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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读者2006合订本-第13部分

小说: 读者2006合订本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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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德国去往阿姆斯特丹的途中加油站,正赏景吃东西,一群叽喳麻雀飞来——在欧洲,鸽子不避人原不稀奇,可它们是麻雀啊!和猫一样,也是极警惕、机敏,随时提防着人的小东西,但加油站的这些麻雀,它们居然冲人飞了过来!当有人一伸手,它们便飞啄面包屑,在人的手掌上欢快跳跃。有面包屑落在地,它们便在人的脚前偏歪着小脑袋啄食,你差不多怀疑它们是叫“麻雀”的东西!不然它们怎敢靠人这么近难道它不怕人的脑海里立时升起“油炸麻雀”或“清蒸雀肉”说来,一只麻雀的肉那真叫“何足挂齿”,但少也是肉吧,且滋味和营养价值在民间的口啤不坏:据说壮阳益精;暖腰膝。有回逛郊区公园,见远处的一伙麻雀,同行者纷纷议起雀肉的种种好,包括提了各式烹饪法子,话未完,雀儿呼啦一声飞散了,可能听着都心惊,集体暗念“罪过罪过。
  一只怀疑主义者的麻雀,要多久才能洗去被弹珠袭中,被网罩住的家族阴影,积淀出在人掌心雀跃的放松与信任;铁力士小镇上的猫,以及加油站的麻雀,它们有着与我所熟悉的猫与麻雀全然不同的经验世界。“人”在它们的字典里和“天敌”无关,以弱小动物的一份纯洁与依赖,它们相信,藏在人兜里的绝不会是乌黑汽枪口,而是友爱的面包屑。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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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做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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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鑫
  那是她生命中最难忘的日子。
  去领困难补助金的那个早晨天气格外晴朗,全家人一大早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她和儿子换上最好的衣服,在丈夫一声声“路上小心”的叮咛声中走出家门,朝民政局走去。
  民政局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有和她一样来领困难补助金的居民,有前来采访此事的众多媒体记者。
  她和几十个人站成一排,从领导的手里接过困难补助金,大大小小的摄像机镜头对准着他们,闪光灯纷纷亮起。。。。。。
  她忽然记起以前出现过的同样情形——也是无数镜头对准着她,也是闪光灯亮得睁不开眼睛,可那时她把腰杆挺得格外直,脸上是灿烂的笑容,手上是大红的劳动模范证书。。。。。。
  牵着儿子的手走出大门,她的泪水忍不住涌了出来。她的泪水里既有酸楚,也有羞愧,更多的是对自己命运的悲哀。
  她18岁就参加工作了,28岁当上市里的劳动模范,35岁因工厂倒闭不得不下岗。下岗后,她和丈夫开了一家小超市。一天,她和丈夫去进货,不幸在路上发生车祸,从此丈夫只能坐在轮椅上,她瘸了一条腿。死里逃生后,他们家家境一落千丈,一家三口只能靠城市低保金为生。
  低保金一个月只有380元,一家三口的一日三餐在里面,水费电费煤气费在里面,丈夫的营养费,儿子的书本费也在里面。。。。。。艰难的日子让她窒息。望着不能动弹的丈夫,看着才10岁的儿子,她甚至想过干脆买一包老鼠药,拌进米饭里。。。。。。
  在她最绝望的时候,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一个好消息:已将她家列入本城首批享受困难补助金的家庭里,从下个月开始,她家每个月可在低保金的基础上再领300元。
  走在路上,她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儿子摇着她的手臂撒娇:“妈妈,我们今天有钱了,你给我煮肉吃好不好”她看着儿子的小脸,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虽说自己每星期都挤点钱出来买点肉为儿子改善伙食,可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点肉对他来说能顶什么事
  她带着儿子往菜市场走去,一路上走着便盘算好手里300元的用途。站在肉摊前,她指了指最便宜的那类肉对摊主说:“来一斤这个。”儿子不干了:“妈,太少了。”她咬咬牙说:“那就来一斤半吧。”
