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3年第11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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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哪有不变的世界呀。这时候,北京鲁迅文学院成立了,生子决定报名参加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学习。单位不同意了,觉得生子居然提出如此刁钻的要求,纯属无理取闹。生子冷冷地说,你们不同意没关系,我辞职不就完了嘛。生子说辞职就辞职了。他真的想当一名作家了。可是,尽管北京鲁迅文学院是制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地方,但也照例收费。生子很穷,没那么多的钱,怎么办?跟女人一商量,女人决然提出,把家里惟一较值钱的黑白电视机卖了!
生子终于接到了鲁迅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生子写的那篇关于小花狗的故事,打动了该院的一位老师)。生子打点行装,踏上了进京的列车。这一次,他不是作为一个烧大茶炉的乘务员上车,而是一位正当的旅客,一位未来的作家来乘火车进京的。
他上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那个满脸被抓伤的列车长,以一名旅客的身份向他提出,大茶炉的水烧得不开,顶多七十度,这是欺骗旅客的行为。生子说,如果列车长不向全体旅客赔礼道歉,他将写一篇文章给北京的铁道部送去。
生子说,这很方便,我现在就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就能到那里。
车长严肃地注视了他半天,问,生子,你是不是就盼着这一天呢?
生子说,一盼就盼了十年,我的儿子都快上学了!
车长说,生子,有志气,我给你敬一个军礼吧。
说着,车长叭地一下,给生子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两年的鲁迅文学院学习,证明生子并不是一块作家的料……
对于生子来说,的的确确,这太残忍,也太残酷了。
铜瓦
常和我二哥来往的,有一个叫全柱的人。他经常来我家找二哥玩。全柱长得很像年轻时代的著名电影演员于洋,是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子。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安静街上,家里只有他和他的寡母二人。听院里的老人说,这一对母子是从北京迁过来的。来的时候,全柱还是个婴儿呢。
全柱的母亲没有工作,是一位家庭妇女,但是看上去却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女性的样子。知识女性若是严肃起来肯定是处在大材与小材之间的角色。当然,大家并不知道她的底细。
按照国家规定,街道居民委应该补助他们母子每人每月八块钱的生活费。两个人用十六块钱去应付一个月的生活,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按说,十六块钱的生活标准,生活不会好,几乎是赤贫的状态。但是全柱家的生活却是很不错的。显然,这是一个令人生疑的家庭。
全柱的母亲我见过几次,她从来是那种沉默寡言的样子,人很瘦,显着一种干练,但样子很阴沉。我和二哥问到全柱的时候,她只简单地说,“在家”或者“不在家”。然后,便一句话没有了。
派出所管片的民警经常到他家去。全柱是我们那一片上一个有名的贼。但是,他从不吃“窝边草”,只偷外面公家的东西,从不染指私人的物品。天可怜见,这个沉默的女人要用儿子偷来的东西换钱过日子,买菜,买粮,买日常用品。
二哥说,全柱主要偷车辆厂的东西。全柱到车辆厂去偷什么呢?“轴瓦”。火车的轴瓦是铜的,凹下的一面,还挂着一层金属,不知道是铅还是锡。一块轴瓦像一部《辞海》那么大,很沉,足有二十几多斤。当时,一市斤铜,废品收购站收购是三块多钱。二十多斤是多少钱?如果是两块轴瓦呢?这还得了么?!那个年代,中学生半学期的学费才三块五毛钱——还有的学生交不起,申请免费。
全柱的偷盗都是在深夜进行的。就他一个人,从不与人结伙。车辆厂的挂瓦车间是一栋平房。在纵横交错的火车道中间常有火车、客车或货车,或者火车头从它两侧往来经过。全柱像一个幽灵一样出现在挂瓦车间的那栋平房之外。门肯定是上了锁的,他只能从脏兮兮、黑乎乎的窗户跳进去。一般地说,工厂车间的窗玻璃必有残缺不全的。他将手伸进去,拉开划关进去,之后选好瓦,然后,往破棉袄的怀里一边揣一块,再用皮带在身上捆牢。然后,放下外面的棉袄罩衣,跟正常人一样,从原路返回,跳出窗,回身关好窗,划上划关,没事似的走了——这一套“动作”虽说并不高难,但是,完成它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力气。一块瓦二十多斤,两块四十多斤,捆在身上,没事一样,大气不喘,面不改色,这的确要有一个健壮的体魄才行。全柱也像我二哥一样,蓄着小黑胡。当年蓄小黑胡的,除了一位军界的大首长,一般的干部是断乎不敢的。当然,平民中的青年走险分子例外。
由于轴瓦经常被盗,挂瓦车间采取了防范措施,除了将车间残破的窗户安好,更重要的是,安排了民兵在夜间持枪守护(他们觉得盗贼太猖狂了,怎样弄都防范不住)。
下半夜,全柱又去了。都下半夜了,看守的民兵正倚坐在挂瓦车间的门口那儿抱着大杆枪打瞌睡呢。全柱几乎是当着他的面从窗户跳进去的。当他偷了轴瓦再从窗户跳出来的时候,由于关窗户时发出响动,惊醒了那个民兵。民兵立刻跳了起来,端了枪喝道:
“谁?干什么的?!”
