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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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晏阳初与卢作孚都是四川人。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在塾师兼乡医的父亲的教育下，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受传教士的影响，谙习时势的父亲在晏阳初13岁时就把他送到几百里之外的保宁府（今阆中县）基督教内地会创办l的西学堂接受新学，从此踏上了在他乡异国的艰难求学之路。1916年，晏阳初远涉重洋，考入美国耶鲁大学，研习政治学。留学期间，他切身感受到美国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与落后，立下了“教育救国”的信念。1918至1919年，晏阳初在法国战场劳工营为华工服务。在与华工朝夕相处中，他感受到华工不识字的痛苦，同时也发现劳工们不但勤劳朴实，而且有着非凡的热忱与智慧，只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才陷入贫困与无知。于是他在华工营中试办起识字班。四个月的教学，居然使工友们能读报，会记账，会写简单的家信，其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欲望。晏阳初深受启发。他说：“我在法国开办华工识字班，表面上看是我在教育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他认为华工营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哪来强大的国家。国内文盲众多，这些文盲是潜力巨大的“脑矿”，需要广泛的平民教育来开发这巨大的“脑矿”，唤醒民众，进而拯救国家。他下定决心，回国以后，“一切高官厚禄，视之若屐，惟致予毕生之力于平民教育，一息尚存矢志不渝。”　
　　1920年夏，晏阳初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即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依托开展平民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年8月，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下简称“平教会”），作为向全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总机关，晏阳初出任总干事。起初，平教会的识字扫盲工作重点在城市。到20年代中期，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分会，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都市先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成为20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　
　　在城市平民教育取得成绩之后，晏阳初又把目光投向农村，他认为，中国向来以农立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间，农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重心。而农民又患有“愚、穷、弱、私”四大病害，要改造中国必先改造农村。1926年，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开启了乡村教育实验的先河。在实验过程中，晏阳初逐步认识到“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使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在乡村办教育如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建设不可。不进行建设的教育是要落空的，是无补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于是，决定把定县乡村教育扩大为乡村建设实验，“希望通过实验找到建设中国农村并使农村现代化（非西方化——原注）的最好方法和技术”。　
　　晏阳初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住进泥巴屋”，将自己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转化为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1929年，晏阳初带着他的美国妻子和4个孩子由北平迁居定县。在他的带领与影响下，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留学归国博士、硕士、大学校长，他们抛却城市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妻挈子，扎根于贫穷落后的定县乡村，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培育国本，振兴民族”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一时间，“博士下乡”成为美谈。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所倡导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内容与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以及科学简单化、农业科学化，乡村教育与农村社会问题综合治理的措施与方法，受到农民的欢迎。经过几年的努力，定县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定县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3年10月到定县参观访问后撰文称赞定县的工作是“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这是除苏俄之外，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过的”。卢作孚也曾派人到定县参观学习。　
　　晏阳初曾说，卢作孚“是没有进过大学而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一人”。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小商贩之家。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就被迫辍学。他自学成才，做过中学教师，当过记者，26岁就担任了《川报》报社社长兼总编。卢作孚少年时期即怀救国之志，年仅17岁就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而奔走呼号。以后又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中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国家的希望。他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唤起民众，要使民众觉悟，必须广开教育。几乎与晏阳初同时，卢作孚开始了教育救国的实践。　
　　1921年，卢作孚在四川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时，即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但因四川军阀混战，川南新教育实验被迫中止。1924年，卢作孚又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继续推进民众教育。然而红火了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这些实验都是依靠军阀势力的支持，很快就因为政局更替而夭折，使卢作孚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他苦苦思索，并到上海等地考察，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他认为要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本出路在于“促使中国完成现代化的物质建设和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此在中国应成一种极其鲜明的运动，分析起来，第一是产业运动，第二是交通运动，第三是文化运动，第四是国防运动”，使国家强大起来。怎样才能使国家强大呢？首先要兴办实业。他决定办一两桩事业或经营一两处地方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实验场所，找出方法为实现国家现代化作参考。　
