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12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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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儿最后一次被人提起，是他在江上的遇难。这件事本地的电视台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包括后来的打官司和赔偿等等。报纸上也登了整整一版。还刊了照片。照片上并排站着七八条汉子，都光着身子，只穿短裤。背景是长江。下面有注：参加漂流的健儿们，左起第五人为三儿。从照片上看，三儿的年龄最大，他的肚子凸得最远。其他大多在三十岁左右。
　　　报道中说，他们的皮筏在西陵峡以上约五十公里处遇上了下行的水翼飞船。这是从俄罗斯进口的一种气垫船，时速高达80公里。飞船过处，白浪滔天。皮筏躲闪不及，出了事。
　　官司打了很久，赔偿的事到底还是落实了。那一阵，全市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谈论得最多的还是壕坑人。漂流的英雄正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至于有关的细节，三儿的那个她也一定知道得非常清楚：她女儿就在电视台，这是说，如果她考上了业余主持人的话。
　　
　　赵老头和赵婆婆：黄牛出现在壕坑，无异于西哈努克亲王来华
　　
　　赵老头很老了，又瘦又高，脸很小。退休前是特级厨师。听说他的照片曾挂在解放路的橱窗里。照片中赵老头在做菜，戴着白帽子。这是听人说的。后来，我经过那橱窗时还特意看了看，没看到。橱窗中是《红灯记》的剧照。我想大概是错过了时机。尽管如此，赵老头高超的手艺却是不容怀疑的。他有一绝，那就是杀鸭。他永不将鸭剖开，否则让人一看就是外行。鸭一剖，那还有什么？精华全跑掉了。一个厨师，功夫怎么样，品位是高还是低，只要看一看他杀鸭就全知道了。甚至一上手，就知道他在什么份儿上。这些全是赵老头告诉我们的。那时他还能说话，尽管嘴巴已瘪，没剩下几颗牙，但还不影响说话。说过这话大约过了两三年，他生了一场病，病后就不能说话了。大人说是小舌出了问题。可据我观察，他的大舌也不灵了，不然怎么连口水都管不住呢？现在他成天流着哈喇子，吐不出，也截不断，噗噗噗地挂在胸前，很难看，连赵婆婆都嫌脏。医院跑遍了，仍不见好。这时就有人向赵婆婆提供了一个偏方：喝黄牛涎。
　　黄牛涎倒是不难弄，但不是只喝一次两次，最好是能找一个熟人。想来想去，赵婆婆想到了赵老头的一个远房侄子。那人在江那边的赵家棚乡种地，名字好像是叫着军伢子。当年赵婆婆要嫁赵老头时还同军伢子吵过一架。赵婆婆从前在窑子里讨生活。解放后，窑子关了门，赵婆婆就没有了着落。开始也试着做过几年零工，可实在吃不得那个苦，后来就嫁给了赵老头。虽说老了点，又退了休，但总还有一份不薄的退休金。两个人就都换了新衣服，在留光照相馆里照了相，接着就住在了一起。赵老头没有后人，那军伢子一家原指望能得到点接济，赵老头死后也许还能落下点什么。赵婆婆的介入使军伢子的好梦彻底成了梦。据说，当年军伢子曾在壕坑扯着嗓子大骂：婊子、卖×的，一大串，要不然，人们还不会那么快就知道了赵婆婆的底细。大人们都说，当时幸好他们没摆喜酒，只不过在正面墙上（在毛主席像下面）挂上了镶有双人照的像框，仅是像框受了点损失，玻璃摔破了。事后，赵婆婆花了三毛钱，重新装上了。尽管当时弄得赵婆婆十分恼火，但时间久了也就渐渐淡忘了。现在说到黄牛，赵婆婆就想到了军伢子。赵婆婆说，找军伢子大概没什么问题。但赵老头却只是不断地噗涎。她明白他的意思：事情可能不这么简单。
　　其后的事实证明，赵婆婆说得没错，军伢子很快就答应了。军伢子收下了赵婆婆带去的一包花生糖和一包芝麻糖，接着就把黄牛牵到河这边来了。这是赵婆婆完全没有想到的。她最初的想法只是隔天到他那里去接一钵牛涎。连钵子都准备好了，是公共食堂蒸饭用的钵子。但军伢子说这不行，一来她跑来跑去不方便，中间隔条江，过江要坐轮渡，轮渡上人又多，弄不好被挤到江里去了；再说，也是最主要的：牛涎要新鲜才好，最好是现接现喝，哪能给他叔喝隔夜的东西呢？赵婆婆听他说的有理，只是觉得，这样一来，给他添的麻烦太大了一点，未免让人过意不去。军伢子说，说哪儿的话呢？谁叫他是我叔呢，我不就这么一个叔吗？
