满，于是“置之闲散”，改委其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江南5 省未结的教案。黄遵宪对此委任虽“甚不乐”，但他仍然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1895 年3 月23 日），他听到日舰侵占澎湖的消息，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诗，缅怀曾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抵抗日军侵犯台湾的沈葆桢，歌颂正在中日战争前线为国捐躯的将士，谴责“仰求敌国垂哀怜”的官吏。五月，他到湖北办理教案，与友人游览黄鹤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②。
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黄遵宪痛心地指出，这个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损失巨款，后患无穷。他叹息“新约既定，天旋地转”，“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想想自己“为一卑官，不与闻其事”，不知当道者将“何以善其后”。他“不忍见此净土化为腥羶”，以至于一时产生过“被发入空山”①的消极念头。
甲午战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高潮也随之涌起。黄遵宪也在战后从爱国逐步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设立了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在当时黄遵宪的心目中，康有为“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表示“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②，嘱梁鼎芬“代签名”③，参加上海强学会，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光绪二十二年，他联络梁启超和汪康年等创办上海《时务报》，带头捐款1000元作为经费，继续鼓吹变法图存思想。
是年九月，黄遵宪由上海北上京师，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并询问政见。光绪帝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泰西之强，悉由变法”④。他在京期间还会见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翁称赞他诗文皆佳①。
黄遵宪到日本后，“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国政治。经过驻美三年，所见所闻民主国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改变主意，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② 《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① 《上黄鹤楼》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64 页。
② 黄遵宪《致建侯书》，转引自麦若鹏：《黄遵宪传》，第67 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③ 《黄遵宪致梁鼎芬书》，首都博物馆藏手稿。
④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2 页。
①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38 页。
宪为归宿”②。他曾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出了蓄积胸中多年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③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出京师，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他抵湘后，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江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启超、皮锡瑞等人密切合作，积极推行新政，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先后设立了湖南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湖南迁善所、湖南课吏馆，开办时务学堂，组织不缠足会等。他亲自为湖南南学会发表讲演，公开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一时湖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省份，对全国变法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黄遵宪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受到光绪帝等人的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 年3 月），光绪帝命翁同龢再索一部《日本国志》。四月，徐致靖上奏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光绪帝谕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传令攒程迅速来京”④觐见。六月，授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能立即就道，留沪治疗。戊戌变法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是年闰三月（1898 年5 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就攻击康、梁“昌言变教”，“乘机煽动”，黄遵宪与他们“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①。他致电威胁黄遵宪“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②。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王先谦等湖南绅士函告在京湘籍官吏，指责黄遵宪和陈宝箴等在湖南实行新政，“不守祖宗成法”。湘籍京官便通过徐树铭“据情揭参”黄遵宪等。戊戌政变后，工科给事中张仲炘上奏慈禧太后，说黄遵宪“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现皆将来京，预备召见，不可不防”③。黄均隆奏称黄遵宪的“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请旨饬拿”，“从严惩办”④。还有人谎报康有为藏在上海黄遵宪住处。上海道蔡钧派兵200 多人包围黄遵宪寓所，“捧枪鹄立，若临大敌”⑤。由于日本使馆的干预，并且已知康有为逃往香港，蔡钧方才撤围。最后，清廷给黄遵宪罗列了散布“非圣无法之言”，“推崇西教”，“诋毁朝政”，“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等罪名，撤销驻日公使的任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98 年10 月11 日），黄遵宪怀着“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⑥，而壮志未酬的心情，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广东嘉应原籍。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③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④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新民丛报》第13 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①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0 页。
② 《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6。
③ 《致湖南署臬使黄公度》（闰三月二十四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911 页。
④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471 页。
⑤ 同上书，第472、473 页。
⑥ 《放归》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76 页。
第四节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新派诗人。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①，一生诗作除史诗《日本杂事诗》外，还写有题材广泛的诗篇，但“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光绪十五年使英期间，他“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借以自娱”②。光绪十八年编成《人境庐诗草》4 卷，收录此前的诗247 首，未曾刊行。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放归”嘉应，购筑“人境庐”，继续编著《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