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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长江文艺 2004年第12期-第22部分

小说: 长江文艺 2004年第12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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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文在高原古城西宁生活的那一个月,用他的话就是一生中度过的最为舒心的日子。这一个月,除我们安排他们去塔尔寺、青海湖等地参观外,骆文每天的生活很是规范,早上晨练,上午读书或抄记有关资料;下午呢,我见他喜欢去下榻附近一处叫南川河的河滨公园。这处所谓的公园,不宽不长,却集中了来自周边的低层人士:退休职工,赛棋好手,卖唱艺人,摊头小贩,食客看客,等等。最吸引骆文的有两处,一处是几个“麻眼”(瞎子),手握“三弦”,弹唱青海地方曲艺“贤孝”,另一处则是一个帐篷里常有一些“花儿”唱家在引吭高歌。骆文总是坐在一侧深情地听着,那么认真而又痴迷。时间长了,公园里不少赋闲的人竟然熟悉了这个远来的、白鬓苍苍的老者。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老人是一个老革命、老作家。骆文老几次问我:“你常去北川河河滨公园么?”我告诉他不太常去,人多杂乱。骆文摇着头说:“那地方生活丰富哩。对一个作家来说,可以得到第一手的知识和素材。”当时我很不在意他话里的意思。如果不是后来我读到他写青海生活的一系列文章,我是不会理解河滨公园为什么能够吸引他去的缘故。这也许就是他——骆文式的创作活动和方法。
  现在我又必须谈起骆老和昂尕的事了。骆文在青海度假期间,曾多次向我问及远在长江源头的昂尕同志,并与我谈起《长江魂》一书中收入昂尕的文章:《葛洲坝,我心中的金盏花》,称赞这篇作品联想别致,构思新颖,很有激情。又说昂尕是土生土长的牧区人,有较丰富的生活积累,大有培养前途的作家。也许是骆文自年轻到年老,长期从事文学组织领导工作的缘故,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切与注意,总是爱护有加。骆文计划在青海高原黄金季节的七月要来青海的消息,我在六月份就写信告诉了昂尕。昂尕因此在七月初风尘仆仆地赶来西宁与骆老相聚。那会骆老尚未动身。昂尕苦苦地等了一个星期仍不见到。这时王树州急电昂尕速回。昂尕当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广电局局长,公务也是很繁忙的。昂尕只好带着遗憾回了玉树草原。尽管如此,昂尕还是隔三岔五地给我来个电话,详细询问骆老一家人的身体状况和在西宁的生活,并说等他把工作安排好了,他还会争取再来西宁与骆老相见,好在骆老在青海要住较长时间。从玉树首府到西宁1200余公里,路不好走。我们的昂尕后来还是来了西宁,并且带了小袋草原特产誉称“人参果”的蕨麻想要送给骆老家人。万万没想到又一次的失之交臂,骆文一家人已先前一个星期回了武汉。这件事对昂尕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终生遗憾。
  现在他已不在我们中间了。
  我和骆文老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96年12月间,我接中华文学基金会的通知,让我去深圳休养。我偕夫人及小孙女一行,绕道武昌乘往广州的列车。行前,我给湖北作协发去电报,请他们帮忙购买两张卧铺车票。我们到达武昌是凌晨五点,天刚蒙亮,恰巧那天又下着绵绵细雨;十二月天气,让人冷不可支。没想到在这样刮风下雨的清晨,前来接站的竟是年过八旬的骆老。此情此景,让我感动得难以为情。骆老说:“因为湖北作协的同志不太认得你,是我主动请求来接你的。阔别有几年了,真有点想你啦。”说着一手抱起我的小孙女,领我们朝车停在的地方走去。这里我不便多说湖北作协和骆文夫妇对我们的热情接待。我最不能忘记的是那天清晨骆文老接站时的身影。他身着风衣,冒着细雨,当风而立。那身影恰以一尊雕像,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
  此刻,当我手捧着他于2003年2月19日写给我的最后信札,油墨似乎尚未干去。他在信中说:“居住环境差,不算什么,有机会去西宁,还是可以写东西,有精力,决不要放弃走笔,你的散文很有风彩嘛 。”信的最后又写道:“你还是我的小老弟,不能消极。”这些宝贵的充满爱抚的字眼,将会永远封存在我的记忆里。
  往事难忘。骆文老,你可记得么?我那次南去深圳,临别武昌时,我在旅馆打给你的电话,我说:“骆文老,我会永远怀念你的,因为你是值得让我永远怀念的人。”
  现在你已不在我们中间了。
  当我回想起上述有关你和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小节;但就是这些生活小节,今生今世,也会如梦一样萦绕在我的心头。
  正是怀着对你的尊敬和永在的感激,我献上了这篇晚写的悼文。骆文老,安息罢!
