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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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湖北、湖南三省人民要求废除向美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合同，收回利权，掀起了粤汉铁路风潮。郑观应一方面撰文揭露美国侵害中国主权，迫害华民的罪行，一方面参与交涉事宜，表现出爱国热情。
粤汉路权收回后，继续由湘、鄂、粤三省分别出资筑造，但在筹款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主张派捐加税，受到绅商们的抵制，筹款工作一时陷于僵局。担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的郑观应及时提出用印发小股票的办法来征集民资，得到采纳。这项建议实行的结果，民众购买踊跃，“数月之间，集股八百余万元”②，大大超过原拟招股四百万元的额数，而且股票随即上涨。正当他要大显一番身手的时候，发生了粤路风潮。有人罗织罪状对他进行攻击，新任两广总督周馥也施加压力，迫使他不②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9—11 页。③ 郑观应：《上两江总督列论中日战务书》，《郑观应集》下册，第486 页。① 郑观应：《致何君穗田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166 页。
② 郑观应：《致经君莲珊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165 页。
得不辞职，归居澳门。
在澳门居住期间，郑观应主要从事《盛世危言后编》的编辑整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被粤商会举为总商会协理兼工艺院、保险公司董事。次年，他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当时，招商局已被袁世凯把持多年。但在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遭到罢黜，盛宣怀便乘机利用商股的不满情绪，企图将招商局重新夺回自己手中。郑观应入局后，以盛氏支持者的身份卷入了这场争夺。在盛宣怀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设股东维持会，成立董事会，力争招商局归“商办”。郑本人也是董事之一。是年九月，为争取招商局商办事，他代表局商赴京，到商部催请注册。经过激烈的争议，终于被批准注册商办。宣统二年十月（1910 年11 月），他被委为厦门招商局总办，三年改任上海招商局职事稽查的会办，维持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招商局。
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郑观应仍然保持着改良的政治立场，对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很感兴趣，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 年。郑观应不以为然，要求速开国会，缩短“预备立宪”期。宣统二年，他给摄政王载沣上书，批评清廷的拖延态度，陈述了“锐行宪政，速开议院”的道理。他警告清廷说：“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①他的目的是既要乞求清廷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争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又要抵制革命的发展，维护清朝的存在。
宣统三年八月（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爆发。巡察长江各埠分局的郑观应当时正在重庆乡间避乱。十一月（1912 年1 月），他返回上海，支撑招商局的局面。1913 年5 月，招商局在上海张园开股东常会，他当选为董事。1914 年，他因年迈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辞呈，并于冬月写好遗嘱，准备修身静养，安度晚年。晚年的郑观应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曾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由于他在商界深孚众望，1919 年6 月招商局股东常会改选董事时，他仍继续当选。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共和国名存实亡。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观应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求仙信道。他声称“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诸过眼之浮云矣”①，表示今后“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国之道，均不敢再谈，当学金人之三缄其口，敬谢亲友，觅地潜修”②。郑观应不再从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是乞求神灵，“由仙佛法力，慑服乱世魔王，消灭各种火器，务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①。
1922 年5 月，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与世长辞，终年81 岁②。第二年，他的灵柩移葬于澳门。他的著作除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外，还有《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① 郑观应：《致九善堂总商会请粤路董事会开股东大会时提议》，《郑观应集》下册，第765 页。① 郑观应：《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87 页。② 郑观应：《致万雯轩先生书》，《郑观应集》下册，第86 页。
① 郑观应：《答张君弼士并录寄香港张君润生、星加坡何君善园》，《郑观应集》下册，第73 页。② 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01 页。浮偫鹤山人诗草》等多种。
第十五章康有为第一节勤学与苦闷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煌砗盘煊位恕Ｏ谭岚四甓鲁跷迦眨�1858 年3 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 岁“能诵唐诗数百首”。6 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 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①。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③ 郑观应的卒年说法不一，这里从夏东元《郑观应传》说。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第二节“参中西之新理”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复放的，“贺而表彰”。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①。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光绪十一年（1885），从事算学，撰《人类公理》，后来又编“内外篇”。康有为自称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无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的作品。《人类公理》未见手稿，“公理书”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①和《内外康子篇》尚有存留。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凡例》中说：“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16、32，是“必然之实”，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较虚”，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认为现实不合几何公理，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如“君主威权无限”等，认为“实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
这种“平等”思想，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康子内外篇》中也有反映。他这时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康有为“公理书”、“内外篇”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他忧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七岁”，又康有为有《显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第三节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光绪十二年（1886），撰《教学通议》，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经书中的典章，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使“教学大备”、“官师咸修”②的。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崇拜的对象，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时王为法”，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于十月初八日（12 月10日）上书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议。他痛言帝国主义的侵逼，指责顽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评洋务派的“洋差、洋务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①。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