全柱不慌不忙地说:“我!撒尿的。”
民兵走过来一看,果然,全柱在窗户底下撒尿呢(他怎么尿得出来呢?)。
民兵放心了,嘟哝地问他怎么跑到这里来尿尿。
全柱说,“刚下火车。”并眨了一下眼说,“没票,从六号门出去。路过这里。”说着,全柱掏出了烟卷甩给了那个民兵一棵,两个人相互点燃了,吸了几口,仰头看着天儿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柱子说:“我得走了。”
民兵说:“六号门要是拦你,你就说你认识我。”
“你叫什么?师傅。”
“刘树林。你提刘大鞋就行了。”
两人都愉快地笑了。
全柱跟我和二哥讲这件事的时候还说,当初他想把那盒烟扔给那个民兵了,后来一想不行,公安局的警犬可以凭着烟盒的味儿嗅到他家来。
全柱偷来的铜瓦,有固定的销赃地点。这个点儿是一个体收废品的。他们收铜瓦的交易常常是在深夜进行,价钱是三七开,不用过称,重量是相同的。然后,由窝主把铜瓦放到炉子里去烧,烧到通红,再用铁锤把瓦砸碎,然后再烧,这样看起来,铜瓦的碎块就像旧的了。再掺合到白天在街面上收购的那些废铜一块儿,卖给公家的收购站。一般是看不出破绽的。便是看出来了,窝主又何罪之有呢?他可以辩解说,他收购的时候没注意呀。
全柱中学毕业之后,被安排到一家街道工厂的烘炉车间上班,打铁。有了工作,他便不再做盗贼了。在熊熊的火炉旁,他赤着上身,叼着支烟卷,抡大铁锤打铁。挺原始,也挺英雄。我去看过一次,烘炉车间的那种骠悍的工作状态和热烈欢快的气氛非常诱人。他们的饭盒都放在小炉台上烤着,飘着阵阵的香气。炉子中间的大茶炉嘹亮地开着。诗人说,工作是美丽的。的确。
全柱看到我在门口张望,便放下锤子,过来,问我:“有事?”
“没……看看。”
“缺钱不?”
“不……”
他回去从挂在墙上的工作服上衣兜里掏出一块钱,递给我说:“好好学习呀!听着没有?”
“听着了。”我满脸彤红,觉得自己很脆弱。
“还不快走!”他装出要用巴掌打我的样子说。我赶忙溜走了。
如果他不假装打我,我真不知道怎样离开此地。全柱是很了解人的内心活动的。贼的细腻,有时候同上帝的细腻几乎相同。
我和新处的女朋友在中央大街上闲走,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二岁了。二十二的小伙子身旁没有女朋友,几乎是不可理喻的。这时,全柱从一条繁闹的小街拐了出来,旁边是他的妻子。他见我过来便叫住了我。
他问,“干什么去?老三。”
“没事儿。”
他指着他身边的女人说,“这是你嫂子。”
我说,“嫂子。”
见我尴尬地敷衍,脸上又有些紧张,他便说:“好了,去玩吧,我还在那个地方住!”
