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上-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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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腥ɡ募稀�2003年，为了实现宪法和法律上所规定的人权，中国政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正如人权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健康的发展，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2003年，中国政府如期向联合国提交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首次履约报告，全面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所作的努力。此外，中国还向联合国递交了《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次履约报告和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情况的第五、六次合并报告，分别介绍了中国在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方面采取的立法、司法、行政等措施和进展，以及中国为消除对妇女歧视所采取的行动的情况。
然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人权保障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宪法修正案将保障人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而清晰的表达出来，说明中国政府敢于正视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愿意通过积极努力进一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当前，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落实公民宪法上的权利。中国的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一系列权利，这些规定为保障中国公民的人权提供了可靠的宪法基础。但是，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或多或少地限制甚至取消了公民宪法上的权利。由于我国的宪法还不具有可诉性，这就使得一些违反宪法的法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长期存在。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以宪法为依据，抓紧清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中不符合宪法要求的规定，真正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统一的法律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限制行政机关不断扩张的权力欲望，保证宪法中公民的人权不会被行政权力所侵蚀。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具有相对性。当公民的权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时，政府的权力会随着公民权利的扩张而不断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这种权力和权利之间的此消彼长，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即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限制行政机关权力扩张的一部重要法律，它从行政许可权的设置、行政许可的程序等方面规范了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相信随着行政许可法的施行，公民的人权将会进一步得到保障。
最后，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改革我们的司法机关，为实现社会公正建立牢固的底线。中国的司法体制正在酝酿着重大变革，以往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法院将会作出一些调整，法官的任免制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应该看到，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还处在较低的水平。生存权、发展权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需要的权利。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是中国政府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面临的首要问题。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拖欠农民工工资、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治理结构，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扫清法律障碍。
人权入宪，标志着中国的人权事业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敢于正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问题，积极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出发，不断地探索维护中国人权的崭新道路。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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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四千年：傅斯年眼中的中国通史
南方周末 2004…04…08 11：35：15
□罗厚立
20世纪初年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中，影响大而真正识见高的并不多，傅斯年应属其一；但他在史学言说中却是相对“失语”者，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近年王？森关于傅斯年的专书出版，重建其学术、思想及其政治活动，傅氏的形象可谓面目一新。可惜此书是英文，大陆稍差的图书馆或不藏，能读到者似不多。以傅斯年的著述和学术功业，其影响应比现在大许多；但由于政治等原因，傅氏作品在大陆长期少见，仅近年稍有选本，实妨碍其思想、学术之流传。今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傅斯年全集》，虽仍不够全，并略有讹误，到底提供了研究傅斯年的基本资料。
蒋廷黻曾经回忆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的确，言有所本而眼光通达，是傅氏言论的一大特色。但在具体研究中，他似更重视史事的横向关联，多次强调史事与周围的联系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傅先生以为，“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法国史家布洛赫后来也曾引阿拉伯谚语“人之像其时代，胜于像其父亲”，以说明理解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脱离其发生的特定时代。
