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上-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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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最少，每个月每人只有四两油———即使配给他们更多的油票，他们也没钱到粮店购买。
祖上留下来的房屋是当时人们惟一的私产———上海的里弄北京人的四合院，以及农村那些画满“四人帮”头像并用红色油漆打上大叉的断壁残垣。
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多个场合表明了这样的观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私产”色彩的农村土地大包干破茧而出。农民拥有了除房屋外的另一部分“个人财产”：承包的土地。自19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农民第一次从“集体人”还原为“个体人”。社会主义国家清一色的“公”的概念，首先从农村突破。
与此同时，个体工商业也在暗流涌动。
早在1970年代中后期，有着经商传统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冒着“投机倒把”获罪的危险，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寻找各种致富的机会。浙江温州的家庭小作坊，福建石狮的小商品贸易，珠江三角洲的加工业，一时名噪全国。当时广东南海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被人形容为“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面对汹涌的暗流，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顺应和引导。领导层显然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形势。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
1979年2月，80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返城，就业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就在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是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到两年后的1981年，统计数据变为101万，翻了10倍。
毫无疑问，从1978年到1982年，中国经历的是一场空前的历史性的转折，它所遵循的，不再是教条主义的框框，而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指挥棒。这个转折的过程决不是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一帆风顺，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一些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力量，时时刻刻抛出各种“帽子”和“绊脚石”，干扰着改革的步伐。
集体和个人，姓“社”与姓“资”、“要公”还是“要私”……舆论和指责铺天盖地。邓小平，这位长江支流边成长起来的农民儿子，以一贯的务实主义精神，抵抗住了压力。
有人批评包产到户是否定集体经济“搞私有化”，邓小平就回敬他们“思想解放不够”；有人说个体经济是“剥削和资本主义”，建议取缔，邓小平回答“看一看再说”。
就这样，历史前进到1982年春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全面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这里真正完成转弯，该年年底通过的共和国第四部宪法，作为这次转折的总结和成果出现。
这部以“五四宪法”为蓝本、制定时间长达两年零三个月、八易其稿的宪法，保护了个体工商业者的利益———个体经济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伸张了公民权利———“私有财产”以“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的内涵出现在宪法中。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保护内容在宪法中没有提及，1982年宪法被认为是“有限度地保护私有财产”。学术界认为，这较之1954年、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更加完整和具有进步意义。
“毕竟，私有财产的概念在被否定20多年后，重新回到了法律范畴内。在停滞和发展的关口，中国选择了继续向前行。”于光远说。
1983－1988年：“三分天下”格局渐成
1980年3月的一天，在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列火车拉着从黑龙江运来的20吨玉米，停靠在前锋火车站的站台前，有人就在车皮上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几个毛笔大字：打倒邓小平！不多时，就有人在大字下批注：“你还想不想吃黑龙江玉米？”
这样的回答，显示了广安人与邓小平一样的性格特质：务实。经历了动荡萧条与短缺的广安人，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吃饱肚子，过好日子，比什么都强。
这个道理也在全中国10亿人心中被反复掂量。安徽芜湖的年广久是明白得很早的一个人。
这个敢闯敢干的徽商后代，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因“投机倒把罪”两次蹲大牢，1970年代末“不顾危险”重操旧业———炒“傻子”瓜子。到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对国家计委等有关负责人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年广久已经有百万家业，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致富典型。
无疑，对财富和物质的向往是人类的天性，而年广久不仅仅是一个改革的符号，更是压抑了20多年创富激情的中国的典型代表。
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这群活跃在生产要素最具活力环节的人，静悄悄地改变着人们对财富的观念。
受“平均主义”、“财产公有”思想影响多年的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开始扩张，他们希望像“万元户”一样盖房子，置办组合式家具，拥有“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录机）。烫头发，穿喇叭裤，唱邓丽君的歌，随身携带“三洋”牌录音机，把14英寸的飞跃牌、熊猫牌黑白电视机摆上大街，都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然而，就在这波追求财富的巨浪中，“八二宪法”对私有财产保护不足的局限性就显露出来了。
当时，个体经济被定位为公有制的“补充”，只是作为解决就业的一个渠道被提倡鼓励，没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发展壮大，并因为雇工的问题，面临性质的争议。
广东高要农民陈志雄首先被卷进来。他承包的鱼塘雇了9个零工，引起《人民日报》长篇累牍地争论，最后国务院发文规定，“帮工不得超过两个，学徒不得超过五个”才算了事。
