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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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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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偏不说自己是俘虏
　　张鸣
　　叶名琛在历史上已经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怪人”。洋人打上门来，只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在僚属面前，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学谢安以示“镇定”。可惜，等不来“小儿辈破贼”，等来的却是鬼子进村，洋人打破了大门，把他抓了去。当时人就说他“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然而，换了我们，如果处在叶名琛的地位，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话，清朝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一介县令尚且不能逃，何况堂堂的两广总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多少年多少辈抬不起头来。当然，死是可以的，只是一来，洋人的炮弹没长眼睛打到总督大人，二来叶名琛自许名臣，有“疆臣抱负”，要为朝廷分忧，国家外患未了，不能死。再说，如果说叶名琛表现不好，那么当时有谁表现好呢？广东巡抚柏贵，在洋人据城之后，依然开衙视事，按洋人的旨意行事。僧格林沁倒是战了，冒充土匪攻击人家使团在先，在八里庄的平原上摆好队伍跟洋枪洋炮对阵在后，换来的，不过是自家士兵的屠戮和京师的沦陷。
　　广州城破之后，叶名琛做了俘虏。洋人还算“文明”，没有给我们的总督大人五花大绑，上铐戴镣，甚至连碰都没碰他，还让他带上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粮食并若干仆人，因为叶大人既不打算吃洋人的饭，也不打算用洋人的东西，当然更不用说使唤印度人了。就这样，叶名琛被带到了船上，一路漂泊，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叶被关在一栋小楼里，每天写字作画，以海上苏武自许。据说，他的钤有“海上苏武”印章的字画，大半都送给了洋人（这成为日后国人鄙夷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否真确，不好说，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的粮食，一年后粮食吃光了，他便不食而死。这时候中国和英法联军的战事尚未结束，国内的反叛遍地烽火，朝廷上下焦头烂额，自然没人想起这位海上的苏武。
　　按说，死在加尔各答的叶名琛，如果非要类比哪个古人的话，往好一点说，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因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虽然同在异域，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叶名琛是清朝的疆臣，城破做了俘虏，两人的境遇好像根本挨不上。不过，仔细想想，叶的自许也不无道理。按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牧，带来的米又不够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就是在叶名琛被俘的同一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派出的使者同样被文明的大清扣了，关在天牢里，罪名一项居然写的是“叛逆”，分明是人家都兵临城下了，还拿人家当自己的属国。当时的皇帝和满朝文武，其实没有一个比叶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战不和不守，后来又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叶名琛，而是那个咸丰皇帝和那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际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么，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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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谈随感＇路边的栏杆
　　星竹
　　十九世纪初，一些相对发达国家的城市主路上，都设有较高的栏杆，以免行人穿越时造成危险。那时的栏杆都修得很高，无论是主路上的人，还是辅路上的人，都休想迈过这高高的栏杆。既然是栏杆，当然得把人拦住，如果不能拦住人，那还叫栏杆吗？因此，那时栏杆的高度也是强制性的，像一种法律，得符合条款。至今在一些老式纪录片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高大的公路栏杆。
　　只是渐渐地，各国市政部门都发现了一个问题，主路上常常会有抛锚的车子，那时的信息还很不发达，人们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普及，车子抛锚后，司机为了能到辅路上去找电话，或是请人救援，就得走出主路，但高高的栏杆却挡住了他们的去处。于是，情急之中，有的司机便不得不翻越栏杆。胆小的司机就要走上几里路，找到出口。但无论是爬栏杆，还是去找出口，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有的司机在主路上行走时，不免会被穿梭往来的汽车撞倒，惨剧时有发生……
