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1全文-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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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号。　
　　1938年10月范长江宣布脱离《大公报》后，不仅发起创办了“没有资本家”的合作社性质的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参与创办了中共在香港的第一张报纸《华商报》，还于1942年进入中共领导下的苏北解放区，并于当年10月任中共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社长，创办新华社华中分社，1945年12月又在江苏淮阴创办了《新华日报》华中版。可以说，范长江有着在国共统治区新闻界工作的丰富经历，两相对照，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言论自由的可贵和争取言论自由的迫切。长江回忆说：“记得在一九四〇年的冬天，那时我在桂林办‘国新社’，房子里开会，门外特务完全可以听见。白天晚上特务不断，讲什么话都可以听见。他们带着枪，我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像勤务兵一样。那些新闻检查官，专门吃喝嫖赌，既无文化又无知识，我们辛苦送去的稿件，他们读不懂，还要检查我们的稿子，决定哪些可以登。哪些不可以登。有个家伙，曾经到我们新闻机关来投考而考不及格，跑东跑西，跑到新闻检查所去了，反而来检查我们的稿子。被他们删掉的地方，我们加一个‘略’字也不行。有时为了通过一篇稿子，要跑到新闻检查所去同他们打招呼。曾经过这种日子的人，现在来到解放区过自由日子，就是没有房子，就是多跑路，无论如何也是高兴的。有充分言论自由，要说什么，就写什么。好像饿肚子的人，一旦吃到很好的饭菜，说不出的有味道。所以新闻自由是十分可贵的，我们要突破一切困难，要求言论自由。”　
　　范长江不仅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报纸的生命。没有言论自由，报纸就没有生命”，还考虑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艰难性，认为“在反动派统治地区，一定要坚决地要求言论自由，不惜牺牲一切去争取言论自由”。身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介的高级领导，范长江认为：言论自由应该是“真理的自由，人民的自由。……人民应该有真理自由，这是人民正当的要求，正当的主张，正当的意见，要有发表的自由。”也就是说，在范长江心目中，“我们的言论自由是有原则的，必须是真理，人民的”。反动派的言论、封建的言论不能有造谣欺骗的自由，如抗战胜利后，鼓吹独裁、反人民、反民主的新闻，就不能有自由；国民党的报纸如果遵守人民的基本真理，不反对民主，符合人民要求，也可以在解放区办。总之，“在民主时代，主张民主的，才有言论自由；反对民主的，就不应该自由。”范长江认为应该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国统区取消新闻检查的时机，在国统区办报，“争取言论自由，把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言论讲出去”；而在解放区，没有新闻检查，报社工作人员应当更加自觉地加强责任心，“随时随地十分注意看稿件是不是符合人民利益”，因为“人民是我们的父母，要十分注意人民的利益。”他还说：“必须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必须同旧社会的传统思想作斗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一致。所以对内的自我批评非常重要。我们的报纸对敌保持战斗性，对内就是自我批评。”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显然与密尔顿和弥尔的“思想的自由市场”、“真理的自我修正”是不同的。　
　　于友认为：“在中共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要求舆论一律，更由于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

但这种思想的形成，有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46年。在同一篇文章中，范长江还谈到了“党报与人民报纸的统一”、“报纸的阶级性、党性和政治性”、“真实性”等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会有超阶级的自由，不属这个阶级，就属那个阶级。”“我们对旧的统治者，反对新闻检查，要自由；在革命队伍里，是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如果要自由，就会脱离党，脱离人民。”很明显，范长江认为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除了执行党的方针路线以外，就没有了别的自由，因此演变到后来成为“驯服的党政干部”，也就不奇怪了。　
　　　
　　提倡说真话、走群众路线　
　　　
　　从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0年中，我国在政治上先后发生了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新闻媒体作为党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整风运动中盲目鼓励大鸣大放，充当“引蛇出洞”的工具，新闻界自身也进行了反右派斗争，还在“大跃进”中推波助澜，大放卫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更是传媒宣传的重点。　
　　自1946年发表《论人民的报纸》后，范长江担任过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等职务，解放后还曾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一直奋斗在新闻战线上；但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之后，就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不过，范长江没有停止他对新闻工作的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时，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于友把这件事，当作范长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的一个证据注侣，认为：“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的确，关于什么是真理、真话，有着不少的哲学讨论；但言论自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发言人自己认为是真理、真话的内容。据曾经跟随范长江14年的司机回忆，50年代末，有一次范长江在高教部作报告，谈及浮夸风问题，十分气愤，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司机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范长江回答：“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这就是范长江所说的“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从中可见范长江坚持说真话的铮铮铁骨，也可见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能为实现言论自由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　