“致富带头人”年广久也卷进来了。他比陈志雄胆大得多，1980年代初雇工就有30多个，活脱脱一个“资本主义”典型。从安徽到中央，要对年广久“正本清源”的呼声甚盛。这样的争议传到了邓小平那里，后来就有了他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那段非常有名的话：“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稳，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温州“八大王”没那么好的运气。这8位经营五金机电产品的小老板成为一出“捉放曹”游戏的主角：突然以“重大经济犯罪”的名义被抓判刑，又突然被释放，返还没收财产。短短两年，历尽人生悲欢。
河北邯郸市的冯连印，这个名字浓缩了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上最黑色一段。他借街道办事处之名办了一家企业，说好属挂靠关系，然而，当他用自己的4。7万元还了贷款后，被法院以诈骗、贪污罪判处死刑。虽然最高院3年后为冯脱罪，但红帽子戴到了鬼门关，一个黑色幽默，个中几多心酸。
中国私营经济学会原副会长晓亮说，中国的私营经济是从夹缝中生长起来的，路途弥艰，即便这样，但还是“青山掩不住，绿水仍长流”。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发表了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附发的评论首次提出了轰动全国的“温州模式”。次年11月，田纪云视察温州，给“温州模式”四点赞赏：发展了商品生产，繁荣了经济；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扩大了就业面；方便了群众，富裕人民；带动小城镇建设和繁荣。
高层的声音越来越温和，赞成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学界也有了积极的行动。1986年夏天，《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在北京开会，许多学界名人都参加了，会上形成一个纪要，主要讲了三层意思：第一，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之势；第二，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利大于弊；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营经济是可以控制的，不至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
这三点意见的精神后来写入了1987年2月中共中央《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5号文件中，并概括为引导私营经济发展的“16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
1987年秋，黄叶纷飞的时节，中共十三大召开。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私营经济的作用，报告还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私营经济“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宪法再不修改就不行了。”张厚义，一位从事私营经济研究20多年的老专家，在回忆宪法第一次修改的背景时还忍不住感叹，私营经济靠自己的艰辛发展获得了法律地位，也为自己未来的拓展博得空间。
十年面壁图破壁。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
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内容。另一修改之处，则承认“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得以延展。
专家们高度回应着这次修宪结果，称赞将私营经济地位合法化，“是我国经济结构自1956年以来最重要的变化，表明全民、集体、个体经济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被全民、集体、个体、私营经济所取代。”
还有人分析，这两项修正案，意味着国家承认雇佣劳动、产业资本的积累、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以及分配原则的改变等一系列经济事实的合法性。
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出台。次年底，全国第一次工商登记，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下子达到了9。06万户。而这之前，只有温州等地的6户私企进行过正式工商注册。
私营经济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映射的是整个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迁。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的某一天，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这位插过队，种过地，当过工人，批过文件，计算器不离身的共和国同龄人，以精确到个位的惊人记忆力告诉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624亿元，1989年是16909亿，翻了4倍多；1978年城市人均年收入343元，月均28元，10年后，达到1376元，也翻了四倍。
1989－1997：曲折中发展
似乎应了“历史总在曲折中前行”那句古训，经过1987年到1988年“思想大解放”的短暂辉煌，1989年后因为种种原因私营经济再次跌入低谷。
这次他们面临的是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当年的9月25日，年广九终没能脱逃第三次牢狱之灾，这个大字不识、账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却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
还是同一年，很多私营老板把厂交给集体，化私为公。山东私营企业主王廷江就将自己600万元资产的陶瓷厂献给集体，获得了入党资格。远东集团老总蒋锡培将自己年销售额达1800万元的电缆厂所有权拱手让出，由此获得了党员资格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
农村一些地区也出现倒退现象，有人借口“壮大集体经济”，要收回农民承包的土地。
理论界也在1990年前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反常思潮：《交锋》一书的作者之一马立诚对此评价道，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上纲上线的批评文章，帽子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这种社会舆论和社会环境，带来的是私企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据全国工商登记数据显示，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家，1990年上半年，私营企业从9。06万家下降到8。8万户，1991年略有回升，为10。7万户。
政治风险加剧的同时，市场萧条的打击如影随形。随着治理整顿，国家经济紧缩，贷款无门，“三角债”缠绕，1991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仓库里产品堆积如山，大批私企关门倒闭。
1991年，刘永行、刘永好两兄弟的“育新良种场”（希望集团前身）准备收购四川内江饲料厂，被有关部门“枪毙”，理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