我说:“哎。”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全柱是一脸余兴未尽的样子。
全柱走后,我的女友问我,他是谁?
我说,城市大盗。
女友说,瞎扯!
如今,全柱的母亲年岁很大了,是否还活在人世上已不得而知。老人家早年当姑娘时的恋人,或者她的男人是谁?后来又为什么离异了,她为什么离开北京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城市,为什么总是那么沉默寡言,为什么明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贼却又不去制止他?难道她是在用这个铁的事实来惩罚或者报复她的男人么?那么,她的男人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么?这一切,恐怕永远是个谜了。那个院的老人却说,柱子的母亲年轻时可好看了,还有知识,可就是不找男人。看着她恪守的这一点,邻居们并不难为他们母子。
责任编辑向午
“工人作家”冯大成
■ 聂鑫森
眼下的“另类作家”,大概不怎么知道在几十年前,还有着“工人作家”、“农民作家”、“战士作家”之类称呼。那个时代,工农兵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中坚力量和依靠对象,根正苗红,令人羡慕得很。而在文艺界,我们的党和政府,也在着力培养出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不惜血本,使许多原本文化程度很低的工人、农民、战士脱颖而出,成为各种各样的专家。比如工人作家胡万春、费礼文,农民诗人王老九、刘不朽,战士作家任斌武,等等,算得上是万人瞩目的星星。当然,他们是幸运儿,而幸运儿总是少数,毕竟还有个人秉赋的差异,以及机遇的好坏,因此大多数人并没有“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只能抱憾终生。
“工人作家”冯大成就是此中的一个。
之所以工人作家四字打上引号,第一,他没有真正地成为工人中的作家;第二,他写了很多年,却没有什么成绩,工友们给他一个“工人作家”的绰号,含有贬义。
我认识冯师傅冯大成,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但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有个绰号叫“工人作家”。冯师傅走进我的视域的时候,我还相当年轻,二十岁出头,但已经有了好几年的工龄,业余时间喜欢写些现在看起来很幼稚的新诗,常登在厂里的黑板报上和本市的报纸上,因此当市里举办“工农兵作者文学创作班”的时候,我便得到了一个名额。我去一家招待所报到的时候,冯师傅就挨在我的旁边。他看着我填表:姓名、年龄、成份、职业、创作简介,然后说:“你很年轻哟。嗯,你的诗我读过。”
我转过脸去,笑了笑,我看见他的头发已有些斑白,脸色白里透点青,个子高而瘦,显出一种苍老的味道。
他又说:“我叫冯大成,也是来参加创作班的。”
对于这个名字我实在很生疏,在本市唯一的一份市报副刊上,我没有见到过这个名字,愚蠢的我很谦和地问:“冯师傅,你写过些什么东西?”
他一愣,然后说:“我不写这些小东西,我一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立即肃然起敬,写长篇小说是何等的了不起啊,读中学时,我看过几部很走红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烈火金钢》、《苦菜花》、《迎春花》,想不到冯师傅也是写这种大部头的人!
我和冯师傅分在同一间房里,为此我觉得非常荣幸。此后的一个月里,我们吃住在一起,可说是朝夕相处。这个创作班有二十来人,有工人,有农民,有战士,年轻人多,冯师傅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创作的资格也最老。断断续续听人说,冯师傅是一个很不错的机械钳工,解放时定为四级工,在一九五三年扫过盲后,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一落笔就是写长篇小说,他最佩服的作家是上海的胡万春,他说胡万春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作家。全厂上下都知道他在写长篇小说,都喊他“工人作家”。
在二十多年后,我回忆起那次学习班,觉得非常滑稽。我们怀着神圣的情感,讨论样板戏“三突出”原则的种种奥妙,什么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然后,在房子里各自努力地创作诗歌、小说和戏剧。冯师傅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叠原稿,他咬着牙,沙沙地写,不时地抬起头来,问某个字怎么写,是“木”字旁还是“人”字旁,问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