故傅斯年主张：叙述史事应“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这与侧重专题研究的陈垣看法相近，而与提倡治“通史”的钱穆颇有距离。陈垣曾告诉蔡尚思，“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只有“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钱穆则主张历史是整体的，治史要“通”，而不甚赞成以“事件”为中心的专题研究，以为“事件”一旦抽出，则可能切断其纵横关系，反“无当于历史全体之真过程”。在其记忆中，北伐后暗中操控北大历史系的傅斯年主张“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两人为此颇有些冲突。
那么，是否傅斯年在非史学领域才体现其语语四千年的通达风格呢？其实不然，傅氏早年在北大读书时便主张历史可“断世”而不必“断代”，且已形成其新颖而明晰的“断世”体系。一般皆知陈寅恪治史有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观念，即“种族与文化”，其实傅斯年亦然。他在五四前所著的《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已明确提出：“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故其中国史之“断世”，即“取汉族之变化升降以为分期之标准”。
而傅斯年的“种族”概念，其实也更多是“文化”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故他断言：“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在同一“土地”之上，先后两个“中国”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后者皇室将相多非汉种，更主要的是“风俗政教”的大不同。
北伐后傅斯年成为北大教授，上课时仍贯彻这一早年确立的分期观念，其印发的《中国通史纲要》，再次明确“以‘民族迁动’为中国史分期之标准”，而具体的分期也基本相同。他在1931年给陈寅恪的信中重申：“中国之国体，一造于秦，二造于隋，三造于元。汉承秦绪、唐完隋业，宋又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当然，傅斯年也注意到历代“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别作‘枝分’”；其枝分的标准分别是：上世为“政治变迁”，中世为“风俗改易”，近世为“种族代替”。
在“中世”一段，“自尔朱乱魏，梁武诸子兄弟阋墙、外不御侮之后，南北之土客合成社会，顿然瓦解；于是新起之统治者，如高齐、如宇文周、如杨隋、如李唐，乃至侯景，皆是武川渤海族类之一流，塞上杂胡，冒为汉姓，以异族之个人，入文化之方域。此一时代皆此等人闹，当有其时势的原因，亦当为南北各民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之表现。”正因南北朝各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所以才有隋唐“民族文化之大混合”。故“唐代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
他早年论证隋、唐皆“外国”说：“君主者，往昔国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虏，其不纯为汉族甚明”。而“唐之先公，曾姓大野”。不论是原姓李氏而赐姓大野，还是原姓大野而冒认李姓，皆当疑而证之。更广泛地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伪齐陈，直认索虏为父，不复知南朝之为中国”。当时将相，“鲜卑姓至多，自负出于中国甲族之上；而皇室与当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华人”。若一般民俗，则“琵琶鲜卑语、胡食胡服，流行士庶间”，载记可考者甚繁。可知“隋唐所谓中华，上承拓拔宇文之遗，与周汉魏晋，不为一贯。不仅其皇室异也，风俗政教，固大殊矣”。
后来陈寅恪申论李唐帝室非汉姓，曾引起轩然大波，朱希祖尝力辩其非，盖认为此说或暗示中国人久已无建国能力，当日本侵华之时而言此，太不合时宜。早存此见的傅先生闻此则“倘佯通衢，为之大快”。其实陈先生所见者远，在他看来，必知“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而“非华夏世家”，而后李唐三百年“政治社会制度风气变迁兴革所以然之故，始可得而推
论”。故“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长，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或即在此种族文化融合意义之上，傅斯年看出陈先生所发现者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反映了时代的结构性剧变，即其所谓“时代之Gestalt”。他申论说：魏晋以来“政治之最大事”即“整齐豪强之兼并，调剂中正官之大弊”。然“南朝立国本由过江之名士，济以吴会之旧门，为社会政治支配之主力，故此局面打不破”。北朝“以沿边之杂胡，参之中原之遗族而成之社会”，其政体虽与南朝略同，社会成分毕竟有差异。统一之后，“南北门阀各不相下，而新旧又异其趋向”，其终能形成以诸科考试代九品中正的制度，“与隋唐帝室出身杂胡不无关系”。此后科举制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诚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
傅先生断定，“此事关系极大，此一发明，就其所推类可及之范围言，恐不仅是中国史上一大贡献而已”。从唐代帝室种族考证“推类”至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的科举制，非胸中素存四千年史事的大手笔不易见及。鲁迅曾说，“凡人之心，无不有诗”。一读他人之诗而“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盖心中先有诗，则诗人“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大约总要识力见解相近，然后可产生拨辄立应的共鸣。傅先生能看出陈先生之所欲言及其可能推广的影响，诚可谓知音。
而傅斯年自己的治史取向却常被误解，其“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更曾引起广泛争议。傅先生明言“反对疏通”，主张以“存而不补”的态度对待材料，以“证而不疏”的手段处置材料，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但其自身作品，特别是其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又何尝少了“疏通”！他相当赞赏清儒“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问题”的方法，更主张“思想非静止之物”，故在“语学的观点之外”，更须“有历史的观点”，以疏通特定观念“历来之变”。不过，若非胸有四千年，“疏通”甚易流于“妄诞”，这可能就是傅氏立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吧。
其实傅斯年不仅历史眼光通达，他观察时事同样敏锐。早在1918年6月，他就不仅看出新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更预见到“将来西伯利亚一带，必多生若干共和国”。当时恐怕极少人能有这样的未卜先知，其能如此，即如他自己所说，“吾辈批评时事，犹之批评史事，岂容局于一时耶”。正因其观察眼光不局于一时，复有其一贯的种族文化视角，故能所见深远。《全集》中类此睿见比比皆是，实在值得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