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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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最爱的人,爱到愿意为他抛弃父母家人的人,忽然暴露出怪兽的本来面目,是自己瞎了眼还是世上再没有好男人如斯不能原谅自己,也无法相信人性。她的世界碎了,再怎么拼,也缺了一块。她病了。
此后十几年,如斯精神状况时好时坏,数度进出精神病院。好的时候,她仍然是一个聪慧美丽的女子,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任职,还编译过《唐诗选译》。然后有一天,她在铁窗上上吊自杀了。工人发现她的时候,桌上一杯茶还是温的。
如果,当年如斯接受了父母之命的姻缘呢姚老先生为木兰择婿,是衡量了方方面面包括命相的。“木兰是金命,荪亚是水命,金入于水则金光闪烁。。。。。。若使木兰去推动气盛才高的立夫,则大可能招致灾难,后果不堪。”木兰与荪亚,也的确是美满姻缘。林语堂为如斯相中的快婿,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男人,但“五四”运动都爆发了那么多年,林语堂还没想到青年人要追求婚姻自由吗我认识的很多人,父母越为他们安排得锦上添花,他们越要火中抽炭。他们都聪慧、有才情,但缺乏社会经验,昧于识人,为了“自由”的幻象,他们甘心放弃唾手可得的幸福,在十字路口,迈出艰难的一步。一步错,步步错,万劫不复。。。。。。如斯也是如此吗
木兰,的确美得像一个梦。但梦,不过是梦。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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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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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里和
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好珍惜的——
这是一次把整个家庭的命运悲欢扛在自己脆弱肩膀上的苦行,或许我一辈子都承载不起。
妈妈在父亲眼里的“无能”,不仅仅体现在妈妈差劲的劳动能力上,更多的是妈妈在一连生下三个女儿后却不能给父亲一个男孩,所以,父亲除了常常酗酒后痛打妈妈金上便是叹气。
1980年的春天,母亲再次怀孕,那就是我,我是个男孩。我的出生使这个一直乌云笼罩的家看到了阳光,父亲把所有爱怜的目光倾注到我身上,我却最终让他绝望了。
我不能走路。两岁那年,刚蹒跚学着走路的时候,就患了小儿麻痹症。医生说,我的病,永远也治不好。妈妈却从不把我当作没有希望的孩子。
在医院里度过我的童年后,母亲把我送到了学校,在许多人甚至父亲看来,母亲送我读书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个孩子对课堂向往的心愿,为了我成长得不孤单。
我是个没有将来的孩子,或者说,我的将来早就已经被人预料到了。
12岁,我开始上初中寄宿。我对生活艰难的体味,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村里几乎所有的孩子,读完初中就不再有机会上学。中考前两个月,一所著名的省重点中学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闭塞的初中选拔学生,在预选项考试中,我脱颖而出。5月,我收到省重点中学复试通知,母亲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瞒着父亲从拮据的生活开支中省下20块钱,在学校最后一天期限中把钱送到我的手上,让我缴了考试报名费,我终于在学校的安排下前往省重点中学参加考试。
躁动来临之前总是没有预兆的。
在乡政府的大事公布栏上,有天赫然出现了我的名字,下面是乡长的署名。有省重点中学录取名单上,我是两个当中的一个。好一天,赶集的人出人意料的早早回来,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
通知书传到我手里的时候,父亲的心里是非常矛盾的,按父亲早设定好的计划,我初中毕业就去镇上的一家维修店里学习修理钟表的电器,师傅早就找好了。而今,省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不期而至,完全打乱了父亲的计划。
第二天,我听母亲说,乡里的大户想让自己的儿子去上学,找父亲说出2000块钱买我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最终拒绝了他。
在前往学校的车上,我的心沉重了起来,这难免是为我走进苦难生活设计的另外一个更加悲苦的圈套。这一次启程,我完全是把整个家庭的命运悲欢扛在自己脆弱肩膀上的苦行,或许我一辈子都承载不起,一辈子都承载不起!
