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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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积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④这正是《易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641　页。①　郑观应：《禀商部条陈六弊请通饬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郑观应集》下册，第604　页。②　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00　页。③　郑观应：《重刊慧命经序》，《郑观应集》下册，第30　页。
　　①　郑观应：《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第6　页。
　　②　郑观应：《救时揭要·论禁止贩人为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3　页。③　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郑观应集》上册，第55　页。④　郑观应：《救时揭要序》，《郑观应集》上册，第4　页。
　　言》一书写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罪行的谴责。郑观应认为，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①。他说的“自强”与洋务派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自强”不同，重点强调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他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②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败积习的干扰。一旦企业归商民自办，“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③。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附为士大夫所向往的尧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④《易言》成书后，郑观应即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发行。后来，《易言》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①　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　页。
　　②　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　页。
　　③　郑观应：《易言·论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92　页。
　　④　郑观应：《易言·论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92　页。
　　第三节任职轮船招商局。
　　为抗法战争作贡献光绪初年，郑观应在清廷开办的企业中兼职。光绪四年（1878）和光绪六年（1880），他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七年总办上海电报分局，光绪八年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就职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脱离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辞去待遇优厚的买办职务而投身于创办伊始的中国近代企业，主要出自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国家权利的考虑。
　　郑观应初到轮船招商局上任，正值该局处于困难时期。当时具有10　年历史的招商局外受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挤倾轧，内受官场积弊侵蚀，连年亏耗，难以维持。李鸿章不得不下令整顿。郑观应在了解到招商局的弊端之后，拟订了救弊大纲16　条，包括用人宜贤、合理调度、减少消耗、加快船运周转、赏罚分明、禁止工作人员舞弊等措施。与此同时，他偕唐廷枢于光绪九年与怡和、太古签订为期6　年的齐价合同。这一合同虽然向外商作了某些妥协，但也起到一定的限制外商倾轧的作用。经过上述整顿，招商局业务颇有起色，出现了“股票价大涨”⑤的局面。因此，郑观应被擢为该局总办。
　　光绪十年二月（1884　年3　月），郑观应被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处。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给醇亲王奕譞、两广总督张树声、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上书言战。是年五月，他受彭玉麟派遣，“往西贡、暹罗（今泰国）侦探敌情”①。郑观应此行历时64　日，往返水路行程两万余里，历尽艰辛，为抗法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秋，他被札委办理援台事宜，到香港租轮船运送军队粮饷，接济沿海和台湾的抗法将士。⑤　郑观应：《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103　页。
　　①　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郑观应集》下册，第790　页。第四节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郑观应从广州抵达香港，因太古洋行索欠款事被拘留在港，再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欠事件的纠缠，他便辞去各项差委，归乡闲居。在乡居期间，他从事撰述，扩编《易言》，于光绪十八年（1892）成书，定名为《盛世危言》。他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对此书一再增补。《盛世危言》版本很多，经郑观应手订的版本有光绪二十年5　卷本、二十一年14　卷本和二十六年8卷本。
　　《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郑观应认为，中国若与强敌相处，自己必须要有力量，“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而要强盛就必须变法，“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纵连横”①。他的改革主张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他提出的主张概括起来是：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其中开展“商战”和设立议院是其主要内容。
　　所谓“商战”，就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技术，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维护中国的民族经济。郑观应认为，实行“商战”的首要前提是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政策，建立保障工商业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工商为牟利之贱业，“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②郑观应很重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并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角度强调发展机器工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机器一旦损坏，仍然依靠洋人，“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这样一来，“商战”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主张中国宜专设机器制造厂，先仿造各种机器，使“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①。
　　郑观应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②。日本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③。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推广西学。他对八股制艺深恶痛绝，认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④，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士人学习西学，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政治上，郑观应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议院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⑤唯有这种制度可以避免暴君权臣“施其虐”、“擅其权”，作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他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具体建立议院制度的方案：①　郑观应：《南游日记》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941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郑观应集》上册，第801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第626、627　页。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4　页。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09　页。
　　⑤　同上书，第280　页。
　　“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①认为实行这一办法的结果，将使中国转弱为强。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郑观应的改良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郑观应虽然提出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他并没有新的理论武器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和论证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儒学的道器观、变易思想和历史循环论。他说：“拙作《盛世危言》首篇，亦尝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②他所说的“道”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③，也就是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思想体系。这些是不能改变的，要变更的只是具体的“治法”和“器用”。尽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盛世危言》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蔡元培称赞其“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④。梁启超把它列入《西学书目表》，向社会大力推荐。渴求新知的青年，把它看作“圯上天书”⑤。《盛世危言》还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它推荐给倾向变法的光绪帝。光绪帝对该书作了硃批，发到总理衙门，印了2000部，分给各省有司。《盛世危言》的影响很深远，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受过它的启发。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①。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16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3　页。
　　③　郑观应：《答潘兰史微君论读经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50　页。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2　页。
　　⑤　蔡元培：《杂记》手稿，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8　页。①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　年第2　期。
　　第五节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光绪十七年（1891），郑观应重被起用，出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次年，清廷为了扭转招商局在与怡和、太古洋行航运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再次请他入局，就任帮办。郑观应入局后，对招商局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进了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与外国船商竞争的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上书当道，进献应敌之策，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军情报，揭穿敌人“虚声恫喝之词”②。
　　郑观应再度出山，受到重用，主要借重于盛宣怀的举荐。因此，他对盛氏深怀厚谊。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准备接办连年亏损的汉阳铁厂，郑观应鼎力相助，并兼任该厂总办，竭尽全力地经营操劳。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97—1903），他先后担任过粤汉铁路总董、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上海医局总董等职。
　　郑观应对戊戌维新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他介绍康有为谒见王韬，与维新派发生联系。以后，他与康广仁、经元善等人创办上海《自强报》。戊戌政变后，他对罹难的维新志士表示同情，称赞他们有“救国之心”③，资助和掩护被清廷缉拿的有关人员。不过，他的支持仅此而已，却始终没有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原因在于：第一：他对康、梁等人的变法理论和政治活动并不完全赞成，认为他们的作法“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第二：畏惧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担心“改革甚难有效”①。再加上他与洋务派官僚在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使他基本上置身于维新运动之外。
　　光绪二十九年，郑观应被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调札委统领三江缉捕，后又代理左江道篆兼办左江营务处，参与镇压当地的会党起义。不久，王之春被革职，郑观应辞官回粤。同年六月，郑观应被盛宣怀札委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设立商务总会，他担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东、湖北、湖南三省人民要求废除向美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合同，收回利权，掀起了粤汉铁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