　　说话间，黄牛已到壕坑来了。黄牛在壕坑的出现（也许还是首次出现），在壕坑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件大事。至少在我们那帮小孩儿心目中是这样。其重大的程度无异于西哈努克亲王来华。那时对于国外来宾，我们就只知道一个西哈努克。还知道他会写歌：啊，我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黄牛一到，大家就都唱起了这首歌。应大家的要求，赵老头示意军伢子（他看上去已有三十好几）牵着黄牛绕着宿舍走一圈，免得我们老是围着。军伢子在前面走，一群小孩就跟在后面，又是叫又是喊，都来看都来看！这一喊，大人们也都出来了。说这伢还是有孝心，连牛都牵来了。绕场一周之后，被拴定在赵老头门前的一棵小杨树上。小孩儿们仍然围着看牛。牛的两只角不大，有点向里弯，肚子很鼓，大家说肯定是吃饱了才来的。接着又担心它在这里没吃的。但这显然多余，不一会儿就知道，军伢子让牛给它自己驮来了一麻袋草料，实际上只要让军伢子不饿着就行了。赵婆婆这时正忙着做饭，军伢子则拿着那只饭钵子在接牛涎。这件事远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牛涎并不是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慢得很。军伢子解释说，牛涎并不是没有用的东西，不像小孩吐口水。牛涎对一头牛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头牛如果将涎一下子全吐完，牛就要死了。这使大家很担心，说够了够了，喝了再说吧。大家对牛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赵老头的关心。接了一小钵，端进去了。可赵老头却不肯当面喝下，这未免叫人扫兴。自始至终，都没人亲眼看见赵老头喝涎。看见的只是军伢子不断地接涎，一天三次，不多不少。白天牛就拴在树下，晚上也是拴在树下。看上去那牛显得有些无聊，站立，躺卧，再要么用尾巴甩走苍蝇。军伢子倒是没闲着，跟人聊天，或者同黄混儿下象棋。
　　
　　这样大约过了一周，从赵婆婆的屋里就渐渐传来了吵嘴的声音。先是在和赵老头吵，后来又跟军伢子吵了起来。大人们都说赵婆婆不应该。人家大老远地牵了一头牛来，可不是想听你吵架的。但渐渐的，舆论又倒向了赵婆婆一边。不就是接了一点涎吗，还要供着一个人。看那样子，那涎可能也不是白喝的。果不其然，没几天，就听人说，军伢子提出了要求：让赵老头在他从前的单位为军伢子的一个儿子找份工作。赵老头听了嘴里噗出了一道长涎，那意思是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军伢子于是翻了脸，说他不光牵来了牛，还陪着一个人，耽误了多少多少工。而那牛也是从队里借来的，要算工钱的。连人带牛，怎么也得二百块钱吧？二百块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记得那时我在学校里搭伙，一个月也就十块钱。二百块，快够我吃两年了！大家都说军伢子太贪了。老话说得好，引狼入室。看起来，不光是狼，就是牛，也不能引啊！这是个教训。这样看来，还是赵老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料到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一开始就噗过涎，可是没有引起赵婆婆的警惕。现在晚了。赵婆婆为此付了一百元才把军伢子请走。
　　赵老头的舌头仍然不管用。而且还受了气。这之后，就不再管涎的事了。只是仍然杀鸭，既杀自家的鸭，也杀邻居的鸭。当时壕坑有养鸭的风气。开风气之先的正是赵婆婆。她每年都养一群鸭，从阴湿的地方挖来红蚯蚓，鸭们疯长。各家各户都跟着学，或三五只，或七八只，汇聚成阵，声势壮观。鸭群一会儿从东头跑到西头，一会儿从西头跑到东头，沓沓沓沓，像夏天里跑暴。一到秋天，鸭子肥了，家家户户都在拔毛。毛拔净之后，就拿到赵老头家。赵老头家门前排起了长队。赵老头则抖擞精神，为大家表演绝技。只见他挺直了两支指头，从鸭的后窍那里直插进去。不一时，五脏六腑全拖了出来。轮到哪家，哪家就负责给赵老头揩涎。可以这样说，赵老头为每家都杀过鸭，每家都给赵老头揩过涎。赵老头一站就是一天，有时天都黑了，却还有几只等候着的鸭。每次事情结束，赵老头的指头都要疼上好几天，最严重的时候弯都弯不过来了：发了腱鞘炎。我相信，壕坑有许多小孩是从赵老头的两支指头上认识腱鞘炎的。直到现在，我只要一看到舞剑的人比划着两支指头，就会想起赵老头。
