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3年第11期-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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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谓带着脚镣跳舞。作者的这几首和作却能运笔自由，自成境趣。如第一首《清平乐》，李煜的原词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阶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讯无凭，路遥旧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作者的和作是：“匆匆春半，寂寞音书断。一枕莺声和梦乱，芳草长亭绿满。金钱夜卜难凭，玉炉心字烧成。莫问春情深浅，钱塘今夜潮生。”原词是抒写离人愁思的名篇，和作也写闺中念远怀人，意蕴虽不及原作深婉丰厚，令人一唱三叹，却也形象鲜明，情景相生。用枕边莺声、长亭绿草衬托少妇春心萌生，用夜卜金钱、烧心字香刻画盼望丈夫早日归来的心态，都恰切地表现了闺中人的独特情思。末句用“钱塘今夕潮生”来比喻激荡难平的春情，也是启人心智，导人遐思，极富艺术表现力的。一首酒后遣兴的和人之作，能达到如此境界，作者的填词功力于此可见。后面的六首也大都如此，毋庸赘述。
　　黄负生烈士离开我们已经８０多年了。他的早逝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革命的先驱，也是失去了一位前途无量的作家，令人惋惜。他留下的这些诗词及其他作品都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责任编辑易山
　　
　　


　　在为数众多的描写武汉的小说作品中，钱鹏喜的长篇小说《花会》，显出它的特殊性：都市题材的特殊性与作家切入都市的文学视点的特殊性。
　　花会，据鹏喜先生的小说描写，是曾经广传于武汉三镇的赌博方式。花会“最先盛行于港澳一带水上人家。港风西渐�熝爻そ�传至下江吴越，再至江汉平原”。“花会传播到汉口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事隔二三十年又死灰复燃”①。
　　长篇小说《花会》，描写的是抗战前后武汉花会的流行兴盛，风云变幻的历史。以花会兴衰写武汉历史，是《花会》对武汉书写的鲜明特色。
　　花会，作为一种特殊的赌博组织与赌博方式，构成了旧武汉隐性的神经网络。与赌馆、跑马场、交易所等旧上海盛行的赌博方式不同，花会带有很强的民间仪式感与文字雅趣和智力游戏性。
　　花会投注低廉方便，能吸引一般市民的参与；开场仪式的怪异神圣，如庙会赶集，迎合着市民的聚合性与好奇心；海底猜迷的文字雅趣，相当程度地满足了“小姐、夫人、姨太太和青楼妓女，也有一些街道闾巷来的婆婆妈妈”等城市女性的闲娱心态②。从花会的社会结构形态看，它几乎网络着城市社会的每处空间；游走于街头巷尾的“划子”们，设在各处杂货店的代销点，刊登在武汉报纸传媒上的花会题纸，花会的信息传播、题材发行，构成了一种隐性的城市网络。再从花会的社会组织形式看，花会由上海富商吴海笙与本埠赌场高手，南馆南生）张宗榜联盟，背后依靠武汉青洪两帮大亨杨青山，由此结成党政军警甚至洋奴买办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城市网络。实质上，旧武汉除了区划行政性城市网络，除了农工士商系统性行业网络组织之外，花会，以及由花会利益同盟所结成的权力结构，是另一种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民间性的城市隐性网络。
　　值得注意的，花会这种民间性的隐性城市网络，直接与城市欲望关联。或者说，它的形成基础与驱动力不是别的，只是城市欲望，以金钱投注方式以博取更大利润的赌博欲望。可以说，花会是由金钱欲望织成的一张城市欲望之网。与城市交通网络，城市行政区划网络，城市市民生态网络比较，城市欲望之网，是隐性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是动力无穷魔法无边的城市驱动器。因为，欲望是城市的本原或本质。巴黎、东京、纽约这些世界大都市往往被人称为“欲望之都”，形象地显示出都市文明与人类欲望的轨迹与规律：“人类欲望像条红线贯穿了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因为，欲望是创造文明的唯一动力。”③
