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上-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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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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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创造财富
南方周末 2004…07…29 12：30：28
□党国英
最近，北京市总工会正会同市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名称为《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建会工作和权益有关问题的意见》的政府文件，其中对农民工的一些权益保障有细致规定。这是近期我读到的最令我感动的消息。
新一届中央政府建立以来，我们看得出“以人为本”施政方针正在变成一系列的政策和行动。这些政策在调节两方面的关系，一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关系，二是资本和劳动者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常常纠缠在一起，例如，我们有国家资本，而私人资本又常常和代表国家的官员亲近，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操作上，我们总可以把这两种关系分开。“以人为本”就是要通过不断调节这两种关系来实现。
在国家和老百姓之间，国家及其人格化的代表容易成为强者。在调节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任何积极的变化最受瞩目，尤其是受知识界人士的瞩目。这两年，我们在这个关系的调节中可以说成绩斐然，至少在理念方面变化巨大。自由、民主、公正、健康和安全这样一些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我们期待的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实现稳定的社会改良，最终把国家和老百姓的关系调节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在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资本也容易成为强者。然而，调节这个关系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本来，市场也可以成为调节这个关系的力量，但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劳动市场严重供过于求，用市场来调节它很难。“下岗”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最具威胁性的词语之一。调节这个关系的另一个力量便是国家。国家不中立，这个关系就无法调节。在工业化时代，资本的力量要高于农业社会中的地主的力量，至少在中国是这样。资本不放过亲近官员的机会，也不会放过亲近知识界人士的机会。在国家、资本和知识精英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中，知识精英喜欢资本胜过喜欢国家。这是可以证明的。因此，面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知识界容易保持缄默（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知识界沉默了，国家更容易顺水推舟。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北京市总工会的做法让我感动。看看他们的主张：建筑工地要建设图书馆、阅览室，要建设浴室，改善伙食条件。民工宿舍室内高度不低于2。5米，通道宽度不小于0。9米，每间宿舍住人员不得超过15人，单人床面积不小于1。9米×0。9米，等等。早些时候，北京市还规定过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和加班工资报酬。不难看出，这种规定在限制资本的“自由”，在降低资本的效率，增加资本的成本。如果全国各行业都向北京市看齐，这后果将是惊人的。资本雇佣相同数量的劳动，资本的支出将会增加一个明显的百分数。这会提高中国产品的劳动成本，从而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吗？我担心有人看了北京市总工会的意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然而，在我看来，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适当调节会增加中国的财富总量，即使在这种调节中会增加资本雇佣劳动的成本。说实话，看见发达国家通过开出一张张“借据”（外钞），低价拿走中国人的产品，实现他们的高消费，然后再用他们的资本收益和知识产权收益赎回他们的借据，我就感到心痛。这种心痛已经很久了。我们也许应该容忍在20年的起步期中资本扩张所要求我们的人民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个起步期不能永无止境啊。我们勒紧一部分人民的裤带，换回的是高额的外汇底存，但物质财富不在我们这里，而污染和资源的耗费却在我们这里。这不符合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不符合人道精神，甚至也不符合经济效率原则。
我不想附和有人骂什么“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因为问题出自我们自己未能调节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我曾参观过南方一家生产出口遮阳伞的合资工厂，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就不用说了，让我惊愕的是那支手持粗棒的保安队在工人收工前列队站在工厂门口。百十来个弱女子工人，用得着这样隆重的护驾吗？老板说，这个安排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要求！呵，这和“帝国主义”有何相干！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给资本提供的“自由”太多了！当然，我知道在资本和国家的关系中，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还有数不清的委屈，还远不“自由”，但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它的确太“自由”了。
我也不打算接受可能遭遇的批评，说我的这番议论是基于“价值判断”的议论，而非实证的科学分析。并非一切实证分析都需要统计资料的支撑；良知和心智永远胜于统计。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适当调节，至少会产生以下经济的和社会的效益损失：第一，已经就业的劳工因为过度工作造成对劳动力的排挤，加剧社会失业矛盾。马克思早已作出过这种分析，而这个分析就是当今主流经济学也不会否认。第二，相当大的一个劳工群体长期接受极端低下的工资水平，又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公共品的服务，意味着消费市场的萎缩，资本的扩张将受到限制；资本的所有者尽管享受着高额利润，但他们的利润不得不用来消费，甚至是极度奢侈的消费。其社会后果是整个经济的“拉丁美洲化”，即一方面是生活拮据的劳工大众，另一方面又是对奢侈品有巨大消费能力的资本所有者。中国市场上的日益增长的对超豪华轿车和高级筵席的需求能力，正是这种社会分裂的反映。第三，市场调节对这种分裂可能无能为力，因为资本自身也陷入了“囚徒困境”，即单个资本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润，但资本的集合却陷入了非理性状态，它们把自己的长期赢利前景给破坏了，因为它们损害了自己的市场。
