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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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解释得太多了。你常常会说：你别说了，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你没有想过，一个人的语言，在面对怀疑的时候，面对揣测的时候，有多乏力？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为你作证。
做一个高贵的哑巴。
你的好和坏都在你的沉默里，你的悲和喜都在你的沉默里，你的真和假都在你沉默里。
也许这个世界上，本没有什么真假、善恶、悲喜，仅仅因为你解释，因为你渴望更真，渴望更善，渴望更爱，渴望更……你反而变得假了，恶了，坏了。
做一个高贵的哑巴，你的沉默里有黄金，你不认为你是爱着的，就没有人认为你恨着，你不认为你是善的，就没有人认为你是恶的，你不去争，就不会有人和你来抢，你不表白自己，就没有人会侮蔑你。
你不说，就不会有人问。你不去论断别人，就不会有人论断你。
高贵的哑巴，你的沉默里有你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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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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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根指挥棒
王悦
美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沃尔特·达姆罗施（WalterDamrosch）二十几岁时就已经当上了乐队指挥。年纪轻轻就担任指挥，沃尔特却没有忘乎所以。旁人对他的谦和、沉稳的态度，既欣赏又惊讶。还是沃尔特自己揭开了这个谜。
“刚当上指挥的时候，我也有些头脑发热，以为才华盖世没人取代得了。 ｝T）nWqN＋od
有一天排练，我把指挥棒忘在家，正准备派人去取。秘书说，‘没关系，问乐队其他人借一支就好。’
我心想，秘书一定是老糊涂了。除了我，谁还可能带指挥捧！但我还问了一句：‘有谁能借我一根指挥棒？’
话音未落，三支指挥棒已经递到我面前。大提琴手、首度小提琴手和钢琴手，每人都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一根指挥棒。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我不是什么必不可少的人物！很多人都在暗暗努力，时刻准备取代我。
以后每当我想偷懒的时候，就会看到三根指挥棒在眼前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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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辈的爱情来到城市
安宁
父亲53岁的时候，被一个远房的亲戚招到城市里去做园林工人。他怕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憋闷；便将母亲一起叫了来。两个人在市郊租了间小平方，自此便开始了他们的“打工生涯”。
这个城市发展得很是迅速，父亲每月400元的工资，除去租房和吃饭，几乎没有剩余。但母亲还是很满足，她打电话给我炫耀，说今天你爸带我去了“银座”，还乘了电梯，那么大的超市，要不是你爸领着，我非得走丢不行。我问母亲，那爸给你买什么东西了？母亲便笑，说，我不缺什么东西啊，就是想看看城市是什么样子的，你爸说只要有空，他就带我出去逛，走走城市的大马路，看看晚上漂亮的路灯，过过城市人的生活。
我问父亲要不要钱，在城市里住，比不得乡下，出门就需要花钱。父亲说，你们留着供房用吧，我和你妈，过得很好，还能像人家城里的退休老人一样，晚上吃完饭去广场上溜达一圈呢。我现在又多兼了一份活儿，每月还能攒下点钱呢。我笑，说，攒钱干什么，你们又不需要像年轻人一样供房子。父亲狡黠地笑了两声，悄声说，这可是个秘密哦，你妈我都不告诉的。我不知道父亲究竟有什么样的计划，连母亲都不肯告诉。他一个园林工人，在这么大城市里，除了混得上饭吃，还能有什么能耐呢？