　　两年后的1961年，范长江还写下《记者工作随想》，大胆地就自己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见解：“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他还鼓舞记者们说：“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在毛泽东片面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争取新闻自由看作是“秀才造反”、“修正主义”的时候；在林彪等人通过报纸大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时候；在有的人成了进行口诛笔伐的斗士，有的人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专家，新闻事业内部矛盾人为地进一步加剧的时候；在一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经过一番“洗礼”，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的时候；在多数新闻工作者违背基本的新闻规律，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代替真实的事实报道的时候；在很多新闻学研究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甚至成为“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捍卫者的时候，范长江作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回顾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论述和实践，可以发现：他虽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太一致的主张，但贯穿始终、经久不变的是他对人民的感情：从主张“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到因为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而离开《大公报》；从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谈到的“依照人民的意志，什么自由都有”，到这里提出的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甚至在自己已遭到陷害的时候，他还坚持尊重群众的意见。1966年6月，范长江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大字报到处都是，他还要去科委。司机说：“你别去，那儿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范长江却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躲着群众不对，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让群众出出气，他们的气就消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长江被宣布停止职务。他在60年代公开发表的几十首诗词都被说成是“黑诗”。他在30年代报章上写下的数百万字新闻作品，更很快成为他百口莫辩的“罪证”。他最初十分相信自己完全是可以说清楚的，甚至主动将历史材料送到审查者手里，于是把自己从30年代保留下来的宝贵的数十本日记、笔记等都交上去。范长江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写过一篇回顾抗战历史的连载长文《祖国十年》，因日军侵占香港没有全文发表，解放后一位朋友将这篇旧稿交还给他。文革开始后范长江重新翻阅这篇旧文，发现其中有“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一类的行文，心里担心容易引起他人“误会”，曾想“烧了算了”，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决定要襟怀坦白，于是将保存了十多年的文稿原封不动地交了出去。他没有想到，他提交的这些材料都反过来加重了自己的“罪名”。　
　　范长江的儿子范东生说：“父亲的一生主要做过两件事：一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当记者并参与创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二是在建设时期主持科协工作，倡导推动新时代的科学与文明。他前后从事的这两种职业，有着内在一致的联系——崇尚理性和客观性，尊重事实，恪守责任，追求真理。也许是这种职业习惯，也许是他天生豪爽直率的性格，他无法忍受那些戴着政治光环却十分龌龊低级的污蔑与谎言。虽然他有过‘坦白从严’的教训，他仍然决定坦荡而真实地写出自己过去曲折漫长的生活经历，并公之于众。他拿出确凿的历史证据——保留多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写给他的亲笔信，证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当年是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肯定的。我们当时怀着惊奇和兴奋的心情，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开始相信父亲是受了冤枉的。我们几个孩子帮助父亲将他的自述抄成洋洋万言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也许，在当时那种疯狂的环境气氛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识时务——那样毫无愧色地为自己公开辩护。”这时的范长江，是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和知识分子，在以公开的答辩的方式，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维护包括说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话在内的各种正当的基本人身权利。　
　　“文革”中范长江遭遇到严重迫害，经长期关押，这位“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在1970年冬含冤而亡。

晏阳初与卢作孚·苟翠屏
　　晏阳初和卢作孚是20世纪享誉中国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一个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评价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的平民教育家，一个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将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并列，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家之一，搞交通运输的“中国船王”。他们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与梁漱溟一道并称为“乡建三杰”。思想上的相通，人格上的相敬，作风上的相似，使晏阳初和卢作孚不仅成为事业上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而且成为终身不渝的至友。　
　　　
　　一　
　　　
　　晏阳初与卢作孚都是四川人。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世代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