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困境-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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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党和政权在它最强大和富有朝气的时候，创造了一套组织文化，它的影响绵延至今。当有人发现指令错误或前后矛盾时，又没有任何力量准备纠正。
最初争端的制造者，不是具体的国家部门，而是一张报纸。《环球时报》由《人民日报》于1993年创办。如今想来，这像是个充满反讽的隐喻，《环球时报》缺乏“全球”意识，它是狭隘的民族情绪的管道。而它们也象征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戏剧性的转变。共产主义信念经由1989年的风波而彻底破产，用什么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随之兴起，《环球时报》既是这股情绪重要的缔造者之一，也是它最重要的受益者，它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或许在外观与内容上，这两份报纸都相去甚远，但在精神内涵上却保持着某种惊人的一致。它们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人民日报》有正确的导向，而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它不断传达这样一种态度，中国是受困与受挫的，中国的崛起不断遭遇到西方世界的阻挠。在9月11日中德研讨会召开的当天，《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显露出它的标准方式：《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不速”、“严词拒绝”、“恶毒”，这些词汇生硬、干涩，满含强烈的暴力意味。倘若你翻阅二十年前《人民日报》，其中也布满了类似的词汇。它们都隐藏着这样的意味——世界是由尖锐的矛盾构成，不存在相互理解与和解的可能，只有一种力量战胜一种力量。倘若你从文革的大字报前跳跃到这个标题前，你感受得到历史的连续性，一种幽灵从未死亡，它借尸还魂。这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中国，而是一个迅速卷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但在一些方面，它却固守昔日的偏执，并准备将这种偏执扩大到更广泛的世界。文章中的引述加剧了这种印象，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听起来，它像是又一次的“东风压倒西风”。
这篇报道被视作中国官方的强硬声明。但是，没人能说《环球时报》或者赵俊杰代表了政府的立场。报纸似乎只是在遵循一贯的角度，它是狭隘民族主义的煽动者。这种煽动已经受到了官方与市场的双重肯定。这种气氛影响到每一位记者与编辑，这是他们在遭遇到类似事件时的本能反应。它们和所谓的官方立场，达成了某种默契。主办者《人民日报》给予它们某种受保护的身份，但他们实际操作又迎合了公众的情绪。这双重的胜利，经常让他们对自己的编辑原则坚信不移。他们认为自己是公众的声音，他们帮助中国公众更多的了解了世界，包括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和阴谋。
不过，这一切最终过去了。十月十三日下午，书展正式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发表演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曾是同一种体制的受害者。默克尔成长的民主德国，毫无民主可言，人人生活在监视之下。而习近平则目睹的父亲被打倒，自己下放乡村。
但是在来到1989年的历史分水岭，同样的体制在不同的国家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民主德国消失了，默克尔曾经生活的体制被揭露、被诅咒。而中国的体制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二十年之后似乎变得更强大了。曾经被流放的共和国缔造者们的后代，又成为了新的掌权人。这个体制昔日的痛处被掩盖和遗忘了，在获得权力之后，人们转而去巩固这个体制。
伴随着习近平到来的，除去庞大的代表团，还有几项指标。中国是第三大经济体、并很可能在年底成为第二，它也是德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它的书籍出版量是全球第一，但是在新闻自由的排名上，则是一百六十七名（一周后，在新的排名上，它下滑到一百六十八位）。当谈论国际舞台的影响力时，中国与美国、欧盟相提并论，但是在涉及新闻自由时，却只能与老挝、古巴、缅甸、伊朗共同出现。这个极端的对比，塑造了中国此刻的精神空间，也注定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特性。　
但是，排名又不说明全部问题。倘若你生活在中国，你会发现中国人享有的实际自由，要比这排名多得多。表达的空间，不仅不是僵化的，甚至是不断生长和扩张的。它和被西方媒体所严格限定缺乏言论与出版自由很不相同。在中国，一种新的精神世界已经形成，它嘈杂、生命力十足，但很可惜，它注定是自我娱乐式的。在这种新的精神空间背后，是一股更大的价值危机，这场危机扩展到作家、出版人，弥漫到每一个领域。你无法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政治上的压迫，它是一次人人参与的合谋，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是其首要的责任人……
“审查？什么审查？艺术家在中国享有极大的自由”，作家铁凝在九月底的北京对《明境周刊》记者说，“我们期待在法兰克福的自由交流。”　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大约有七千名成员，他们仍可以每月领取到津贴，尽管钱的数目仅仅是象征性的，但象征性却不意味着不重要，它表明了是谁依附谁。
铁凝的话像是对黄平的响应。这位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杂志《读书》的前任主编在法兰克福说，他主持杂志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
这仅仅是拙劣的谎言，还是蕴涵着更多的东西？你可以为铁凝、黄平辩护——这只是被迫之举，他们当然不至于“天真”或“愚蠢”到不了解中国现况，甚至私下也会对戴晴、贝岭这些异议作家心生理解，台面上发生的一切这仅仅是一种“表演”，他们在面对西方人的目光，他们要　“表演”自己对国家的支持。他们都是体制中人，在特定时刻，只能暂时放弃自我。这是中国的现有国情。
这是一套再熟悉不过的说词。此刻的中国，人人都能用“屁股决定脑袋”来为某种行为辩护。这个短语用得太熟练了，我怀疑终有一日，人们会觉得脑袋只是又一个屁股，我们的思维水准只能徒劳维持在腰部以下。　
没人怀疑铁凝与黄平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尤其当你把此刻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很多人似乎尤其喜欢这种比较。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们不仅仅是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工具，不用让自己局限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教条中。在这个系统中，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在最幸运的时刻，是“灵魂的工程师”，在平庸的时刻只是一个齿轮或螺丝钉，无条件为这台巨大革命机器服务。他们的工作是纯粹功能性的，他们的作品自身没有价值，它的唯一价值在于唤醒大众，让大众选择特定的立场，参与特定的革命组织。这种使命曾经如此地富有诱惑力。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晕眩和绝望的转型之中。曾经，他们是这个古老国家的特权阶层，有一套世代相传的知识系统，生活在一种确定无疑的价值观中。突然之间，这套系统失效了。他们陷入了双重焦虑，一方面他们看到中国从天朝坠入了现代世界的重重危机，他们自认是国家权力和价值的双重代言人，却面对新的屈辱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目睹传统中国社会的瓦解，他们曾经的道德与知识的领导地位也随之摇摇欲坠。接连的挫败把他们弄得既心急如焚又心灰意冷。
