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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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毛公那样不刷牙、不洗澡的“农民领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却要领导咱贫下中农，去斗争美帝，搞世界革命啰！其结果（让我们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龟”啊！可是把话反过来说。那些飞去飞来宰相家，平时锦衣玉食，满口民主人权的《纽约时报》诸老编， 和他们“自由主义者”的政论家和政客们，又哪里知道咱贫下中农的社会是怎么回事呢？由他们信口开河来纵论中国问题，其不流于瞎扯淡，也就不可得矣。
毛死二十年了。再看看今天的情况。前不久，在我们纽约华人社区强力反对之下，美国政府罔顾我社区利益，在我“华埠”隔街建了个“模范监狱”。——乖乖，这哪叫“监狱”呢？它是一座四星级大宾馆哩！你如把它搬到北京的长安大街之上，它比那脏兮兮的“北京饭店”阔气多了呢！那些所谓“三星级”、“二星级”等等，简直就不能望其项背！
——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便是顾客的人身自由了：一个是顾客可自由出入；另一个顾客就只能进不能出而已。
因此，在“自由女神”裙下住惯了模范监狱的美国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liber als） 。就牛皮通天，正气昂然，开口闭口什么“金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你真叫他们去做做毛主席治下、大跃进期间饿死的两千五百万的“贫下中农”看看，那他们就只要半升米，自由不需要了。
——笔者本人就有一位亲堂弟夫妇二人。和两个幼儿，一家四口，在毛主席的大跃进中，活活饿死。他们死状之惨是不忍卒述的。但他们也只是当时被饿死的千百万寃魂之一而已。与毛主席的恶政相比，想想“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所著的书名）治下的中国，也还不算太坏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因此蒋公敌和毛公敌在今日大陆，也就平起平坐了。
《纽约时报》是一份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报纸。它的言论、立场，以及它一切对中国的评述，都是从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出发的。它的千百万读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为今日西方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正因为它被西方读者宠坏了，东方读者不知其所以然，震于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脑，也跟着它起哄，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同志们乱骂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喉舌，实在也是“不怪自家无见识”了。
笔者不敏，谬读时报四十余年，中了毒、上了瘾。每日清晨喝咖啡、吃面包，简直到了非看它不欢的程度。虽然对它论中国事，强不知以为知的横蛮态度，有时也恨得牙痒痒的。
——不过，“ 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它对世界各地新闻报导的深入与详尽，在当今全球各大报中倒是首届一指的。
因此，今日看到泰勒君有关共产党治下，人民对蒋介石印象之转变的好奇心，倒引发我想起国民党当政数十年中，对袁世凯的评论了。
——事实上，直至今日，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家，对袁世凯这个“皇帝”，就说（骂）得一无是处。与毛、蒋二公相比，袁世凯其人其行是否就真的腐烂到底，像国、共两党史家所说的，一无是处呢？
最正式的正式大总统
在本篇拙作里，笔者绝无心去替袁世凯平反，说他想做皇帝，没啥不对。我只是觉得这是个“逻辑的问题”。天下事——尤其是政论家论政，历史家论史——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则不特有违于我儒才德、阴阳之道，它也大谬于唯物主义者统一、对立之说。
——如此，那就既难服人之口，更难服人之心了。
再者，值此台湾“民选总统”紧锣密鼓之际，各路英雄，赤膊上阵，其结果必然是四只老公鸡三死一活！死者固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景况堪怜。而活者，在冠歪毛脱，血迹斑斑之下，真能仰首一呜，天下皆白哉？我辈“历史学家”，不疑处有疑也。
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 的“法统”（legitimacy）来说——不！根据世界各国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任何法学家、历史家都下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比他的继任“总统”——从黎元洪到李登辉——都更为“正式”，更为“合法”。
黎元洪继任时还有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之争；而蒋经国和李登辉的“中华民国”还要加个“在台湾”三字，才能算“合法”呢！
袁世凯就不然了。他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粱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一致公选的、合法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从纯法理（注意这个“纯”字）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legitimate stat us），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
——诸位知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的呢！他是在美国“正式独立”（英美《巴黎和约》，经英国国会于一七八三年正式通过，承认美国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一七八九）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1aw），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从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毛泽东……到李登辉、江泽民……，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
袁后李前的国家元首
袁之后且选几个重要的后任总统看看：
黎元洪像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第一任（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之纠纷已如上述。第二任（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就更可笑了。那是“直系军阀”先贵之、后贱之的结果。
在黎的两任之间干得最长的是徐世昌大总统（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徐是“皖系军阀”所导演的“安福国会”所选出的。这个国会就是当时孙中山、陆荣廷等南方政客和军阀所领导的“护法运动”中，所要打倒的对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这些总统干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总统，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他花五千银元一张票，在合法的国会之内，收买了一些“猪仔”议员去投票选举他。终于当了个“贿选大总统”（一九二三～一九二四）。——这些“猪仔”和他们的买主，在法律上都应该是刑事犯， 虽然猪仔们都是合法选出的。
其后继曹而来的国家元首有所谓段执政（祺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和张大元帅（作霖，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他二人连个“总统”名称都不敢当，那就更无法律之可言了。
军阀终于被打倒了。继起的是国共两党“以党治国”的政权。
【附注】共产党的领袖们，尤其是毛泽东，硬说“以党治国”是国民党专有的“反动统治”的形式。他们的政权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权”，不是“以党治国”——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人民政权”的统治形式，也是“以党治国”。——刘少奇、周恩柬两位革命领袖在临终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历史是人民写的”。在人民所写的历史书中，中共今天的政权也是个“以党治国”的政权。这一结论我想一般读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以党的“领袖”来代替国家的“元首”。那么从“纯法理”上说，则这种元首、总统、主席、大元帅…… 只是一种法律代用品（legal substitute）。因为“党”与“国”，究竟是两回事嘛！
就以“老总统”蒋中正先生来说吧！他老人家做了数任“国府主席”， 但那都是国民党“以党治（代）国”期中中常会指派的。后来“行宪”了。当了国家元首的“第一任总统”。搞历史的人不能说蒋总统不合法。他们只能说；“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之组合也。”在那“戡乱”未了时期，“三元素”一样不全，那行宪总统也就不是三全总统了。
毛泽东不通西学，袁世凯土法炼钢
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霸占了“美庐”，那就更是无法无天一团糟了。中共建国以后，根据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先是“共同纲领”，后是“宪法”，老毛干了两任国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五四～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选”出来的。可是毛公公开声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选出来的。文革期间，毛对欧洲来访的贵宾们就坦白地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载一九六九年中国出版只供“内部参考”之《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七三）
既然没有“真正的选举”， 所以他一再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见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载同上书，页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紧，但是我们读史者就要替投票选毛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不平了。遥想当年出卖灵魂的老国会议员，他们选举曹大总统的选票，还值五千银子一张。如今选举毛主席的选票，竟至“一文不值”？！ 岂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称他“焚书坑儒”十倍百倍于秦始皇。事实上，他所直接、间接杀害的人数可能也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暴君杀人的总和！—— 他哪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呢？关于他所掌握的生杀之权，毛氏也有一番怪论。他说：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载前书页六二四～六二五）
有心的读者士女，您读到毛主席这一席话，您会感觉到毛骨悚然吧！毛公这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元首，居然认为“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 那用什么‘体’ 呢？君主专政？个人独裁？
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 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谓“民主共和国”（republic）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对西学没有较深的暸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泽东），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英文老师”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都该打烂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