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理论 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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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工人对他现在的雇主比对其他的雇主更有用。因为他所受过的训练和所获得的经验与其现在的工作有特殊联系。　
　　　　考虑一种特别简单的、或许也是极端的情况。现设有一个工人，其“一般”边际生产率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特殊的经验的情况下，对一些潜在的雇主来说是每小时5美元。在受雇于一个特定的雇主一年后，他的“特殊”的边际生产率将是每小时7美元，但是如果他在这时离开他那个雇主转而受雇于另一个雇主，其刚受雇时边际生产率重新回到每小时5美元，先前，存在着竞争。一年以后，如果工资比如说每天确定一次，出现了双向垄断的局面。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在5美元到7美元之间的工资水平上，事先达成一项适用于一个或长或短的固定时期的协议。雇主之间的竞争将把工资推到这样一种水平上，使得在培训期间工资超过边际生产率水平的额度和培训期后边际生产率超过工资水平的额度相持平。　
　　　　特殊的人力资本一方面是与雇员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雇主来说会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因此，它使得劳动合同从工资率方面来看成为相对长期的合同。这一特点反过来又增加了对于未来（必然是不完全的）预期的重要性。并使得对工人和雇主来说把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在寻找的活动上是值得的。　
　　　　这一分析解释了寻找现象和长期合同，但未解释这类合同的形式，特别是所谓这一事实：这类合同使雇主对支付的工资加以承诺而并未使工人对他所应提供的工作量做出承诺。这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于总需求中出现的未预期到的变动的相应调整，采取变动就业水平形式而不采取工资变动的形式。更形象地说，当遇到需求减少的情况时，为什么解雇工人？　
　　　　回答是，上述所谓事实最多不过是些尚无定论的东西。许多合同——这里，作为大学在职教授可以大声疾呼——的确可以像保障工资率一样保障就业。但是，这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目前，人们正在提出和探索许多其他的解释。　
　　　　即使接受前述那种分析，那么它是否不但适合于解释战后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期间的就业和失业波动，而且也适合于解释大萧条时的大量失业（在1932年和1933年萧条谷底时期，失业人数超过了劳动力的1/5）呢？答案并不十分明确，一方面，总需求有一连串巨大的、预料不到的下降。因而要求对预期做出反复的、越来越大的调整。这是为货币数量的越来越快的下降所要求的，这种下降终于导致在1929年到1933年间货币总量减少了1/3。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可比的经济衰退期——1873年至1879年间，名义收入的下降水平大约和1929年至1933年间一样，但名义工资和价格却下降得更多，而就业水平却下降得更少，失业显然不那么严重。很清楚，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工资和价格已经变得更加具有刚性了。对这两次衰退之间的差异，我们尚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一些明显的选择可考虑包括：生产日益复杂化，使得特殊的人力资本更加重要；农业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增多；工会的发展；以及停止了无限制移民，这一措施在上世纪70年代能缓和失业状况，而在本世纪30年代则无济于事。　
　　　　直到最近仍未解决的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矛盾就是有人假定从1933年至1939年间的连续大规模失业，而当时名义总需求却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张。根据普遍接受的估计，失业在1933年达到25％，然后在1937年降到14％，至1938年又回升到19％，只是到了美国卷入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实施一项积极的备战计划后才降到了14％以下。从“寻找”理论或“人力资本”理论来看，尚未提出什么令人满意的解释。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知道，上述普遍接受的估计，从现在已被公认的失业定义来看，全面高估了30年代的失业水平。当时的失业包括被联邦、州或地方政府根据“紧急”计划或“以工代赈”计划所雇用的那些人员（虽然对他们的支付，被作为工资计入了国民收入，而不是作为转移支付来处理）。根据迈克尔·达比的估计，按目前的失业定义来计算，失业水平在1933年为23％，达到一个高峰，然后于1937年降到9．2％，同时这一下降又为1937年至1938年的衰退所打断，这次衰退在1938年将失业百分比提高到12．5％。这些数字都是年平均数，故从1933年3月大紧缩的谷底到四年以后的1937年5月又一次经济高涨之间失业量的减少一定更富有戏剧性。其中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劳动市场对总需求变化的反应有什么了不起问题。　　　　　
《价格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三章　不同职业的工资　　　　
　　　　　在一般地讨论劳动供给曲线时，我们毫无疑问地把各种不同劳动的工资率——即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考虑在内。这一工资结构本身是由对不同种类的劳动的相对供求状况决定的。我们之所以可以将这一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并能单独对它进行分析，是因为决定特定职业劳动供给曲线的主要力量虽然不能说完全独立于、但也是基本上独立于那些决定劳动总供给的力量的。　
　　　　在任一特定时点，都将存在着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率（或平均收入）的某种结构。将这一结构视为是三种导致不同职业工资率之间差别的力量或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分析问题是有益的：　