资本来到世间，虽然并非一定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的确是为了财富而生存。劳动也一样；劳动者需要财富。但因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利不平等，最终两方都会失去扩大财富占有的前景。为了资本的财富扩张，也为了劳动的财富享有，我们必须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近代欧洲发生的“黑死病”曾经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天平长期向劳动倾斜，这最终给欧洲资本的扩张帮了大忙，使它免于陷入“囚徒困境”。欧洲启蒙运动领袖的人权理论可能只是对这个变化的“事后追认”。中国的社会精英们不会有“事后追认”劳工权利的历史机遇，我们要么走向“拉丁美洲化”，要么“事前改革”或“事中改革”，通过国家权力保障劳动权利，此外无路可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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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片断：1963…1980
南方周末 2004…07…29 15：52：46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实习生 王炜 许维
余秋雨新作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在《收获》2004年第4期转载，7月22日，本报发表了对余秋雨专访《余秋雨有话说》和《质询传媒余秋雨七问》。文章在文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
作为社会公共平台，本报一直在新闻报道中力求公正和客观，本着对历史对事实负责的态度，记者对相关历史事实进行了调查，力求在证据之上呈现事实真相。
“批判斯坦尼”的论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是前苏联导演、演员和戏剧理论家。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受到了苏联文化艺术的影响，当时的电影和戏剧界很多导演和演员都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1950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列斯里在中国进行了演讲，由孙维世陪同并翻译，在中国戏剧界曾轰动一时。当时中国已翻译出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传《我的艺术生活》等文集。
1963年8月，16岁的余秋雨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据余秋雨的同班同学桂未明（现《萌芽》杂志副主编）的回忆，能够考上那一届的戏剧文学系学生的实力都很强：900多名学生报考，参加了3场考试，最后正式录取了30名学生。这些学生中间包括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现《收获》杂志主编）和因剧本创作出色由郭沫若推荐从中国科技大学转学来的曲信先（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现已退休）。
按照正常时间，余秋雨这一届戏剧文学系应该在1968年7月毕业。但是由于高校停课闹革命，拖到了11月份，才宣布他们大学毕业。虽然毕业了，和66届、67届毕业生一样，余秋雨所在的68届并没有马上分配工作，处于等待分配工作状态。在此期间，在他人的推荐下，加入了一个“批判斯坦尼”的小组。
“石一歌”作品《鲁迅传》的日文版
1966年2月，为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清除理论障碍，江青在林彪委托的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批判前苏联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
为什么要批判斯坦尼呢？根据当时上海“写作组”成员胡锡涛发表在2000年6期的《今日名流》杂志上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以下简称《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章中的回忆，是因为斯坦尼的理论核心是讲“自我出发”，江青的京剧革命是讲从工农兵出发，两者相冲突。故此，秉承江青的意思，姚文元打电话给“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要求他组织人马批判斯坦尼。
朱永嘉随后找到了从复旦大学调到“写作组”的胡锡涛。在谈话中，因为没有全部看过斯坦尼的书，另外也担心因此得罪戏剧界，胡锡涛推掉了朱永嘉请他写这篇文章的要求，向朱永嘉提出了请《文汇报》的何倩出面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行家来写批判斯坦尼文章的建议。朱永嘉同意了，但是怕万一别人写不成，要求胡必须接手。
就这样，由《文汇报》的何倩等出面组建的“批判斯坦尼”小组成立，上海戏剧学院的讲师徐企平、毕业生余秋雨等5人进入了这个小组工作。第一稿由小组成员中一位来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作者写就。
1968年10月31日，在《文汇报》社的专门讨论会上，因为对初稿不满意，朱永嘉让胡锡涛也参加这个小组，并指定胡负责到底。胡锡涛正式进入“批判斯坦尼”的小组。何倩在对胡锡涛介绍小组成员的时候说，5人中“最能写的是余秋雨”。
在胡锡涛的安排下，小组的工作分为三步走。一、通读斯坦尼全集，分工摘录观点、汇编资料，印成小册子；二、让余秋雨重写初稿，试试他的笔力；三、如果余秋雨初稿不行，再由胡锡涛自己写。
因为胡锡涛让余秋雨写初稿，还引发了其他人的不满。后来的结果是余的初稿“不是大批判文章，而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笔流畅生动，却毫无批判力度”（胡锡涛语）。
无奈之余，胡锡涛只得自己另起炉灶，在《文汇报》顶层，花了3个月，先后写了两稿，才获得通过。此文发表在1969年的《红旗》杂志6、7期合刊上。文章的开头被姚文元加上了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里的话。
任务完成，这个组就解散了。尽管余秋雨的稿子被胡锡涛毙掉，但他给胡锡涛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余秋雨）的稿子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的体系的特点与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够发表；但是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适。”
按照规定，待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都要到农场参加劳动，等国家分配政策下来以后，学校才能够把分配工作提到日程上来。
余秋雨所在的班级集体下乡劳动的地方是苏州吴江解放军农场。“余秋雨劳动卖力，能挑很多稻谷，因为劳动表现出色，他先是调到连队当文书，后来再调到营部。因为当时我所在的排长以上的官都是军人，所以余秋雨能够很快离开连队，脱离一线，惟一的解释就是他劳动表现好。”当时的曲信先，因为患了肝炎，到农场晚了两个月，还为不能和同学们参加劳动而懊悔。
此时，按照当时有关的政策规定，学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