  提着那块肉走在回家的路上,儿子还是不满意:“妈,你就多买点儿,炖一大锅,我们美美地吃一顿。”她笑了:“这个月把钱花光,下个月不吃饭”儿子一昂头说:“下个月不是还发给咱们钱吗这个月花光了,你下个月再去领。”儿子的这句话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惊,仿佛有一根线一下子勒紧了她的心脏,紧得她说不出话来。她没想到儿子会有这种想法——只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就可以不必劳动、不必奋斗,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政府的补助!难道儿子将来要靠低保、补助金过一辈子
  那天晚上,看着摊在桌子上的崭新钞票,她一夜没有合眼,儿子白天说的那句话一遍遍地在她耳边回响。她对自己说:我会劳动,也能劳动,曾经获得的那么多荣誉都和劳动有关,难道如今瘸了一条腿就不能劳动我还有一双健康的手,应该靠自己的手养活一家人、养活儿子!我不能让儿子将来靠领困难补助金过日子。。。。。。
  一星期后,她在市场的一角支起一个小摊卖水饺和馄饨。她的水饺和馄饨皮薄、馅多,而且绝对新鲜、卫生。一年后,她开了一家早餐店,但店里只能放三张小方桌。
  三年后,她有了一家能放七张桌子的店铺。
  再后来,她的店开在繁华的大街上,店面堂皇,可以承办各类宴席。。。。。。
  现在,逢年过节,她都会随街道办事处的人去慰问低保户,为他们送米送油送钱。除了安慰与关心,她总会比别人多问一句:“我的店里有工作岗位,你愿意来吗当然,她的儿子已经长成小伙子了,和同龄的孩子一样健康阳光。不同的是,他从上中学开始,每逢寒暑假都在妈的店里打工。
  儿子一直记得10岁那年的事,不是因为记性好,而是妈妈常常重复那天的事、重复他说过的话。妈妈每次讲完这件事,总会加上一句:我不想你长大后成为依靠别人的人,所以,儿子,我一定要成为你的榜样!
  儿子说:“其实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另一件事。妈妈卖饺子和馄饨的第一天很晚才回来,她一进屋,手也来不及洗就径直走到我面前,将一张五元、一张两元的纸钞和四个一角的硬币一字排开,整齐地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认真地看着我说,儿子,妈妈今天挣钱了,这是妈妈用劳动挣来的,不是人家发给我们的。。。。。。”说到这里,这个身高近1。8米的小伙子眼圈红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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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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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健
  想起2005年11月26的那场江西九江地震,海子心仍有余悸。
  海子是搞建筑的,常年带着施工队走南闯北,江西发生地震的时候,他就在九江工地上施工。突然,就听见轰轰隆隆的声音从楼顶上传来,地面、墙面都在晃动,有砂浆、砖块从上面掉下来。“地震了,快跑!”海子大喊一声,听到海子叫声,工人们纷纷逃出来,几十秒的时间,工人们全撤到了空地上38个,一个都不少。
  地震结束后,海子就接到家里的电话,家里人看了新闻,知道九江地震了,问海子有没有事。打好电话,海子看见有几个工人跑到街上去了,但很快就沮丧地回来了。
  “的,连公用电话都砸了。”二狗子嘟嚷着。
  海子知道,他们也想给家里报个平安,让家里人放心。海子掏出手机说:“都给家里报个平安吧!用我的手机打。二狗子,你先来。”二狗子感激地接过手机,拨打起电话。其余的汉子都在二狗子身后排起了队,全然没有往日的争吵和拥挤。
  “老婆,我们都没事,放心吧!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二狗子只说了一句,就挂了电话,把手机传给了下一个汉子。
  “孩子,爸爸挺好的!”
  “妈,地震对我们没有影响!”
  ……
  汉子们仿佛约好的,只说一句话,就把手机传给下一个。接不通的,也不再重拨,自觉地排到了队伍的最后,静静地等待下一次机会。
  只说一句话,就足以让家里人一百个放心。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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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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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徐百柯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从政后以字行,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crownyouwithapotof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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