父亲说,别看这稻田里现在是满目疮痍,因为它刚刚收割过,明年你回来的时候,肯定又是黄黄的一片。
父亲把我安顿好后,留给我150块钱做生活费,回家前多次叮嘱我,只要不饿肚子,就要好好学习。
贫穷的尴尬从我进入这所重点中学的第一天就开始上演。
从小我是一个见肥肉就恶心的人,两个月后的一次回家,妈妈买回两斤肉,我却挑着肥肉狼吞虎咽。我这个粗心的动作,让全家人都有没有向盛肉的盘子里动筷子。
父亲去温州打工是在我返回学校后的第三天。一个月后我接到从温州寄到学校的200块钱,在简短的信中,父亲告诉我,他现在在工地上帮人家建房子,一天可以赚到20块,就是工作辛苦,早上6点钟开始工作,晚上9点才下班,睡在工地上。父亲说他要干到1999年,他刚好50岁。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假如像他期待的那样,我刚好考上大学。
回到学校,面对即将来临的高考,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恐惧。每天繁重的学习后,晚上睡觉便是噩梦连连,我经常梦见我高考落榜,周围都是要把我吞噬掉的嘲笑。
没想到,这一切,随着高考的结束,都变成了残酷的现实。父亲把他亲手建的房子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别人,把所有的家什装满卡车,连夜携儿带女离开了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村子。一路上犬吠起伏,我满脸是泪水,是悔恨的泪水,愧疚的泪水。我心里一再责问自己:你为什么就这样不争气?为什么这样不安分?这样不听父亲的话?我怎么没有想到,作为生活中被别人定义死了的丑角,扮演这个角色虽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拒绝扮演却是要付更加沉重的代价啊,这种代价,即使我赔上一生,又怎么能够偿付得起!
我们住在奶奶为我们一家人腾出的一间没一搭玻璃,四处漏雨的房子里,我把两箱子书藏在床底下,绝口不再提上学的事。曾经的执拗,想起来就觉得是一件多么荒唐而痛心的事,我决心不再抗争,屈服于命运。
那一年的雨特别多,家里经常被雨水清洗,因为这样我才打算把藏在床底下的两箱书作为废纸卖掉的。在等待中终于有人上站,当我正要做成这笔买卖的时候,父亲从地里回来,冲过来便给了我一记响亮的巴掌,父亲近乎咆哮地怒吼:你真是个孬种,你以为开弓还有回头箭吗?我愣住了,蹲在地上半晌才回过神来,眼里噙满了自责和感激的泪水。
“双抢”过后,我把书从床底下拖了出来,父亲把书小心地捆到自行车上,送我去县城。路过我们还没有播种的稻田,一直沉默的父亲突然说,别看这稻田里现在是满目疮痍,因为它刚刚收割过,明年你回来的时候,肯定又是黄黄的一片。
梁晓声说,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珍惜的。
补习的日子是清苦而压抑的,让我感到温暧的是,在家里如此困窘的状况下,父亲母亲再次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
新的千年到来了,在父亲说的好个收获的季节里,我终于等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命运在我人生中设计的又一个陷阱!