　　1925年秋，卢作孚弃学从商，回到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发展交通作为现代化的前驱。这是卢作孚第一个现代化建设的试验场，他确定的公司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成为长江最大的航运企业。　
　　当晏阳初、梁漱溟等在华北掀起乡村建设热潮的时候，卢作孚也在自己的家乡积极谋划乡村建设。1927年春，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本来只是一个清理匪患、维护治安的职位，但是，却为卢作孚提供了又一个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理想社会”的实验场所。他借此机会，在清剿匪患的基础上，在峡区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为特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目的是“要赶陕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　
　　经过短短几年的建设，北碚由歹徒横行的偏僻乡场，变成了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镇，成为与定县、邹平齐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这个名字“三年即闻名于全川，四年即闻名于全国，抗战时期它甚至于闻名于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杜重远1931年春参观北碚之后称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1936年，黄炎培在游览了北碚所写的游记中说，以前“北碚”二字“在地图上找遍四川全省也找不到。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誉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北碚。与其说是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1931年5月24日的北碚《嘉陵江日报》载文称：“国内外人士讲评，全中国有三大干净的地方：一个是定县，一个是济南；一个便是北碚。”这三大干净地方都是乡村建设实验区，这里所指的“干净”不仅是清洁卫生，更指这些地区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正如一位记者参观北碚所感觉到的“处处透露着新生的光芒”。　
　　晏阳初和卢作孚这两位四川同乡，虽然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但是，他们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理想，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相通的。正如晏阳初参观了北碚建设后所说的那样：“北碚有卢作孚先生所热心经营的乡村建设区，他无论如何要我和梁漱溟先生前去参观一下，我看到那里的工矿经济建设，都很有成绩。将来希望本会能和那边合作，使他们的经济建设，与我们注重的教育政治工作有一个联系”，“他们所作的种种工作，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县政改革，但共同建设中国的最大目标却完全相同。”他们一北一南，在建设“现代化乡村”的共同目标下，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创造出了教育兴农的“定县模式”和实业兴乡的“北碚奇迹”，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杰出代表。　
　　正是这个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使晏阳初和卢作孚相知并相识了。晏阳初与卢作孚相知已久，据晏阳初晚年回忆“我现在已记不清究竟哪一年与他始交。我们在定县的时候，他已对乡村改造发生兴趣，曾请一位姓何的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工作。”他们相识是在1935年。　
　　1935年10月，晏阳初在江苏无锡参加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会后在南京与从广西考察回来的卢作孚第一次会面。晏阳初见卢短服布衣，一点没有大老板的奢华，第一眼就对卢产生好感，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对于此次会面晏阳初十分高兴，返回定县后他在给平教会同仁作报告时说，“在南京还遇到了卢作孚先生。他是四川的一个实业家。我们彼此相知已久，却从未会过面。这次在南京会面之后，一见如故。大家谈谈奋斗的经过，不禁引为同志。因为他在四川的努力，不仅是为四川而四川，目光也是注于全国，对于救亡图存的问题，非常注意的。他最近从广西回来，他认为广西的前途很有希望。他也希望我们派人到四川去帮他们的忙。”此次会面后，卢作孚和晏阳初相互引为知己，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密切交往，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　
　　　
　　二　
　　　
　　晏阳初和卢作孚初次见面，便开始了他们合作的第一步。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着手推进四川建设，以为抗日战争中的最后重要根据地。1935年秋，曾电促晏阳初将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工作在四川推行。四川省主席刘湘也电函交加，恳请晏阳初回川协助建设工作。晏阳初虽然认为建设四川意义重大，也愿意为家乡建设出力，但由于对四川军阀以往的作为甚为不满，对入川之事颇为犹豫。他反复与刘湘函电往来和与有关人士接触，了解四川的情况。正在此时，卢作孚被任命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专注于实业无心仕途，再三推辞，而刘湘一再挽请，卢作孚只好从命。这件事使晏阳初受到鼓舞，他认为刘湘能启用卢作孚这样的企业家做建设厅长，证明确有建设四川的诚意。晏、卢10月南京会面即探讨了有关四川建设问题，卢作孚热切地希望晏回四川，推动四川建设，晏阳初遂下定了回川襄助的决心。　
　　1936年2月，晏阳初与卢作孚在南京“数度接洽”，讨论平教会入川协助四川建设问题。晏阳初认为，四川建设千头万绪，所要的建设计划纷繁复杂，非有一个协调的机关应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协调整理作通盘打算不可。他提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名称叫做“设计委员会”，其主要活动为襄助建设厅，主持对全省建设的设计。希望平教会与建设厅“协联共济”，开创四川建设新局面，卢作孚对此“甚为首肯”。晏阳初感到与卢作孚的交流与合作非常愉快：“京中畅叙，快慰无任。”　
　　3月，晏阳初前往成都，受到卢作孚及各界的热烈欢迎。在蓉期间，晏阳初与卢作孚等详细会谈，取得圆满结果。省政府主席刘湘抱病与晏阳初面谈，完全同意晏阳初、卢作孚等拟定的各项计划，并企盼省设计委员会不仅应担负起全省建设全权设计的责任，更要监督各项计划推行的全过程。刘湘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并劝服晏出任副委员长，实际主持设计委员会的一切工作。　
　　1936年10月，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除省政府各委员为当然委员外，又采纳晏阳初的建议，聘四川、华西、重庆三所大学的校长及平教总会同仁陈筑山、霍六丁、傅葆琛、陈志潜、陈行可、常得仁为委员。同时联络省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