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5期-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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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正义战争，目的很明确。“他投入这场战争是因为战争发生在他所热爱的国家里，因为他信仰共和国，并且，要是共和国毁灭了，那么信仰共和国的人日子都要过不下去”。②显然乔丹的参战既是为西班牙共和国、西班牙人民而战，又是为世界民主、自由、和平而战。这样，乔丹就具有了英雄性的本质特征：为他人、为群体的目的，出自责任和义务的主体动机。
　　第二，乔丹在行动中也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能力、勇气、毅力、胆识：他勇于接受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深知任务的危险性和艰巨性，仍敢于只身前往敌后，去争取不明究竟的游击队的支持，努力完成炸桥任务。在这种吉凶未卜甚至可以说是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其勇气和胆识，令人钦佩地凸显出来。炸桥后撤退中受伤的乔丹，为掩护战友安全撤退独自留下来阻击敌人，同样显示出过人的勇气和胆识。
　　乔丹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阻力：游击队长巴勃罗的反对炸桥，法西斯对进攻计划的觉察和了解，因为“聋子”一伙儿的牺牲而造成的人手短缺，清晨实施炸桥行动对安全撤退带来的不便，巴勃罗偷走爆炸装置给完成任务增加的难度，还有乔丹本人和玛丽亚的相识相爱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与行动本身的矛盾，等等。乔丹面对困难与阻力，显示出他超乎寻常的能力和毅力。他在和巴勃罗斗争的同时，力争以彼拉尔为首的大多数游击队员的支持，并争取到“聋子”一伙的支持；实地考察地形，了解敌人的防守情况，制订周密的行动方案，巧妙地应对突如其来的敌巡骑兵，在聋子一伙遭到打击时，果断地从大局考虑，做出保存实力的决定；观察分析形势后派人送信建议取消进攻；机智地使用手榴弹引爆；选择了为理想、正义而战之大我而牺牲了与玛丽亚的小我之爱，最后仍在进攻开始时炸毁大桥，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就乔丹单方面而言）。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他超常的能力和毅力。
　　第三，乔丹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性特征。美学上的崇高性往往转引指人的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性和超常性。乔丹本来可以选择在美国大学里过安逸的生活，然而他来到了西班牙，选择了与苦难、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尽管不喜欢自己的任务，但他还是毅然接受了那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按时炸桥。当他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之际，他的所思所想不禁让人想到保尔·柯察金：“唯一的遗憾是我将不能战斗了。”“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如今已战斗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儿获胜，在每个地方就都能获胜。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你很走运，他对自己说，你度过了这样美好的一生。”②为理想、信仰而生活而斗争，终生不悔，死而无憾，这就是乔丹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和超常即崇高性的充分表现。
　　总之，从他为群体的目的、在行动中显示出的超常的能力、毅力、勇气和胆识以及其崇高的精神风貌来介定，乔丹无疑具有崇高的英雄性特征。
　　
　　二、浓厚的悲观性
　　
　　乔丹是崇高的反法西斯英雄，可他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又有着明显而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他身上浓厚的悲观宿命色彩。悲观宿命思想伴随着乔丹执行任务过程的始终。接受任务之初，他就明确表示“不喜欢”这个任务；还没到达目的地就意外地遭到游击队长巴勃罗对炸桥行动的坚决反对，他想“事情开头就够糟的了”；到达当晚，面对比拉尔要求他带玛丽亚远走高飞的要求，他的回答是“只要我们炸桥后还活着，一定带她走”；②当巴勃罗谈到炸桥的严重后果时，乔丹想：“老巴勃罗啊，老伙计，我认为正是这样啊。你看得出来，我也看出来了，那妇人从我手掌上也看出来了。”②所以，尽管乔丹嘴上说不信吉普赛女人的“迷信”，但实际上他既认同巴勃罗对形势的分析，又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比拉尔的宿命判断。也就是说，他坚信实施炸桥行动的灾难性后果和自己的不幸结局，乔丹最终的死亡结局又恰恰证实了乔丹等人的悲观宿命思想。正是因为这种悲观宿命思想的影响，反法西斯英雄乔丹身上罩上了一层浓厚的悲观色彩，他的一言一行都带上了悲观意味。