　　　　1．除工资率以外，影响从事不同职业的个人选择职业的吸引力因素，即使存在着完全竞争，劳动力转移不受成本影响，并且整个人口中每个成员的能力完全一样，不同职业的工资率也决不会相等。某些职业比其他职业吸引力小，因此它们若要吸引人们去工作就必须比其他职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在个人兴趣差别的一定条件下，一系列工资率明显差别的产生，不仅依赖于不同职业的特点，而且依赖于需求的状况。如果对某一职业的需求相对较小，可能仅以那些认为这项职业化其他职业更有吸引力的人就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工资率可能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如果其需求较大，只有把一些认为其他职业更有吸引力的人也吸引过来才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工资率就必须相对高些。由这种力量产生的工资率差别可以称之为均衡性差别。　
　　　　2。产生于非竞争集团的因素。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的人都处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位置上——他们一生都不会有这样一次机会。这些妨害特定职业招工障碍的存在导致出现一系列部分隔绝的、虽然不是完全不关连的市场，并且抑制了上述力量发挥作用。在天赋能力方面的差别可以被归入这一类，尽管它们或许也可以归入前一类当中。因这类力量而产生的工资率的差别可以称之为源于竞争性集团的差别。　
　　　　3。对于供求变动的不完全调整。不同劳动的供求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可以与其最终结果非常不同。在劳动市场上，要使这种最终结果能够感受到，即直接影响要产生可以导致新的均衡的反应，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任一时点上，工资率差别的某些方面可以认为是应归因于调整的不完全性的。当然，这类因素的具体内容依赖于个人的观点，并且也依赖于为了某一研究目的而设定不变的条件，既然我们所说的调整是指对某些给定条件的调整。如果这些给定条件是指市场供求曲线，则现存的状况包括了所有对供求变动的调整，从而这类因素就没有什么内容了。时间越长，即所给定的一组条件越窄、越具有终极性，则这类因素就越多。因调整的不完全性而产生的工资率差别可以称作过渡性差别。　
工资率的均衡性差别　
　　　　为了简化关于不同职业劳动供给的讨论，让我们集中注意于两个特定的职业，比如说A和B。因而，我们可以将这些职业的供给条件归纳在图13．1中。纵轴代表A职业的工资率与B职业工资率之比，两者均以某种共同的或方便的形式表示，比如说，用每小时的工资率来表示。横轴代表提供给A职业的人时数与提供给B职业的人时数之比。因此，该曲线就表示了在不同的相对工资率水平的所提供的最大相对人时数。　　　　
　　　　这一概括供给条件的方法当然不是完全普遍适用的，而且暗含了某种关于供给条件的想法。因为，所供给的人时相对数可能不仅依赖于相对工资率，而且依赖于绝对工资率——例如，在A职业工资率3美元和B职业工资率1．5美元时的相对劳动供给可能不同于A职业工资率为6美元，而B职业工资率为3美元时的相对劳动供给。然而，对于这类影响，我们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什么，对这类影响的忽视也不是上述归纳供给条件方式的便利所能完全补偿的。当然，这条供给曲线只是在给定的“其他”条件下，特别是在给定各种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的条件下才有效。　
　　　　如果所有个人都有同样的兴趣和能力，并假定都能得到同样的信息，他们就会对不同职业的相对利益作出相同的评价。结果将是：像图13．1中那样的供给曲线将成为水平的，即这种既定的相对工资率会被认为是对该两项职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在任何更高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所有人都会选择A职业；在任何更低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所有人都会选择B职业。由于个人兴趣、能力和取得这两个职业的信息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人们对能使这两个职业有同样吸引力的相对工资率的看法，会出现差别，从而像图13．1那样，使劳动供给曲线产生斜率。　
　　　　为便于讨论，我们将影响该劳动供给曲线的因素分为三类：（1）决定这两项职业相对吸引力的经济方面的因素；（2）这两项职业的收入的可变性；以及（3）这两项职业之间的非经济方面的差别。这样特别区分开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第一类因素对所有人（至少是所有能力相同的人）都有同样的影响，因而将主要影响供给曲线的高度。在一个“奴隶”社会中，这类因素几乎是应予考虑的唯一因素，而且它们在刻划有这样或那样用途的非人力资本服务的供给曲线中也有相应的对称物。第二三类因素由于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一些特殊问题而变得重要。　
　　　　1。能进行精确估值的因素。考虑一个奴隶主，现在他要决定是训练他的奴隶、使他们专业化以从事A职业还是训练他们从事B职业。这一决定当然不是不可改变的，一个为A职业而培训的人以后可以转移到B职业上，但这一般需付出相当代价。奴隶主在做出决定时，将需要知道此两种职业中每小时工资率更多的情况。例如，A职业可能是季节性的，而B职业不是，这可能使一年内A职业的预期劳动时数低于B职业。A职业可能比B职业更多地受于周期波动的影响，从而使A职业的预期劳动年数低于B职业。A职业可能需要更多的气力，从而一个人能受雇于A职业的年限少于B职业，而B职业可能是坐着做的工作，A职业可能需要更长的培训期。　　　　
　　　　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如图13．2中那样归结为在每一既定的工资率水平和每个工人的年龄水平上，每一职业的预期净收入。某种职业的年度净收入当然取决于它的职业性支出从总收入中的扣除情况。一个有文化的奴隶主将把一个奴隶的衣、食、住的费用算作其职业性支出，他将只对收入大于这些费用总额的超过部分感兴趣。由于人类社会的两重性——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和作为为满足其需要进行生产的最终消费者的人——要区分一个人的消费中应视作职业支出（作为一种生产资源而维持其生存）的部分和最终消费部分是不可能的，或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只将那些显然为某一特定职业所特别需要的职业支出减去，并将超过这一限度的、为维持作为生产要素的个人所需的费用看作在所有职业中都是一样的。这一作法说明了图13．2中净收入为零的那一起始线段。图13．2旨在显示一生纯收入的“典型”模式的诸特点。接下去的负收入的那一段指的是培训期，这时，一些特别的费用——如学费、书本费、设备费等等——很可能超过任何正收入。所以，一般而言，净收入上升到一个顶点，然后下降。除了这些更加明显的职业支出以外，很清楚，所得税也应在计算净收入时减去。　
　　　　既然标出的这些数字是预期净收入，那么，它们就包含了不同的个人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别，并且会受到失业可能性的影响。同理，下降的线段不仅反映了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的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