　　在已往的都市书写方式中，文学家或全方位地描写都市，如茅盾的《子夜》，彭建新的《孕城》）；或取一街一巷式的市民生活，传达都市的文化生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池莉的《生活秀》）；或以一人命运沉浮再现都市兴衰，如王安忆《长恨歌》）；或取一家一户市民生活碎片透视都市人性风景，如张爱玲、方方小说）……而鹏喜的《花会》，另辟路径，由花会这种民间性的隐形城市网络，描写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武汉历史。由花会写武汉，最终直逼城市欲望。《花会》，在中国都市文学的城市书写方式中，开创了一条新鲜而有效的城市描写方式。
　　当作家鹏喜经由花会进入武汉历史书写时，他已经将花会人事的描写，直逼到人性的欲望层面。面对赤裸裸的，亢奋而膨胀的，炽热而燃烧着的金钱欲望，《花会》人物全都显示出反常态、极端型的人性状态：阴险、歹毒、暴戾、凶残；人，无论男女，围绕花会的争斗，聚焦于物欲的抢夺，各各上演着残酷而惨烈的人生戏剧。
　　小说《花会》的叙事主线是武汉花会的发生史，更确切地说是花会盟主地位的争斗史。因为，谁拥座于花会盟主座位，谁便拥有了无尽的钱财与利润，所以，围绕着盟主座位的争斗，小说用尽笔力，叙写着吴海笙、张宗榜、蔚居卿、植木樱子、紫鹃的传奇人生；经由这一系列人物的传奇故事，立体地再现出武汉花会的风云变幻与武汉历史的波起云涌。
　　上海富商吴海笙与“九头鸟”张宗榜联手设计赌局，诱使汉口地产大王刘歆生之孙刘公子输光汉口京官祠堂的地产；吴海笙占据京官祠堂开花会，做盟主。此后，身为副盟主的张宗榜不惜以妻子紫燕作诱饵，使吴海笙玩弄紫燕后丢失盟主地位。１９３８年，　　日军占领汉口，身为租界买办，花会副盟主的蔚居卿趁张宗榜回黄陂乡下避战乱之机，篡位盟主重开花会。其后，张宗榜与紫鹃为重夺花会，与蔚居卿和直木樱子展开长达数年的明争暗斗。
　　花会盟主争斗，显示出武汉历史的多重势力的分合衍变。上海富商吴海笙占居京官祠堂开花会，暗示着海派势力对内陆城市的势力渗透，张宗榜加害吴海笙，篡位盟主，是武汉本埠势力“九头鸟”性格对海派势力的火拼与征服。此后，张宗榜和紫鹃，与蔚居卿和直木樱子那“黑白牡丹”的龙争虎斗，则衍变为本土与域外势力集团的矛盾冲突。小说《花会》高明之处在于，通过武汉花会的权力更迭，写出上海与汉口，汉口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相互勾结与渗透，冲突与排斥、联盟与分裂的复杂过程，从而，《花会》从民间赌博组织的隐性结构折射出武汉历史的生动性与复杂性。
　　《花会》的人物性格及人生命运，都具有反常态、极端型的传奇性。上海富商吴海笙凭借阴险手段，计害汉口刘公子，占据汉口京官祠堂。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海笙最终败在他“最得力的助手”张宗榜手上。一场“美人计”让吴丢掉了盟主座位。同样地，张宗榜篡夺盟主地位后，蔚居卿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趁机取代了狡猾多端的张宗榜。
　　小说最具传奇性的人物，无疑是张宗榜。张宗榜由黄陂乡下到汉口花会盟主的传奇人生，其中经历过汉正街小老板的风雨飘零，南馆南生的尴尬生涯，有过飘流上海寄人篱下的孤寂；有霸占妻妹、预设美人计的歹毒；也有过日据期间劳工囚禁的屈辱与艰辛……在张宗榜人生轨迹中，溶合着屈辱与辉煌，阴险与歹毒，得志与失意的多重人生内容和大跨度的升降沉浮的生命特征。在他这大跨度的生命时空间，隐含或折射出多样性的时代风云。
　　《花会》中的“白牡丹”植木樱子也极具传奇人生。２０年代，樱子随丈夫植木在汉口开设药堂，“推销日本成药，发售医疗器械”，继而走私贩毒大发横财。“七·七”芦沟桥事变，樱子与买办蔚居卿勾搭成奸。为占据汉口花会，樱子与蔚居卿结婚，摇身一变为花会新盟主“白牡丹”。樱子从一个人生侧面，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沉浮消长，颇具历史性。