　　因为悲观，他甚至把这次任务看成是荒诞不经的“把戏”，“在这样一场糟糕的把戏中，设法取得两帮胆小如鼠的游击队的配合，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帮你炸桥，来阻止一场也许即将开始的反攻”。②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对任务本身产生过犹豫，“一个明知那些行不通的命令会导致什么后果，他还应该执行吗？……他应该执行这些命令，因为只有在执行进程中，才能证明行不通。你没有尝试哪能知道行不通呢？”②显然在乔丹的意识中，这次任务是行不通的，如果执行势必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仿佛他现在全力以赴地去执行命令，只是为了证明它行不通。因此，乔丹的思绪中才会出现只有现在没有未来的感受，“我现在能从生活中得到的也许不过如此了。也许这就是我的一生，不是七十年，而是四十八小时，或者说得确切些，是七十或者七十二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三整天就是七十二小时”。②“除了现在再没有别的了，既没有昨天，当然啦，也没有明天。你要活到多大才能明白这一点呢？”②在他的意识中，自己和玛丽亚的爱情也是不存在美好明天的，“不会有时间，不会有幸福，不会有乐趣，不会有儿女，不会有屋子，不会有浴室，不会有干净的睡衣，不会有日报，不会双双醒来，不会醒来看到她在身边而你不是孑然一身。不，不会有那等事”。②正是因为悲观情绪的存在，他在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会想到游乐场里徒劳轮回的旋转木马，在等着与玛丽亚相会时会说“快来吧，玛丽亚，因为时间不多啦”。②在临行动的前夕还在想，“这就是你所不愿正视的。你不得不干下去，制订了一个自己知道没法完成的计划。你制订了个计划，而现在你明白这是没有用的。你能用现有的力量攻占两个哨所的哪一个都行，绝对不成问题。可是你没法同时攻占两个。我的意思是说，你是没有把握的。别骗自己啦。黎明快来临了，别骗自己啦”。②应该说，乔丹最终也没有为炸桥任务的胜利完成做好充分必要的准备，他是怀着失败的信念去执行炸桥行动的，即他对炸桥的结果是抱着肯定的悲观态度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巴勃罗的意外带人参加战斗，乔丹是不可能完成炸桥任务的。因此，在受伤后独自留下阻击敌人时，他有一种解脱的喜悦，“得啦，事情终于到了尽头，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不管以往的一切如何，不管未来的一切会怎么样，对他来说，再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了”。②
　　
　　总之，《战地钟声》具有浓厚的悲观宿命色彩，悲观情绪伴随着乔丹行动的始终，悲观是乔丹的重要特征；这使得反法西斯英雄乔丹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政治英雄的悲观性特征。乔丹身上散发出的浓厚的悲观色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主人公乔丹本人，二是他人的影响，三是叙述者的悲观叙述。就乔丹本人而言，过去一年多的战场失利和眼前的艰巨任务所构成的残酷现实，是乔丹悲观情绪产生的根源。共和国军队司令弋尔兹向乔丹布置完任务后马上补充说，“那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然后针对乔丹的疑惑不解他又发出了一连串气愤的反问：“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行动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超过六小时？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　②同样，当法西斯的飞机成群掠过时，乔丹马上想到可能是敌人知道了进攻计划，并在心中反问自己，“为什么不会呢？以前每次进攻，他们不是事先知道的吗”？②分析现实形势后他派安德烈斯给弋尔兹将军送去建议取消进攻的信函，与此同时他想“我相信会发动的”。②弋尔兹拿到乔丹迟到的信后，说“我们完了。对。跟以往一样。对。太遗憾了”。②乔丹和弋尔兹这些看似荒诞的言行，就是过去战事的一再失利留下的伤痕。这同时证明乔丹的悲观不是没有根据的，它来自对一年多战场现实和目前艰巨任务的深刻内心体验和理性分析，它来源于现实，不仅仅属于乔丹一个人。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一方高级指挥层的官僚作风和权利争斗，权利既集中又分散并相互牵制的现实，使得身在其中的乔丹自然也会感受到形势的严峻，这种情况下，作为任务的执行者，乔丹只能抱着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去勇敢地“尽力而为”。正因为如此，乔丹面对反攻显然的失败结局和自己的死亡之时以“尽力而为”来宽慰自己。