　　各国市政部门，在对公路事故的调查中发现，栏杆的围挡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安全作用，但同时又埋下了另一些安全隐患，有些不必要的事故反而是因为栏杆造成的。如果栏杆能矮一些，那些需要救援的司机便可以随时翻过栏杆，栏杆也就不会再对他们构成危险。
　　于是，英国人首先挑头，将城市主路上的栏杆降了下来。从一米六七，降到了一米二三。那些在主路上因车子抛锚的司机，便可以随时翻过栏杆去找救援，避免了在主路上行走的危险。虽然这种做法也同时为辅路上的人提供了翻越栏杆横穿马路的危险，但主管部门还是坚持了这一做法。
　　英国人的这一改革，引起了各国的注意，不少国家纷纷效仿，将城市主路上栏杆的高度降了下来。事故果然也相应地减少了许多。但还是有一些司机，总以道德来约束自己，在车子抛锚时，仍然坚持要找到栏杆的出口才肯走出主路。对于他们来说，危险依然没有缓解。
　　于是，又有国家带头，将栏杆的高度降到了一米以下，这样，人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迈过栏杆，栏杆的“法律”作用被大大削减。你根本不必再去找什么出口，紧急时候，迈过栏杆也就行了。这样的做法，果然又保住了一些司机的生命。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发现，在普通的公路上设制栏杆，原来是一件利弊共存的事。在保证了一种安全后，也埋下了另一种不安全的隐患。
　　到了二十世纪，一些国家终于得出一致的科学论证，城市公路上的栏杆，只有做到行人抬脚就能迈过的高度才是正好的，事故才是最低的。正像“只有充满人性的法律，才是最好的法律”一样。于是，栏杆被做成了更矮的栏杆：即我们今天看到的隔离带。在城市，主路与人行道之间，只有这一两尺高的隔离带。这又是谁都可以抬脚迈过去的栏杆，已经失去了最初人们设计栏杆时的严格意义。
　　也正是如此低矮的栏杆，才符合了客观上的需求，既解决了互相隔离的问题，又能在危险时候，使人轻而易举地迈过去。
　　按说栏杆是拦截人的，但时至今日，拦截人的栏杆，已经不再一味地拦截什么了，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告诫、提醒。在几个世纪的实践与论证中，人们终于发现，原来这种“告诫”式的栏杆，才是最完美、最安全、最可靠、最人性化的，也才最符合人们设置栏杆时的最初目的。
　　栏杆，它到底是在拦截什么，到底是在起着一种什么作用，几个世纪的摸索与改进之后，人们终于发现，原来它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防范，一种形而上学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栏杆，越来越是这样的栏杆了，虽然低矮，但却比高大的更科学，更符合法律与道德的辨正关系。
　　几个世纪中，栏杆的变化，给人提供了很多启示，使人联想到方方面面和许多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天下很多规定，很多章程，甚至很多制度，看似定得很严，很是道理，其实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未必真的能够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有时反而不妥。把栏杆设置得更矮一些，在今天看来，倒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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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白＇不多的时光
　　流沙
　　春天里，妻子在阳台晾晒衣裳，风儿从阳台的窗外呼呼地吹来。母亲正在厨房里为全家准备午餐，自来水刷刷冲着一捆儿青菜。“风这么大。”母亲在喃喃自语。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戴着眼镜看一本刚从书店买回的书，儿子趴在地板上，研究一辆遥控“挖土机”。
　　我在书房和客厅之间进进出出，然后喝着一杯热茶，看着电脑屏幕，想知道这个世界昨天发生了什么新闻，这是多么普通的一天。没有争吵，没有口角，只是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对话。
　　但想想，五年后或者十年后，我们还会有这样散淡的心情度过这样的一个春日么？
　　十年后，我四十了。父母亲呢？已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了，儿子也十二岁了。我健康如意吗？我和妻子结婚幸福吗？我的父母还是这样没有病痛吗？
　　想及此处，心中隐隐地惆怅起来。
　　我们总会有别离，父母正在老去，自己在十年后也许满是沧桑。但现在，我却拥有一切，如果时光能停留，我愿让这一切永恒，即便以后我能荣华富贵。
　　饭熟了，香味四溢，是父亲从乡下背来的米。妻子已晾好了衣裳，在客厅里和儿子嬉戏。
　　我捧了杯热茶靠在书房的门上，目光在这些我最爱的人的脸上穿行。让这一刻停留得长些吧，我是多么的需要。
　　多年前，有位老领导和我促膝谈心，老领导对我说：“我从不奢望将来，只求现在一刻的好，一时的好。”他说的不是工作，而是生活：他说许多人总是期盼着将来会好的，把梦想寄托在明天，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此刻好，今天好，天天好，明天才能更好。
　　我对那句话的体悟是深刻的。所有幸福都是有来由的，它不会突如其来，从天而降，而是有一种量的慢慢积累。在生命的每时每刻，幸福岂能缺位？
　　现在，我知道，最幸福的时光不该是在将来，而是现在这一刻。譬如，在这个春天的日子里，全家人呆在一起，只是等待母亲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