在许多去上学的人中,为了省下长途车费,我是唯一一个拄着拐杖拖着简单的行李登上火车的。火车到站,我经为我苦行僧的日子也会随之结束,我以为我的前面已是春天,激动得在心里一直笑。但是我忘记了,我一出生就是一个弱者,是个丑角,既然是弱者和丑者,被拒绝就不需要理由。
在这所培养人民教师,以育人为己任的师范大学,从我一出现,老师就把我当作一个麻烦的学生,更可笑的是负责招生的老师居然说没有看清楚我的档案,说录取我是个不小心的误会,把我从这个系踢到那个系,最后干脆不闻不问,任我哀求哭泣。
三个月的时间,再长的悲剧也会演完,我本来就是为了拒绝扮演丑角才来到这里的,我不能在自己付出了人价后依然把丑角扮演下丟,我不甘心自己在经过了漫长坎坷的跋涉后又回到起点,我必须逃离。
当录取通知书换成一张退学书后,我的心完全乱了,碎了。
绝望却往往和希望同时出现。当我决定准备第三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又像一个斗士,一个遍体鳞伤但只要有时间伤口就会愈合的斗士。
把大部分学费寄回家后,我买了前往长沙的火车票,在一个在当地大学读书的同学那落了脚。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体会到奋斗的孤独,也感受着友谊的温暖和珍贵。
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我一直以为是我人生跳板的学校,从我回去的那一天开始,又让我回归丑角的角色,那是再次把自己的心灵扭曲,让人不屑,让人当作笑料的丑角。
记不清失眠了多少次,心被寒夜的风冻死了,我多么渴望7月的骄阳把心中厚厚的冰层释开。
梁晓声说,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珍惜的。
戏剧的高潮都是在观众撕心裂肺之后,这往往也是丑角走出别人为他设定的舞台之时。当我再次考上大学被拒绝的时候,一切的泄气,一切的羸弱,一切的悲苦在心里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丑角扮演到了尽头就是生活的勇士,就是人生的强者,我坚信!
这一年的秋天,许多长沙人都记得,那个来自偏远农村的残疾青年独自在长沙为上大学奔走呼喊的面孔:许多人记得,当时作为一省之长的湖南省长张云川为他深情作批示圆他大学梦的感人一幕。
2001年9月28日,我亲自到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然后坐上了回家的火车,这是我逃离大学后的第一次回家。我本来想让这个日子来得平静些,但是回到空后,看到满头白发的父母亲,我双脚不听使唤地跪下了,父亲跌坐在门槛上,我的母亲相拥而泣。在五十多岁的父亲母亲一个砖块,一根木头把房子垒起后,家里背了一身债。晚上,父亲把整个家底告诉我的时候,黯然泪流。父亲说,这债,他这一生恐怕也还不起了。我看着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的父亲,第一次没有流泪。我忘记了我是怎么安慰父亲的,这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听起来会当作是一个小孩子说他长大可以背起一座大山一样的笑话,在我接下来的四年大学中,我跟15岁就出去打工的弟弟却真真实实地做到了。
走进大学,恍若隔世,贫穷依然犹如影子,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在高消费的大学里,无数次我在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中仓皇逃遁。直到我满21岁的前一天,我的一篇文章在北京一家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主编亲自给我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阳光才渐渐地眷顾我长久阴霾的脸,我笑了双哭了。
25岁的生命中,需要记住的许多日了我大多没有记住,其中包括我的生日。但是2005年8月8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带着大学期间发表的近三十万字的作品来到一家省级媒体,领导在看了我的简历和作品后,第二天就给了我录用的答复。
一切看起来都有是那么顺利,但是,看了我的故事的读者会知道,那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暴风雨之后的故事!!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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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改变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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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宁海燕
一位河南小伙子,在北京三里屯市场卖菜。每月都靠勤扒苦做,也能挣1000多元,但尽管干了5年,却只能养家糊口。
一次,他发现一位金发碧眼的老外正认真地挑选一些看上去“精致小巧”的菜品,他很奇怪:“中国人都喜欢挑选大个头的菜品,而老外为什么偏偏挑选小的呢?”小伙子多了个心眼,跟老外聊了起来。原来,东西方饮食观念不同,老外认为小巧的菜品不仅漂亮,而且营养价值高。
了解到这个“秘密”后,小伙子每次进菜都挑同行不喜欢进的小巧菜品。由于他的菜品紧紧抓住了外国客人的喜好,加上三里屯老外很多,他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尝到甜头的小伙子牢牢抓住商机,与一些蔬菜批发市场的供货商悄悄签订合同:凡是小菜品都归他所有。就这样,他在菜市场里做起了“垄断”生意。他的菜品“特色”慢慢地在老外中有了一定的名气。他在市场里租了一个店面,还取了个洋名字“LOU’SSHOP”。随着名气的增大,他认为有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