几个月后我去父母居住的郊区看他们，很惊讶父母的生活方式竟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这一代人在城市里所承受的恐慌、压力和寂寞，于他们，竟是没有一丝一毫。他们对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栋楼，都充满了好奇，满怀了热爱；似乎他们自己居住到哪里，哪里便注入他们的生命。城市的生机，与他们个人的欢欣，便这样融为一体。
等到我把父亲的秘密套出来的时候，又是大大地吃了一惊。父亲说，他要努力攒钱，买套一室一厅的二手楼房给母亲住。我开始还笑他，说怎么可能呢，你都50多岁的人了，怎能和我们年轻人比，还是别做这样不切实际的美梦了吧。父亲便急，拿出他崭新的钱包来给我看，说，我都开始行动了，怎么能说是做梦呢？我早就看中一套二手的小房子，在郊区，可是交通好。再挣上两年，加上以前我们攒的一些钱，我就能让你妈住进去了！
记得母亲曾经跟我说过许多次，住楼真好。我总是不耐烦，说有什么好呢，死贵的房子，每次想起来要还贷款，都觉得烦乱，怕是房子供下来了，两个人的感情也淡到虚无。而父亲，却对母亲的话，默默记在心里，且一点点去实践着。他没有更多的钱可以买名贵的衣服给母亲，可是他会牵着母亲的手，领她一点点地将整个城市逛遍。他没有几十万的存款可以让母亲住明亮宽敞的楼房，可是他会拿出仅存的几万块，给她买二手的看得见城市风景的高楼。
当我们的爱情，在打拼里，变得伤痕累累，皱纹横生；当我们将最美好的30年，献给房子车子和物欲；当我们的双手，只记得钞票的温度，却忘记了牵手的滋味，那么我们在飞速向前的城市里，怎能将缠绕相依的根，深深地扎进水泥里去？而曾让我们不屑的父辈们的爱情，在田地里，是一株挺拔结实的玉米；在水泥地上，亦可以做根根相连、枝蔓相接的法桐，任岁月再怎么冲刷和吹打，依然是唇齿相依，不弃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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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回正常人很难
关军
1994年4月顶着“杀妻”的恶名入狱，
2005年4月被宣判无罪出狱。
他的青春年华在11年的牢狱生活中耗尽，以清白之身再获自由时，面对他的是一个急遽变化、已然陌生的社会。他谑称自己这一生尽是遇到急转弯；快得让他猝不及防。入狱是，出狱也是。
佘家获得了90万元的巨额国家赔偿。可金钱对他有何意义？
母亲殁了，熟悉的生活秩序被破坏了，而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显然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我不要这么多钱
2006年3月19日，一辆灰白色的小货车奔波200多公里，把佘祥林的生活从雁门口镇搬到了宜昌市。除了冰箱、彩电、饮水机等几件简单的家什，佘祥林只带了在监狱里写的7本日记。
那是一段已被封存的记忆，而他目前还不想公之于众。
搬迁的决定是春节做出的，那是一个完全不像春节的春节。
2005年除夕，只有佘祥林在老家陪着父亲。在用赔偿金盖起的崭新大瓦房里，佘祥林不可抑制地想起了12年前的那顿团圆饭。那时，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的张在玉离家出走不久，好在父母、兄弟和女儿都在家，破败的土坯房里还有一些过年的气息。谁也不曾料到，那竟是这个家庭最后一次温暖的团圆饭。数周后，佘家附近的水塘发现无名女尸，佘祥林作为嫌犯被捕，接着就是连串的悲剧……
往事让佘祥林有些失控，他突然对父亲说：“我不想要这么多钱，不想住新房子！”
一向性格坚毅的父亲深深垂下了头，用鸭舌帽遮住眼睛，坐在那里，足足20分钟没说话。佘祥林似乎看到了父亲的眼泪，并为自己刚才的冲动悔恨。
破坏节日气氛的不仅是感伤之情。外面鞭炮声噼啪作响，佘家人流不断，但不是亲友和乡邻。这些不请自来的造访者，或要求采访，或请求佘祥林帮助申冤。
出狱后，接待造访者几乎成了佘祥林生活的全部。不忍拒绝别人的他成了“媒体明星”，并给外界以理智、达观甚至幽默的印象。但人们显然忘记，每一次造访事实上只会再次撕开佘祥林试图忘却的伤口。
该结束了，佘祥林对自己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必须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经朋友帮忙牵线，女儿华容获得在宜昌某学校免费求学的机会。想“与女儿一起成长”的佘祥林匆匆搬去了宜昌，甚至连兄弟佘锁林和佘梅林也未提前告诉。
他和华容都不想再被打扰。他换了手机号码，也只告诉了最亲近的几个人。