  


审读文人风骨
■  周 熠
  在中国历史上,从汉末至魏晋的250余年间,真正称得上天下大乱,政治黑暗,血雨腥风。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名士文人的命运可想而知。恪守“士可杀不可辱”者,自是朝不保夕,肝脑涂地。像那“口无遮拦”的孔融,“谈玄论道”的何晏,“非汤武而薄孔周”的嵇康,貌美心高、“文以悲情著称”的潘岳,文武兼备、“才冠当世”的陆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谢灵运等等,都无法逃脱被杀头的厄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叹也夫!
  那些不想被杀头,“苟全性命于乱世”者,便只有消极遁世,改变活法。于是,或背弃礼教,倡释老庄,“口不臧否人物”;或放浪形骸,纵情药酒,寄意山林,啸咏江湖,“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惹不起,总躲得起”。像我们熟知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为躲避权倾天下的司马氏的纠缠,每日饮酒一石,酩酊大醉六十天。“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刘伶,拥酒度日,放纵山水。每天出门驾着鹿车,车上载着酒,带着锹,一路饮酒不止,声言死到哪儿就就地挖坑埋在哪儿。还有那个曾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的大名士皇甫谧,为避朝廷三番五次的征召,长期称病,胡乱吃药,以致数九寒冬袒裸在床,叹息不止。终乃隐迹草野,与鸟兽为伴,潦倒一生。那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不忍见官场腐败,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待月荷锄,诗酒相伴。这些文人们避世自保、遗世独立、放荡不羁的行止,其风流所及,渐成时尚风气,世人竞相仿效。这便是鲁迅先生所称之为的“魏晋风度”。
  在这林林总总的魏晋风度中,我更推重王羲之父子的风骨气度。我们知道,王羲之是魏晋六朝时期独占鳌头的书法家,被后人誉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也十分脍炙人口,是历代散文宝库中的翘楚之作。而他的风骨品操尤令人刮目相看。
  王羲之出身名门士族,其伯父王导、王敦都是东晋的名相重臣。王羲之十三岁时便以刚正多才而显名于世,与其伯父的两个儿子被时人并称为“王氏三少”。当时的太尉郗鉴欲与王家结亲,便派使者去王家挑女婿,王导对使者说:几个小字辈的都在家,你就去东厢房里挑选吧。使者回到郗府禀报况:“遍观王家子弟,都很优秀,只是听说要选女婿,一个个显得拘谨有余,大方不足。惟有一个子弟,袒腹东床,只管用餐,气度自若。”郗鉴欣然表态说:“这正是我要选的好女婿。”经查访,正是王羲之。于是,郗鉴“遂以女妻之”。“袒腹东床”遂成千古佳话。据史载,羲之爱鹅,见会稽一老妇家有一只善于鸣叫的鹅,请求买下,不允。就亲去观赏。不料老妇人听说,急忙杀鹅烹之以待客。羲之为此好哀伤。山阴有个道士养了一群鹅,王羲之闻知乘车前往观赏,并欲购之。道士提出请他书写《道德经》,便将鹅送上。王羲之欣然振笔,写完《道德经》,用笼子载了群鹅,高兴而归。一天,王羲之在山下见一老妇在卖六角竹扇,便在每把扇上题了五个字。老妇有些不高兴。王羲之说:“你就说是王右军所写,每把扇就可卖百钱。”老妇照此叫卖,果然人们争相购买。后来,老妇又拿着扇子求他写字,他笑而推之。由此可见,王羲之不仅有才,书法为世人推崇,其率真、清高、洒脱自由的个性也鹤立鸡群。
  王羲之特立独行的人格也凸现于他的政治生涯中。朝廷屡次征召,包括他作丞相的伯父王导也劝他出士,他都一一拒绝。坦言素无在朝廷做官之志,常怀寄寓山水之心。后来,被封任右军将军、稽会内史。在任上适逢江东遭饥荒,就开仓济民,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役,被朝廷采纳。不久,因瞧不起骠骑将军王述,不愿与其为伍,更不甘居其下,要求调职,朝廷不允,他便愤然辞官,并在父母坟前酹酒起誓:从此断绝名利,“信誓之诚,有如皎日!”