　　紫燕，作为《花会》的另一传奇人物，显出别样的人生意义。紫燕的存在，形成了与《花会》欲望人生相悖的人生张力与意义空间。紫燕因父亲豪赌而自卖青楼，以还父亲赌债。结识张宗榜而适张的发妻病故，“她名正言顺做了张太太”；但人生好景不长，丈夫设计霸占妹妹紫鹃，并诱使自己遭吴海笙奸淫玩弄。身心俱焚的紫燕，矢志皈依佛门。由归元寺、长春观、龙神庙、宝通寺、莲溪寺一路飘零逃离尘嚣，远避刀光血影的花会。一介弱女子，在乱世年月，最终修成“严华大学女弟子”。紫燕的传奇人生，与张宗榜、吴海笙、蔚居卿们与妹妹紫鹃、植木樱子们的欲望人生，形成鲜明的对照与反差。前者的生命，从世俗欲望中超拔飞扬；后者的人性，在欲望驱使中沉沦坠落。因为有了紫燕的生命存在形式，使得小说《花会》拓展了欲望描写的意义空间，同时，又使《花会》对武汉的城市书写，延展到佛门净土的文化世界，从而客观上展示了与世俗人生对立的武汉宗教人性空间。
　　鹏喜先生为人为文，常给人以朴实而耿直的性情。小说《花会》，却展示了作家少为人知的浪漫张扬的传奇个性。据作家自述，“《花会》的题材，有一段史实，随着无痕岁月消失得无影无踪。”④仅凭一段被湮灭的史实，创作出２２万言的长篇小说。作家放弃了他惯用的严谨的写实手法，而借用“想象力”和“虚构”手法⑤，连缀故事，状写人物，铺展成篇。结果，《花会》风格形态多了些浪漫张扬的个性，多了些想象虚构成分，也自然多了些传奇韵味。
　　正因为花会史实大部分无案可稽，所以，作家创作时自然少了些“历史”的限制。于是，写《花会》的鹏喜获得了他此前意想不到的创作“自由”。于是，他将花会的盟主争斗，写得刀光血影，险象环生；把花会主要人物性情写得大起大落，反常极端；将花会故事与武汉局势，抗战）穿插缝合，写得汪洋恣肆，波澜起伏，意蕴丛生。于是，作家也可以大量穿插花会题材的游戏性诗句，既显才逞能，又赋予小说文辞儒雅的意味。所有这些特征，在一向以谨严朴实的风格特征的鹏喜创作中，是一种新的风格形态。这种新的风格形态，既显露鹏喜的浪漫豪情，又为武汉的城市书写，新添了一种诗意传奇的书写风格，或城市风骚与文化诗性。在日渐写实日渐密匝细碎的武汉叙事文学中，《花会》式的欲望传奇风格，倒显出它别样的风情与风韵。
　　作为武汉城市叙事的欲望传奇，略感不足的是某些叙事关节的处理和安排。一是叙事“节点”的气力没有用足。如蔚居卿与张宗榜的明争暗斗的描写，远不及张宗榜与吴海笙争斗的惊心动魄。二是某些人物行动线索的描写，不够清晰与明快，如对划子过太婆，对斗方名士邰先生、赵直言老师的行状命运的铺叙穿插不够明快。再如对张祖颐、植木樱子、张宗榜等人的大跨度、高涵含量的人生经历，都用一般叙述方式道出，而缺乏必要的直接描写。这势必损耗了他，她）们应有的性格冲击力与人生表演性。
　　注释：
　　①②鹏喜著《花会》，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出版
　　③赵鑫珊、周玉明著《人脑·人欲·都市》，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
　　④⑤鹏喜《花会·自序》，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版
　　责任编辑易山
　　
　　


平静的张力
■　　刘松林
　　诗人王延华的诗作在于其语势的平静，诗本体呈现出的平静。这种平静是具有质感的、粼粼可见的平静：“细如白沙的水／从此流入故园”，《河边的回忆》）；这种平静，是与自然万物相谐相亲相和的平静：在“新鲜得绿叶一般的眼神”里，“一只鸟／带着阳光和着钟声／在流淌的日子里缓缓飞过”，《飞的鸟》）；这种平静，是在历经人生、对生命大彻大悟之后心闲气定的平静：“在大地和天空之间／慢慢用心／构成一种起伏／别无什么／只是在经历了长长的祈祷后／在纯真的瞳孔里／一些真实的阳光和空气／将会使我们／渐渐地平静下来”，《十月》）。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下，王诗华诗歌文本中呈现出的恬然、素朴、亲和的“平静”，使其自身具有了一种不凡的定力。延华的诗，不论是怀恋乡园、讴歌爱情，还是思悟事理、诘问人生，那种“平静”的温润人性之美，总会像“一些真实的阳光和空气”洒下来，总会像“细如白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