　　乔丹的悲观还来自他人的影响，既有共和国最高司令戈尔兹将军对局势的无可奈何的不自信，又有自私狡猾的巴勃罗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尤其是吉普赛妇女比拉尔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宿命观。她因为能闻到死亡气息而闻名，但在看过乔丹的手相后，一反常态地缄默不语，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对乔丹和玛丽亚多次发出“时间不多了”的催促，神秘的谜底后来通过玛丽亚的口说出，那就是比拉尔从乔丹手上看到了“死相”，所有这些人的言行和思想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乔丹，影响着他，对他的悲观思想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有就是叙述者的悲观叙述。《战地钟声》的叙述基调是悲哀的，“发愁”、“倒霉”、“死”、“忧虑”、“不详”、“自杀”“恐惧”、“糟糕”、“阴郁”、“伤心”、“失败”等字眼布满了整个小说。如开篇第一章，当乔丹忘了安塞尔莫的名字，叙述者叙述道，“他竟把名字忘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叙述者的明显带有悲观色彩的叙述和人物的悲观色彩相结合，则悲观色彩就愈显浓烈了。因此，悲观性也就成了乔丹区别于传统英雄形象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三、健全的人性
　　
　　乔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其突出表现之二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政治化的英雄，而是一个人性化的英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是指那种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他人或大众的利益而英勇斗争的人，而乔丹的实际表现与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信念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他与人们赋予他的政治身份——反法西斯战士所要求的思想境界相去甚远。
　　首先，他没有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任务的完成方面。在不到三天三夜的时间里，他及时去享受玛丽亚的爱情，与玛丽亚四次做爱，真可谓夜夜行乐，及时欢娱。行动前夜在还没有为炸桥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却因为不能与玛丽亚再次结合而失望，“这最后一夜运气真不好”。②即使在巴勃罗偷走了爆炸装置的紧急情况下，他也只是回到睡袋去一面怨天尤人一面与玛丽亚享受最后的欢娱。为了一己之爱情和少数人眼前短暂的幸福，他在任务面前犹豫过，甚至对自身的任务产生过反感情绪。这就是说，他并没有为了民主自由和共和国而全然忘掉或不顾自己的情感需求。
　　其次，作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他在某些问题上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倾向性，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杀害法西斯分子。“你以为自己有权杀人吗？没有。……难道你不知道杀人是伤天害理的？知道。”②当他听了玛丽亚一家人的不幸遭遇后，对法西斯杀害无辜百姓、糟蹋柔弱少女的行径怒不可遏，同样，当他听说巴勃罗率部野蛮残忍地用连枷活活打死法西斯俘虏时，同样表示出不能接受。还有，当巴勃罗在炸桥后自私地杀害同伙时，乔丹心想，“这杂种多卑鄙、狠毒啊”。②
　　重视个人的情感与享乐，既反对法西斯的兽行，也反对人们野蛮伤害法西斯俘虏，还有前文论及的悲观思想，乔丹身上的这些特征，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然而这些特征却是他健全人性的自然流露。由此可见，乔丹已不是历史发展的某种意识形态概念中的政治英雄，而是人性化英雄。乔丹是站在人道主义理想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的，而不是拘泥于其政治身份。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所要求的。显然，作者在塑造这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