马克思与列宁主义学说出现了，充满了摇荡心旌的魅力。它批评西方世界的自身弱点，减缓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焦虑；它还承诺一个迅速到来的光明社会，同时消除中国的外在屈辱和内在矛盾。很多知识分子满腔热情投入它的怀抱，当意识到他们的思考、写作、绘画，是为广阔的大众服务时，他们脆弱而矛盾的内心，突然依附到一个更强大的群体和力量之上，他们摆脱了孤单和挫败感，他们觉得自己被需要，感觉到归属和力量。
甜蜜的感觉没持续太久。他们很快发现，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他们不仅要放弃自我，还要侮辱自我、清洗自我，甚至杀死自我。即使努力做到这一切时，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为所谓的人民服务。整个社会只是一项工程，人民只是工程的材料，作为灵魂工程师，他们的首要工作是让自己和别人都失去灵魂，或是让所有人都只有一种灵魂。这种批量的灵魂，易于堆砌成宏大的工程。它可以是村村都有炼钢炉、一万斤的水稻亩产、一场“破四旧”的运动、百万红卫兵的广场呼喊……一个称职的“灵魂工程师”要在一个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写作出“金光大道”；要在大饥荒的前夜，用“科学方法”论证亩产万斤水稻。他能成功地让自己对现实视而不见，或只看到一种“现实”。而做不到这一切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成了国家的边缘人，他们被下放、改造、从“士农工商”中的最高层变成了臭老九。一些最为勇敢的则成为国家的敌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头脑与舌头的独立性，结果永远地失去了头脑与舌头。
这个时代在一九七零年代末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还是严寒后的短暂春天？相对于前三十年，一九八零年代有某种温暖和开放，充满了尝试精神。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似乎又开始重新他们的自我身份。
一些人寻找自己，他们写朦胧诗、在画布上嚎叫，表达内心的压抑；一些人则要充当社会的良心，他们要暴露不公和黑暗，为受害者张目；还有一些则试图加入权力系统，他们要从顶端发令改变中国。尽管仍是一轮又一轮的压制，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家们仍会感慨“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爱我吗？”但国家却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们达成了一个短暂的甜蜜联盟。国家贫穷、脆弱、丧失了公众的信任，需要他们让分裂的社会重新团结，让公众僵死的内心重新活跃投入到新的活动中，科学技术则是第一生产力，它能为政权提供新的合法性。但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本质却从未改变，他们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态度上的温和、政策上的让步、控制上的和缓，都是为了巩固权力。倘若权力遭遇挑战，所有的态度都将为之一变。很少有人猜测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后果，人们都觉得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不会重演，邓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
但历史还是重演了，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再次成为国家的敌人。那些最著名的、最有风骨的被迫或主动离开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些关进了监狱；另一些则将自己的声音隐藏起来；甚至那些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少年，都提前被惩罚，大学开始军事训练，在自由作风最显著的北京大学，军训的时间则长达一年，在你进入燕园熏染知识与教养之前，你要先在石家庄接受一年的军事化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洗礼。在大学校园、研究机构、作家与艺术家群体中，恐惧与失落的气氛四处蔓延。
三年后，一场或许更为深刻的变化来临了。经济生活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中心，人人都准备转变成小商小贩。之前的政治危机带来的精神危机，在这场新的社会运动之前，更暴露无遗。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面临着新的考验。他们或许曾经被迫害、被污辱、被谴责，但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从来都占据着某种特殊位置。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变得不重要了。这既是政治压力所致，也由于政权和公众都有了新的热情——政权要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合法性，公众要在物质世界获得满足，这种满足既安全又具体。一九九三年“人文精神”讨论，像是知识分子所做出最后的一次抗争。但这抗争却暴露出他们内在价值危机。那些世俗精神的拥护者们，以为世俗是解构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却没意识到这是个无解的路径；而那些大谈人文精神的人，却往往是迷乱的集体理想主义者，他们以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为名，却充满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力的蔑视，他们的人文精神背后是一种对权力的依恋。一些最清醒的人意识到，重建个人的内在价值与信念，才是真正的出路，个人的内在独立是变化的前提。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具有这种内在的信念。但这些清醒者的声音太微弱了。　
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八十年代虽彼此批评、却仍有广泛一致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联盟，分崩离析了。追求个人自由、推动社会进步、启蒙大众的共识瓦解了。新崛起的经济学家成为商业社会的响应者，艺术家与电影导演把注意力投向国际市场，而八十年代最为中心的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重心。他们一部分流亡海外，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