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12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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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脖子事件之后，门锁了几天。又过了几天，“老转”一个人回来了。没什么人跟他说话。过了一阵，那门又锁上了。锁了很久，直到有了新的面孔来开门，大家这才知道“老转”已搬到别处去了。从此再没人见过他。倒是“新姑娘”有人见过，见过的人是我妈。我妈说她看见“新姑娘”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吃着东西；一个男的推着她慢慢地在街上走。那男的好像又换了，还是她先叫的我，我妈说。
有时我想，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在街上遇见她。那时，她也许是坐在一辆小车里。多半是她先看见我，她从车窗里伸出头来，说，画得很像，像毛主席他老人家！
老姚：一只膀子，拎拎馒头也不行吗？
老姚就是那个用一只胳膊捶门的人。掐脖子事件之后，大家都说是他用一只胳膊挽救了“老转”的生命。不过那“老转”也太不像话，居然连个谢字都没有。老姚（大人都叫他老姚）倒不计较，笑笑说，又不是什么好事，要人家谢什么？
老姚说这话时正坐在自家门口的小板凳上喝稀饭。他光着上身，不流汗。他个子大，瘦。看上去只是一副骨头架子。他的左胳膊短了一截，小臂基本没有了，只留下了二三寸，刚好弯过来，与大臂形成一个角度，将饭碗跟儿卡住。经常有人欣赏他吃饭的姿势。大概没有人问过他的胳膊是怎么断的，但肯定不是因为打仗。他没当过兵，从我们叫他姚伯伯起，他一直都在水果公司工作。他的老婆（我们叫她姚妈）经常帮着他拣水果。她在门口放两个藤筐，一个是满的，另一个空着。扒开粗糙的黄裱纸，一只一只地检视：红的、光滑的则放进那只空筐。她那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好东西都叫老大哥吃了！老大哥？老大哥是谁？有人问。老大哥都不知道？你连老大哥都不知道？！她说，我们的苹果到了苏联，苏联人就拿一个圆圈，篾的，把苹果放上去一卡：正合适的，收下；太大或太小都不要，让装上火车，再拉回来。那时就有人问，那拉回来的是不是都叫火车司机吃了？屁！她说，火车司机吃什么？不都是自己拎一个饭盒儿吗？妈也，好东西都让老大哥吃了。从前我们都以为越大越好，听了她的话才知道：不大不小，才是最好。后来，我们知道这些话其实都是老姚跟她说的，她不过是学舌。老姚说什么，她就说什么。
有一年（那时文革已开始几年了）武斗搞得很厉害，一群工人将一帮学生包围在天主堂里。四面架了枪，三天三夜学生们水米未进，饿得在顶楼上对着扩音器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老姚不知怎么弄了一篮子馒头，想悄悄送进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老姚被一些拿枪持棒的人逮住了。人说，你一只膀子还想干这事儿，难道就不怕折了另一只？老姚说，一只膀子，拎拎馒头也不行吗？拎拎馒头也不行吗？别人见他还算老实，就没有打他，还让他把那一篮子馒头也拎回来了。后来大家分析了好一阵，认为是怕他在馒头里下毒。所谓送馒头说不定是个计策，就那么一只胳膊还去送馒头，这不蹊跷吗？
老姚的计划失败后，姚妈十分气恼，见人就说，也真是，一只胳膊怎么啦？拎拎馒头也不行吗？拎拎馒头也不行吗？！
老姚后来死于肺癌。老姚死后，姚妈就不怎么说话了。
黄混儿：飞起来像燕子，摔下去像砂包
