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5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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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么子？逼得咱们没了退路，正好跟他们把官司打到底。”小乐满不在乎地说。
听儿子说得那么轻松，钱高粱感到无可奈何。可事情已经这个样子，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他想。
医院停了两天药，张大奎还没派人来交费，小乐就不知从哪儿弄了一辆板车，不顾医院的劝阻，连劝带哄地把钱高粱拉出医院，回到了他原来租住的那间民房里。
小乐安顿好他爹，就匆匆忙忙地往外面去了。现在，小乐像踏上战场的士兵，精神抖擞，心头燃烧着一股战斗的豪情，为即将展开的较量而亢奋着。这个念过高中，后来又在城里学过几年木匠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把手艺学到，落下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名声，连媳妇也跟人跑了，可也比一般农村青年多见了一些世面，这就使他看待事情的方式同别人不大一样，尤其在他爹受伤这件事上，父子俩之间便出现了根本的差异。在小乐看来，钱高粱太老实太懦弱了，甚至很有些犯糊涂，压根儿没有摆正他与张大奎和周国庆之间的关系。如今在城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不像乡下，都是靠金钱和利益组成的，报纸和电视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人与人之间互相算计和反目的新闻，什么亲戚啦同乡啦朋友啦统统都不顶用，只有钱这东西才靠得住。谁有了钱就是大爷，谁没有钱就是孙子，莫说别人瞧不起你，连自己的老婆也不把你当人看，把你当成一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小乐觉得自己对这一点算是看透了。可他爹钱高粱却偏偏看不透这一点，那张大奎跟你是什么关系？他是老板，你给他打工，用中学政治课本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讲，就是资本家与工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就这么简单。工人因工负伤，老板就应该给你治疗和赔偿，他不给你治疗和赔偿，你就有权要求他赔偿，这叫合法权益。他爹钱高粱不懂得这个道理，生怕得罪了张大奎，但小乐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不少这样的案例，他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所以他不怕得罪张大奎。连秋菊一个女人家都不怕，敢于把村支书告到法院里去呢！小乐这样想时，觉得自己比他爹钱高粱高明多了，小乐从小几乎是在钱高粱的责骂声中长大的，在父亲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但现在，他开始觉得有点儿扬眉吐气了。他要在他爹面前证明自己不是个没有出息的窝囊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小乐就怀着这样一种踌躇满志的心情开始了他的行动。
小乐首先去找了一个叫包立民的律师。这律师不是别人，是他媳妇的二叔。小乐的媳妇虽然跟人私奔后至今下落不明，但没有办离婚手续，两人还是夫妻关系；既然是夫妻，她的二叔也就是小乐的二叔，所以找他帮帮忙也就顺理成章，没什么不合适的了。
小乐是在包立民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他的。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没见过面了。媳妇跟人私奔后头几年， 小乐找过几次包立民，主要是为了打听媳妇的下落。那时候，小乐还对和媳妇破镜重圆抱有一线希望，她毕竟和自己生了个儿子，姑且不念夫妻之情，也该为自己的亲骨肉想一想吧。小乐甚至宽宏大量地想，如果媳妇回来，他一定不记前嫌，和她一起重新过日子的。但小乐等了几年，始终没有见到媳妇的影子，每次向她的娘家人打听，也毫无结果。小乐猜测，肯定是他媳妇对娘家人交代过不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他的。小乐渐渐绝望了。他没想到那个女人如此绝情。他开始真正恨这个女人了；以前只是怨恨，现在变成仇恨了。