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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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严复被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去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这个局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所谓“中外合办”企业。严复担任该局总办期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后来他自己说：“此来徒为五百番（银元）月入耳，其是非乐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希圣为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总纂、严复为编译书局总办。严复担任编译书局总办后，与吴汝纶同处京师，过从甚密，朝夕研讨新旧学问。光绪三十年（1904），严复辞去编译书局总办职务，回到上海。
　　光绪三十年（1904）冬，发生了开平矿业局诉讼事件，严复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次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获悉严复在伦敦，想争取他参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访了他。二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①也就是说，严复坚持“渐进”的观点，认为应从教育着手；孙中山主张“急进”，认为应立即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由于双方之间的观点、立场相距甚远，因而未能联合。
　　严复回国后，恰逢马相伯在上海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他在积极协助马相伯筹办学校的同时，应友人的邀请在上海青年会作了8　次政治学讲演。他的讲演稿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政治讲义》。在讲演中，严复以政治同历史的关系及社会的演变来宣传他的“渐变论”，抵制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
　　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后，第一任校长为马相伯。光绪三十二年（1906）马去日本考察，由严复接替，成为第二任校长，但他仅接任几个月就辞职了①。严复辞去校长职务后，又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他在学校又大讲“立宪之君”，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恩铭被刺，才离开这个学校。期间他曾去北京一次，被外务部尚书唐绍仪任命为游学生毕业考试同考官，共录取了陈锦涛、颜惠庆等十三人，分别赐予进士和举人出身。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　年12　月），清廷增设学部，任命荣庆为尚书，主持学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严复被荣庆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宣统元年四月（1909　年5　月）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1910　年1　月17　日），清廷赐予他文科进士出身。
　　①　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　期（1905　年）。
　　①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　册，第1550　页。
　　宣统二年（1910），清廷成立预备立宪机构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的名义，被“钦选”为资政院议员。同年十一月，清廷设立海军部，由于严复在海军工作多年，特授予他海军协都统衔。宣统三年（1911），清廷又特授予他海军部一等参谋官等职务。
　　严复从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前13　年间，他虽表示“罢政归第”，不涉足政治，一心一意从事翻译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清廷，相反，在清廷担任的职务比戊戌变法失败前更多。这时严复的思想不仅没有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反而日益趋于保守。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中这样写道：“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②他一方面批评改良派，“攘臂疾走”，“旦暮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一方面攻击革命派，“搪撞号呼”，“盲进破坏”，从一个进步的思想家走向保守的营垒。
　　1912　年1　月1　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结束了清朝26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严复虽然对清朝统治不满，但又认为“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可富强之可跂乎。”又说：“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①②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214—218　页。
　　①　《严复集》第1　册，第123　页。
　　第五节保守复旧的落伍者1912　年3　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严复被任命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11　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在辞职前的9　月，还被北洋政府海军部编译处聘为总纂，辞职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问。
　　1913　年9　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10　月6　日，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感到国会是他搞专制独裁的障碍，竭力攻击国会的存在，是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①。1914　年1　月10　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来代替。但是，中央政治会议来历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续，于是又制造一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如同中央政治会议一样，是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1　月26　日，严复被举为约法会议的议员。3　月18　日，会议正式成立，议员们按照袁世凯的旨意，炮制了一部专制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使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袁世凯政权的立法机构是立法院，同时设立一个被总统咨询的参政院。立法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简任。但即使由袁世凯一手包办选举的立法院，也始终未成立，一直由参政院代行职权。严复又被袁世凯简任为参政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将外国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和文章，译成中文送给袁世凯备览。1915　年5　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当他知悉袁世凯有想当皇帝的意图时，就苦心相劝：“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于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凯还是执迷不悟。1915　年8　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时，严复与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6　人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而列名筹安会，是杨度等强加给严复的，公诸报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未赞一词”，但这并不表明他认清了时代的潮流，反对帝制，赞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反对操之过急，“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结果，“欲速不达”，“弄巧成拙”②。
　　在辛亥革命后，严复不仅在政治上倒退到顽固坚持复辟君主，反对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张学习西方蜕变成提倡尊孔读经和维护封建道统。1913　年，他同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纾、吴芝瑛、梁启超等200　余人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他为首领。孔教会成立后，他在《庸言报》上发表《孔教会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以后又写《导扬中华民国精神议》，鼓吹尊孔读经，倡导忠孝节义，维护封建道统。他说：“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　册，第603、660　页。
　　②　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11—112　页。
　　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①这样，由一个热心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积极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革新者，变成了主张复古的落伍者。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作各自的表演。严复完全抛弃了宣传西学、提倡新学、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革新精神，以维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的姿态出现，放言无忌，竭力反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①就是说，学生起来进行爱国运动，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他还辱骂攻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人格虽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②严复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无效。1921　年10　月28　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　岁。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九）》，《严复集》第3　册，第629　页。
　　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　册，第692　页。
　　②　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九）》，《严复集》第3　册，第695　页。
　　第十八章谭嗣同第一节为维新改革而献身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　年3　月10　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烂眠胡同。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他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光绪二年（1876）北京发生流疫，谭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后又苏醒，所以取号复生。在这次流疫中，他母亲和姐姐、哥哥等相继染疾而逝。其母死后，谭嗣同备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视，心灵上受到极大创痛，后来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①他憎恨封建伦理，勇于为理想献身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早年的遭遇不无关系。
　　谭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结交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五（世称大刀王五，名正谊，回族），向他学习拳击和剑术，后来“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①，即由此奠定了基础。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
　　光绪三年（1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①。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10　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