　　文革还没结束，赵老头就去世了。他的死，在一定程度上被大家忽略了，很难说是忘恩负义，当时人们都忙于大字报、大批判和大辩论去了。
　　赵老头死后没多久，赵婆婆又迅速地找到一个替代者。也是一个老头，王老头。王老头个子比赵老头稍矮，却壮实得多。提一把瓦刀，半天功夫就给赵婆婆重新砌了一个炉灶。之后，就经常看见王老头坐在赵婆婆的门前喝酒了。
　　有一天，我看到赵婆婆的撮箕里有半张照片：赵老头的照片。有一条边剪得不够整齐。赵老头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高靠背的木椅上，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并拢的膝头上。单从那照片上看，你是看不出他有什么绝技的。
　　
　　老爸：用绳子拉着树，那情景的确很像拔河　
　　
　　在壕坑，泡桐树不少。泡桐树的特点是：叶子大，生长快。从前，我们到处可以看见泡桐，另外是杨树。由于杨树在夏天会掉“洋瘌子”，一般来说，壕坑人对泡桐的印象要好得多。泡桐树的花白中带紫。
　　早年的印象中，父亲是与泡桐联系在一起的。这之前，我对他没什么特别的印象。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儿上班。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最早在纺织品公司做事。读过私塾，上过“革大”，似乎领导还想培养他，后来却栽了跟头。我现在知道的一些事，大多是他以后告诉我的，有一些甚至是别人告诉我的。比如，他是右派，就是从儿时的一些同伴那里听来的。当时，我和别人发生了争吵，对方说，你爸是右派！第一次听到这话时我一愣。那时我对这个词一点概念也没有，但从对方的语气中却能明白无误地感到不是个好事儿。就是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打蒙了。事后我肯定是问过母亲。因为她去对那孩子的母亲说了。我母亲同邻居们都处得不错。实际上，大人之间也许没有什么明显的歧视，至少在女人之间是如此。当然，就连这个也是母亲对我说的。但这件事还是让母亲很伤心。现在想来，被这句话伤害最重的还是母亲，她脸上的神情我至今都还记得。我想她主要是因为我而伤心；而我，如果说我有那么一点伤心的话，大概也主要是由她那神情引起的。这是一种错位的伤心。当时父亲站在母亲的一侧，脸上有点尴尬，又有点羞愧：一种不光彩的事被人揭露之后的情形。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是没多少地位的。不是因为右派，而是他从来就没怎么管过我，连挨打的记忆都多半是同母亲联系在一起的。的的确确，他很少跟我待在一起。后来我知道，那段时间他正在劳动改造。先是从文化宫往杨岔路挑大粪，一天要往返好几趟（现在每当我走到文化宫时就会想到大粪的事）。后来在东山果园里给桃树、柑橘树施肥、浇水、打药、整枝。说起来，他这一生还没少同树打交道。再后来，似乎还做过司务长。有一次，有人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包白呼呼的东西。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什么什么化钠。什么什么化钠？岂不是想下毒吗？于是批斗、交代，好一通折腾。后来，才有内行的人说，什么什么化钠，其实就是烧碱。事情虽已澄清，但却并没完结。烧碱就是烧碱，你干嘛要说成什么什么化钠呢？欺负我们大老粗没文化不是？斗！　
　　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只记得父亲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也不大同我们说话。但有一天，他带回了一棵泡桐树苗。像我那时的胳膊那么粗。从根部那里又伸出一根拇指粗细的枝桠。这枝桠旋即让邻居家要了去。父亲在我家的门口挖坑、栽树。记忆中，他是壕坑第一个栽泡桐的人，至少也是先驱之一。当时很多人都来观看。树很快就栽好了。邻居家要去的那根枝桠也栽上了，只不过是栽在平房的另一边。接着树就开始生长了。邻居家的那根枝桠同我们家门前的树一块儿生长。当然，它始终也没能超过我们家的树。我们家的泡桐长得飞快。现在，我意识到，对于泡桐，完全可以使用飞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