  王羲之的傲然风骨,自然难为官场所容。尽早告别仕途,当然可惜。但是,他的彻底隐退山林,泛舟沧海,却更丰润了他的书法和文笔。自古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一个四品五品官员多如牛毛,而以书、文并峙的《兰亭集序》却是千古一绝,而“书圣”就更是独一无二的了。
  不仅如此。王羲之的浩然正气和清峻风骨还影响了王氏后代。他的小儿子王献之就很有父风,其书法与王羲之在历史上并称为“二王”。太元年间,太极殿落成,身为骠骑将军的谢安打算请王献之题写匾额,但是难于直言,就试探地说:“曹魏时候,凌云殿匾额当时未题写,便被工匠们误钉了上去,取不下来。就只好让韦仲将站在悬支起来的高凳上书写匾额。等匾额写成,两鬓都染霜了,衰老得只剩下一口气。韦仲将回到家告诫儿孙们说,此后再不要用这种方法题写匾额了。”王献之明白谢安的意图,就正色道:“韦仲将是曹魏的大臣,哪里会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那足以显示曹魏德薄而天下不会久长。”谢安便不再勉强王献之题字。谢安又问道:“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怎样?”王献之说:“各有所长。”谢安说:“外人可不是这样评价的。”王献之不屑地说:“外人哪里知道?”噎得谢安无话可说。相比之下,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的风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徽之喜爱竹,见人家有大竹园,便去观赏,面对绿竹,啸咏不止。曾经住于一空宅中,便叫家仆种竹。有人问他,他指着新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邪!”王徽之寓居山阴时,一个冬夜,雪后初霁,月色清朗,四野一片皎洁。他对月酌酒吟诗,忽然想起友人戴逵。而戴此时住在数十里外的郯溪。王徽之不顾路远夜寒,独乘扁舟前往造访。折腾大半夜,黎明时到达目的地。然而,走至戴逵门前时却不去敲门,又返身回家。早起的人见此很诧异,就问他为什么这样?王徽之慨然而答道:“我本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要见戴逵呢?”其弟王献之病重,王徽之要以死代弟。经术士苦劝才罢。献之死,徽之奔丧不哭,直奔灵床而坐,取下王献之的琴,不调而弹,叹曰:“呜呼吾弟,人琴俱亡。”咽噎气绝,月余亦亡。王氏父子有高风烈骨,其家媳妇也近墨而黑。献之、徽之的嫂嫂谢道韫(王凝之之妻),不仅才气过人,而且也别有风骨。其夫、其子皆为贼臣孙恩所杀,贼人杀红眼时,正欲害其幼弱外孙刘涛,谢氏挺身而出怒斥道:“事在王门,不关他族!要杀就先来杀了我!”孙恩理屈不敢杀涛。寡居会稽时,治家严肃,风韵清爽,言谈举止风雅大方。被时人美誉为:“雅人深致”,“有林下之风气”。王家一门两代,在历史上留下诸多佳话,并因此数处列入成语典故,诸如“袒腹东床”、“曲水流觞”、“春蚓秋蛇”、“人琴俱亡”、“何必见戴”、“不可一日无此君”、“林下风气”等等,古往今来,这是不多见的。
  纵观上述,所谓“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是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的独特产物,它是一个大概念。不管是食药炼丹也好,嗜酒如命也好,也无论是扪虱而谈、喜欢驴鸣也罢,怪则怪矣,然而其主旨却都是要远离尘嚣与龌龊,舒张个性,追求精神自由,保持人格独立。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风度是向黑暗社会挑战的一面大纛,是文人名士在非正常环境下砺炼出来的特有的风骨气度。
  “往事越千年”。“魏晋时期”早被历史江河涤荡而去。今日,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神州大地,生机无限,春风贻荡,与封建腐败的魏晋时代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魏晋风度”也早无实际意义。然而,我们也常说,反面文章正面做。窃以为,从道德层面来看,“魏晋风骨”作为一种日渐成熟的独立的人格修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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