他后悔自己当初不认真学手艺经常在录像厅鬼混，认识了同样经常在录像厅鬼混的发廊妹包燕，后仅凭一张漂亮脸蛋就糊里糊涂地娶了她，害得儿子生下来没几天就没了娘，他也这么多年来在父母和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他恨死这个水性杨花秉性难改的女人了！所以小乐最后一次去找包立民时，不是去询问媳妇的下落，而是向他咨询办离婚手续的。那次包立民还以为他又是来打听侄女的下落的，显得有些不耐烦，当小乐说明来意后，他变得一反往常地热情，耐心细致地对小乐介绍办理离婚手续的法律知识，好像他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小乐回去后，本来打算马上去镇上的法院办手续的，可临了他又犹豫起来。一想到那个薄情寡义的女人现在也许正和某个男人鬼混在一起，自己一旦办了离婚手续，岂不等于成全了这对狗男女？不行，这太便宜他们啦，我一天不办手续，她就还是我的老婆，就一天不能合法地跟别人在一起。就这么拖下去吧，反正我已经有儿子了，看究竟谁拖得过谁！在这种强烈的报复心理的驱使下，小乐便将这件事搁置了下来……
现在，小乐拎着两瓶包装得很精致的本地名酒枝江大曲，走进了包立民的律师事务所。那律师事务所很小，只有两间房，每个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两张办公桌和一套简易沙发。包立民刚见到小乐时，不无吃惊地瞥了一眼小乐手里的礼品，显然有点儿弄不清小乐的来意。
小乐开门见山地对包立民说：“二叔，我来求你帮忙了。”
包立民问：“帮什么忙？是……离婚的事吗？”
小乐说：“不，是我爹的事。”见对方一时没明白过来，他又补充道：“我爹抬板时把腿摔断了。”
包立民有些意外地哦了一声：“唔，这么说，你是要跟人打官司喽？”
小乐严肃地点点头，把那两瓶酒放到了茶几上，寻思这个人的脑子反应真快，不愧是当律师的。包立民脸上的肌肉这才松弛下来，他像没看见那两瓶酒似的，摆了下手，示意小乐坐下：“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儿？”
于是，小乐就从头至尾，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包立民讲了一遍。包立民听完以后，一时没说话，他转过身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根香烟叼到嘴里，点燃，慢慢吸着，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
包立民锁着眉头，没有吭声。包立民想的并不是“官司”本身，而是他侄女包燕，也就是小乐媳妇的事。一年多以前，他回农村老家过春节，就从包燕父母那儿听说了包燕的近况，知道侄女跟人私奔后，辗转了几个地方，也换了几个男人，最近在广东佛山同一个开饭馆的四川男人结婚了，而且生了个女儿。包立民还看见了包燕寄回家的全家福照片，那个男人胖得像头猪，头发都快要掉光了，看上去比他的年纪还大，至少比包燕大二十几岁。包立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觉得包燕还是和小乐在一起比较般配，虽然小乐没出息，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己平时也有些瞧不起他，但小伙子毕竟年轻，模样也不错。包立民以前当过中学教师，当律师是半路出家，他不是个思想保守的人，但在侄女跟人私奔这件事情上，他实在没法赞同包燕的行为。可他毕竟是包燕的二叔，凡事不能不替侄女着想。出于律师的职业习惯，当时他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小乐。小乐和包燕还没离婚，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万一小乐知道包燕又结婚了，到法院告包燕一个重婚罪，她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后来见到小乐时，包立民便竭力隐瞒侄女的下落，并且积极怂恿小乐办离婚手续，可事情一直拖到到今天也没个结果。
现在，小乐突然出现在包立民的面前，请自己帮忙打官司，这让他感到左右为难。答应帮这个忙吧，但他手头比这重要得多的案子都顾不过来，接一桩这样小的民事案件，无论从哪方面都不划算；况且干律师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给熟人和亲戚办案，官司打输了吃力不讨好不说，弄不好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律师费都拿不到手。如果不帮小乐这个忙吧，侄女的事始终是个隐患，说不定哪一天小乐就会把包燕告上法院。别看小乐窝囊得连自己的老婆都守不住，可这小子是个愣头青，一旦发起狠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包立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帮一帮小乐这个忙，顺便趁这个机会督促小乐把离婚手续办了，免得留下隐患……