黄辉，这个名字一到方言中，加上儿化音，就成了黄混儿。意思是说一个人有点混里混沌的。实际上黄辉并不“黄混”，憨厚而已。这是个极其魁梧的人，我很少见到像他那样宽的肩膀，那样厚实的胸脯。夏天他光着上身，穿条肥大的短裤，坐在门口跟人下象棋。他的棋很臭，但战斗性还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往往一下就到了后半夜，尤其输了棋，更是纠缠不休。他下棋时，架势很大，两腿分得开开的。这时，从那大荡荡的裤管处就露出了不雅。小儿们就互相挤眉弄眼，一齐叫：二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那时，街上的行道树大多换成了法国梧桐。听说法国梧桐又叫二球悬铃木。大家有事无事就念着这个词，好像别有意味。二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二球，还悬铃木！一开始，黄混儿还不明，跟着笑，后来就有点明白了。再听人叫二球悬铃木，便赶紧把两腿往里拢一拢。但不多一会儿，就又原形毕露了。
黄混儿在食品厂上班。隔不几天就用白铁桶拎一桶“流蛋”回来。所谓“流蛋”，就是厂里便宜处理的破损鸡蛋。黄混儿利用休息时间去掉蛋壳，下班时拎着半桶流蛋晃荡晃荡地走回来。他一回来，大人们就都出来了，拿一只大碗。一大碗只要一毛钱。若是夏天，甚至只收五分钱。有时到最后不够一碗了，他就不要钱。大家经常享用便宜流蛋，黄混儿的人缘无人能比。大家都说他好，只有一样，打孩子太狠了一点。
黄混儿有个儿子叫三儿。三儿长到十四五岁了个子还那么小。有时别人跟黄混儿开玩笑，说你这么“蒯”，三儿怎么这么点儿呢？黄混儿说，那有什么办法？再好的种子，落在一块薄田里……后面的话被他吞了进去。他指的是三儿妈。三儿妈又干又瘦，一向病病歪歪的。三儿妈一听到这话就要生气。说，我原先是这样的吗？还不是叫你弄的！说什么呢？叫我弄的？黄混儿回过头来，有点生气的样子。这时，开玩笑的人就赶紧说，是啊，是啊，你还不承认呐？不是你弄的是谁弄的呢？黄混儿愣了愣，也想不出更好的理由来，于是就不吭声了。
黄混儿打人的确很厉害。但他有一个原则，只打自家人，不打别人。打自己的，别人说不起；打别人，犯法。文革中搞武斗。有人说，你这样的块头，一个顶仨！但黄混儿从未参加过武斗，他一直在下棋。大家的确没见他打过谁，只见他打三儿。有一次，他一掌将三儿击飞了。不少人都听到了一声闷响，擂鼓一样。只见三儿从屋里凌空飞扑而出，像一个砂包似的狠狠地摔在地上，接着就哇地一声吐出了几条蛔虫。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场面。从前，壕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飞起来像燕子，摔下去像砂包。说的就是这件事。
不过，有一天黄混儿终于动手打了自家以外的人。挨打的是个强盗。说起来，强盗在壕坑还是比较少见的。有时甚至到了夜不闭户的程度。白天就更不用说了，门窗都大开着，任人进出。那个夏天不知怎么就有了强盗。先后有两三家人都说晾在外面的衣服不见了。有一天夜里，我刚刚睡着，忽然被一点什么响声弄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虚掩着的窗子慢慢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开了。接着，从窗口伸进来一根向日葵秸秆。这秸秆我是很熟悉的，一向放在窗外，每三根一组，做成支架，用来晾衣服的。那人一定是从中抽出了一根，算是就地取材，再用它来取“财”。不过，实在说，他想偷的也算不上什么“财”，只是晾在屋里铁丝上的几件汗衫和衬衣，再就是短裤。他用那秸秆够了几下，没有够着，然后就走了。我不知当时是否吓傻了，我一声没吭。直到那人走了多时我才叫了起来。我叫：妈，妈，强盗。妈知道后却叫我别嚷，说走了就算了，他大概也是没办法才干这种事。常言道，没得法，当警察。若连警察也做不成，那就只好做强盗了。这是我妈当时说的话。我妈还说，我们不是什么也没丢吗？我说，他拿了一根秸秆的。我妈说，他不会要那东西的。我妈说的没错。第二天，我果然看到那秸秆就在窗下，靠在其它的秸秆旁边。抽是抽出来了，不过，大致上还到了原处。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强盗被逮住是在另外一天。那时我差不多要忘了强盗的事了。倒是记住了我妈的一句话：没得法，当警察。今天看起来这句话肯定是错误的，至少是对人民警察的不尊重。不过，那时警察出现的频率并不高。那个强盗是被黄混儿逮住的。确切地说是先被别人逮住，扭打中，被黄混儿制服的。黄混儿故伎重演，照他背心猛地一击，将他击飞。我得知这消息已是第二天早晨。自然，我没能看到强盗，但我完全想像得出他飞扑起来的样子，只不知他是否也吐出了几条蛔虫。
三儿：参加漂流的健儿：左起第五人为遇难者