然而，相对的安宁只维持了三五天，就有河南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诧异的他忍不住一再追问：“你们从哪搞到了我的号码？”更多的采访电话在愚人节前后不期而至——去年的4月1日是他出狱之日。
佘祥林转而死守下一个秘密——新家的地址，坚决拒绝任何记者到家参观的请求。他只说自己租了一处房子，同时吃力地描述那个房子光线的幽暗，摆设的杂乱，家具的寒酸，以致不好意思接待客人。
事实上，佘祥林已在这座城市有了100多平方米的新家，客厅宽敞，装修时尚。可惜，缺乏提防之心的佘祥林还是不小心泄露了秘密。4月初的一天，当他赶回家中，发现不请自来的客人已经坐在客厅里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人们好象戴上了面具
“我得去买一副太阳镜。”4月6日下午，走在宜昌闹市的佘祥林做出一个决定。商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不很强烈的阳光，但这已让他的眼睛感到不适。11年的牢狱生涯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尽管经过治疗，他的视力依然只有0。1。
这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理由。内心深处，佘祥林更怕随时会有行人认出自己，他不喜欢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
当他还在雁门口镇时，佘祥林通常一个星期不下楼，偶尔出去就戴上一顶黑色棒球帽；如今，他的头发已长到能遮住前额，于是试着摘掉棒球帽，只是依然还是急匆匆地走路，尽量不和同一小区的住户搭讪，也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吃饭都特意选择小餐馆。
在胜利四路的一家私营眼镜店里，佘祥林看中了一副偏光太阳镜，他问了价格，只是不知道怎么鉴别镜子的货色，怎么讨价还价，眼镜被他几次拿起又放下。“唉，买不好，明天叫一个朋友来帮我买吧。”
就要走出去了，他忽又折返：“算了，还是买了吧。”他按照老板开出的价格掏了钱。
在宜昌，佘祥林还是有一些朋友的，其中《三峡晚报》的编辑秦发在华容求学和买房上帮了大忙，是佘祥林最为信任的人，经由秦发，佘祥林又认识了当地不同职业的一些朋友。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佘祥林都渴望着朋友的指点，但他很快发现，朋友们不会事无巨细地教他，他们担心这有伤他的自尊。
其实，在这些事情上佘祥林没那么敏感，他明白自己被社会丢下了，必须追赶。
去年到广州治疗眼疾，佘祥林第一次坐地铁，他先悄悄站在一边，看别人怎么买票，怎么投币。用差不多同样的方法，他过去一年的收获还包括：学会了使用电话卡，学会了播放影碟机……
“我还知道了现在的人怎么送礼。”佘祥林说的是去年下半年的经历。读者家园6f…UKz C
雁门口镇上，一个做食品代理生意的朋友请佘祥林去“帮忙”，实际是想让他熟悉社会。在朋友那里，佘祥林见到一种“提货卡”，名片大小，背面一般都打印着三四种商品的名字，名烟、名酒、名茶等等。对于“提货卡”，佘祥林琢磨了好几天，最后还是从朋友那得到答案——这是餐厅等店铺的老板“回馈”公款消费的老客户的。“你以为现在送礼还像以前那样，拎着大包小包串门啊。”朋友笑着说。
“这张卡片能做什么，要是不问，累死我也想不出来。”佘祥林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继而又悲观起来：还会有多少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啊？
2005年7月，湖北京山县的一家大型超市里，佘祥林选了一罐八宝粥，直接掏出钱递给旁边的导购小姐，要求结账。
导购小姐乐了，很显然，现在没人这么开玩笑了。“先生，请到那边收银台交钱。”
“谢谢。”佘祥林的神态毫无戏谑成分，“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进超市。”
染着棕色长发的导购小姐依旧将信将疑。他的遭遇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面前这位男子，从1994年直接来到了2005年。
“数码相机，以前没见过；雁门口这么小的镇子，居然那么多桑塔纳了；以前一两块钱一包的烟，现在卖到十几块了……”世界呈现给佘祥林的是一个熟悉与陌生的混合体，这使他感伤与焦虑多过了新奇感。
一年里，他对这个新世界的观感是，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