小乐从未见过包立民这副表情，他还以为“二叔”不愿意帮他打这个官司，心里不免有点忐忑：“二叔，你看这事？”
包立民终于下了决心地摁灭烟蒂，抬起头睃了小乐一眼，用办案子特有的认真口吻说：“好吧，我帮你这个忙。官司打不打得赢，我可说不准，”他沉吟了一下，“不过，按照法律，你首先得去找劳动局，找劳动仲裁委员会，向那个包工头索求工商赔偿，如果他不肯赔付，再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
包立民讲的是专业法律知识，小乐听了像个小学生那样连连点头，觉得自己又长了不少见识，对包立民充满了感激，一口一个“二叔”，那股亲热劲儿，仿佛包燕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自己一样。
末了，包立民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小乐，你和包燕的那个手续，是不是去办了，拖长了对你自己也不利嘛。”
小乐马上满口应允道：“行，二叔，我听你的，过两天我就去把这事儿办啦。”
那会儿，小乐满脑子都是“官司”的事儿，对他和包燕的事，早已看得无足轻重了。
且说小乐为打官司的事儿四处奔走的那几天，他爹钱高粱呆在租住的民房里可是度日如年。他的腿上还绑着夹板，没人搀护根本不能下地走路，只得整天躺在床上，肚子饿了就吃一包方便面，小乐从经销店批发了整整一箱，够他吃一阵子的。大小便也只好用小乐买回来的马桶，没过两天，屋子里就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来了。有一次他实在渴得慌，想下床用“热得快”烧点儿开水喝，可他扶着墙壁刚走两步，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把额头都磕破了。他抱着那像木头一样沉重的伤腿，在地上坐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回到床上，浑身滋滋地冒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老狗。从那以后，钱高粱就死心塌地的呆在床上，不敢越雷池一步了。他像一个囚徒似的困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天只能从窗口估摸是上午还是下午，是白天还是夜晚。身体虽然动弹不了，但他的大脑却是一刻也没闲着，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千百倍。钱高粱最惦记的当然是小乐在外面究竟在忙乎些什么，他对打官司的事完全一窍不通，因此他根本不指望自己能为小乐出什么主意，何况这件事整个儿是儿子摆布的，他自己两眼一抹黑，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位置，就好像小乐是他爹，他倒成了儿子，自己被绑架了一样。前面是坦途还是深渊，是福还是祸，由不得他了；不想这事儿还好，一想反倒坐卧不安，烦心透了。所以后来，钱高粱索性不想它了，躺在床上哼起了跳丧鼓歌。这成了钱高粱挨磨时光的唯一方式。他还记着范五一邀他为龙师的丧事唱孝歌的事儿，出了这档子事，失去了一次孝敬师父的机会，他做梦都感到不安，他寻思等自己腿好以后，到龙师的周年忌日时，说什么也得为师父好好唱一通宵，以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钱高粱在对龙师的怀念和愧疚中，哼唱着他所能记得的每一部跳丧鼓歌本，从《薛仁贵征东》到《七侠五义》；从《孟姜女哭夫》到《罗成显魂》，他的嗓音起初很小，慢慢地就放开来，连外面的行人和附近的居民也听得见了，认识钱高粱的人似乎这才想起他从前作为一名跳丧鼓歌师的职业，不禁停下步或蹑手蹑脚地凑过来贴着墙根侧耳聆听。钱高粱似乎察觉到了屋子外面有人偷听，但他不仅没有降低嗓音，反而提高了歌喉。钱高粱的歌声显然没有过去那么高亢嘹亮悠扬了，而变得像一根破裂的竹竿儿，或者一台老式留声机里发出的声音，低沉，沙哑和发涩，尤其唱到高音处时，明显地有些中气不足。有时，由于声带用力过度，牵动了受伤的腿部神经，剧烈的疼痛迫使钱高粱的歌声突然中止，仿佛留声机的磁头因老化而滑出了唱盘，唱片发出一阵阵嘶嘶的空转声。过了一会儿，歌声才又颤悠悠地响起来，使屋外偷听的人不由自主地舒了一口气。
此时的钱高粱被自己的歌唱带到了另一个时空，他乘着歌声的翅膀，穿越重重时间的帷幕，回到了他作为一名跳丧鼓歌师度过的那些年轻而美好的岁月。他与龙师和范五一等师兄师弟们背着牛皮大鼓，夹着两片金光闪闪的叶子，从一座村庄到另一座村庄，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从一个跳丧鼓歌场到另一个跳丧鼓歌场，用歌声送走了一拨又一拨贫病而亡或者无疾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