谁也不会想到三儿是以后全壕坑最出风头的一个人。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他那么瘦小。有一阵，他迷上了做木工。他自己存钱陆陆续续买了刨子、斧子和锯子。锯子有好几种，有拉圆木的，有梭榫头的，还有挖锯。从他那里，我们认识到挖锯是一种很窄的锯子。他用几块粗糙的木头钉了一个马凳，然后成天就在那里刨啊砍的。渐渐的，有人开始请他做小板凳儿了。这时三儿说话开始有了一些份量。他说，其实小板凳儿是最难做的。一个木工过考的时候，不用干别的，做一个小板凳儿就行了。师父将你做的小板凳扔进水里，浸泡一阵，然后再捞上来，几锤子抖散，看榫眼里是干还是湿。手艺是好是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三儿一边说，一边很熟练地挖榫眼。锤子在不断地落下来，凿子却在不断地走动，但那锤子总能落到它该落的地方，没有一下是落空的，也没有砸到手上。只有一次，他的脚踢到了藏在刨花里的斧子，割开了一道口，流了很多血。这以后，别人总是提醒他穿鞋，可他依然打赤脚。每次他给人做了小板凳，别人就给他买一双袜子或一双鞋作为谢仪。可他却很少穿，也穿不完。他爸黄混儿就说，你跟人说，让他们照我的脚买。三儿就说了。但下次，别人仍然是买给他的。所以他们父子俩始终没能和解。
街上流行滑轮车的时候，许多人来找他。他一概拒绝，说，这也来找我？找几块板子一钉，不就得了？照我看，他若肯的话，那时就已成名了。
三儿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来了，甚至是壕坑以外的人。不知道的人以为是来看新娘，其实是看家具。那时很少有人上街买家具，一般都是请几个木匠在家里干上个十天半月。木匠多是从农村里来的，做成的东西，结实倒结实，只是样子粗笨，不好看。而三儿做的东西就大不一样了。尤其是当堂一个天安门，叫许多人羡慕不已。那天安门足有成人的一摆多宽，一米来高，搁在一个条案上。天安门是朱红色。就是极挑剔的人也只是建议漆成大红。但这也只不过是一两个曾到天安门串联过的人的意思。多数人认为不必再动了：那漆色实在太好看了，又鲜艳，又明亮。头发丝儿都照得见。相形之下，新娘子要黯淡得多。基本上没什么人看她，也没什么人跟她说话，三儿则在专心地领受人们的赞美。那在三儿的一生中应是一个不小的波澜。
此后，三儿参加了工作，在一家机械厂做木工。一旦成了职业，人们认为那手艺也就没什么特别了。这样，有许多年，三儿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直到他下了岗，人们才又说起他。说他彻底改行了，再也不干木工了，就算作为消遣（据说许多人是有这种消遣的，比如周润发）也绝不再碰那些刨子锯子了。三儿在家闲了一阵，然后到一家干洗店去打杂。在那里干活儿的都是女的，就他一个男人。他的任务是将要洗的衣服从门市部拿到洗理部。这两个地方相隔不远，只隔着一个过街天桥。尽管如此，他却要举着那些旧的和半旧的、长的和半长的、呢料的和皮毛的衣服不断地从天桥上走过。每当碰见了熟人，他的脸就禁不住要红起来。有一天，他在过街桥上遇见了他的初恋情人。她是他中学里的同学，毕业的那一天，她送给他一本缎面日记本，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她没能成为他的老婆。她说，咦，是你啊，你在干什么？三儿张口结舌，几件衣服几件衣服。我知道是衣服，我问你在干什么？不干什么，不干什么。后来她说，喔，那个店啊，我去过，我一件五千多元的磨毛皮衣，他们给我上了油，弄得光溜溜的，看上去像是花五百块买来的。找他们，还不认账，特恶劣。这末一句，显然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一问，原来她女儿正在报考本地电视台业余主持人，她正在帮着女儿练普通话。
过街天桥上的偶遇之后不久，三儿就不去洗衣店上班了。他觉自己举着一大堆旧衣服从天桥上走过的形象也特恶劣。三儿又闲着了。
三儿最后一次被人提起，是他在江上的遇难。这件事本地的电视台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包括后来的打官司和赔偿等等。报纸上也登了整整一版。还刊了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