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5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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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喉咙默默地抗拒，尿水在喉咙一带打着旋涡。但坚持不了多久，那尿就“咕嘟咕嘟”从喉咙里流下去了。
　　领头的那个，面无表情，站在一个角落里独自尽情欣赏，就像欣赏一群猴子在那里表演。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发出哈哈的狂笑。那笑声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终觉无聊了，没意思了。一个说，把衣服给他们穿上。另一个却立刻阻止了，说：“不行，衣服咱们拿走，让这两个东西慢慢在这里洗洗上天施舍的冷水澡吧！”
　　我们两个给他们跪下了，说：“我管你们叫爷爷，叫太爷，求你们把衣服还给我们吧！”
　　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没门！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十三太保。你们两个撞在我们十三太保手上活该倒霉。”
　　另一个说：“这是我们的地盘，你两个土包子乡巴佬敢跑到我们城里来鬼混，敢情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这是人家的城里啊！
　　“我们没有撒野！”窝蛋还要申辩。
　　“去你妈的！”
　　窝蛋被人家一脚踹了个狗吃屎。
　　“你敢跟我们顶嘴？”
　　我们还有什么话讲。这是人家的城里啊！
　　我们再也不敢吭声，眼睁睁看着那帮人扬长而去。
　　我们两个沦落在外的难兄难弟，开始抱头痛哭。哭了一阵，忽然我忍不住破涕为笑，问窝蛋：“混蛋，你是不是把钱扔了？”
　　他爬起来，弯下腰，双手抵住墙壁，对我说：“在我肛门子里面，你把它掏出来吧！”
　　“狗日的，真是绝活！”我一面在心里骂，一面快活起来，有些不情愿地扳开他的两片屁股，那钱深深地没入体内。我用指甲抠了半天，才弄出来一点点边儿，却依旧不能拿出来。我叫他像拉屎一样用劲把钱拉出来。尽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哼哼有声，挣得上气不接下气，好一会儿才拉出来。
　　借助巷子里昏暗的光，我看见那卷筒状的六块钱，上面布满了红红的血丝。雨水很快就把那血丝冲洗掉了。
　　我有些不敢相信，仿佛是经历了一场噩梦。
　　“现在怎么办？”我问。
　　窝蛋没有回答。这时过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我带头不顾一切地追上去，爬进后面的拖车厢里。窝蛋也爬上了车。那个开车的司机穿着雨衣，也许是由于哗哗雨声，以及雨衣帽子遮掩了他的耳朵，没发现我们。要是司机真的发现车厢里坐着两个一丝不挂的人，在这夜晚不认为是碰上了鬼才怪呢。没准会把车开到沟里去。
　　
　　手扶拖拉机一直把我们拉到县城外人烟稀少的郊区。我们本来打算是听天由命地一直坐下去。但是，窝蛋却跳下了车，并招呼我赶快下来。我只好很不情愿地跳下车。我下车的时候顺手拿了人家铺车厢的两只破塑料袋。反正这两只袋子对他们也没多大用处，我想。
　　我把塑料袋给了窝蛋一个，另一个我自己搭在头上。
　　窝蛋一边埋怨我不该随便拿人家的东西，一边却把那破塑料袋盖在自己两腿间。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两个人迅速商量讨论了一番，就顺着柏油路直走下去。走了一段，雨好像小了一些，但风却大了。后来看见路旁有一排平房，借助灯光，我们看见平房旁边是一片水萝卜田。也不知是谁家的，就直奔进去。萝卜田里到处是水坑，时不时把我们的脚深深地陷进去。我抓住一个萝卜的叶子轻轻一提，萝卜就从雨水浸泡得松软的田地里拔了出来。
　　萝卜已经完全能吃了，长在地里真是怪可惜的。窝蛋显得手忙脚乱，他拔了两三个就不拔了，说是够了。我说，够什么够，差得远呢，多多地拔些，咱们备在路上吃。我心里想，反正哪里都对我们不好，都把我们不当人看，我们总要出出这口恶气的。我们要把他们好好损害一下。
　　窝蛋声音压得低低地说：“这一家人又没有得罪我们，人家种那点萝卜也不容易，算了吧！”
　　我也尽量小了声说：“你啰嗦什么？心放得实实在在的，就跟拔自家的萝卜一样拔”我将塑料袋子从头上拿下来，装上一个拳头一般大小的圆嘟嘟的水萝卜。
　　我显得特别高兴。
　　差不多拔了半塑料袋子的时候，我才住了手。心想这就够了吧，再多也背不动。我光着水珠流淌的身子，背着水萝卜艰难地走上地头。窝蛋在后面帮忙，摔了一跤，声音似乎传得很远。狗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吠叫起来。我们被惊得向前跑了几步，回头看了看那片萝卜地，发现那地被我们弄得泥泞不堪。我们惶惶地摔掉了脚片子上的泥，又向远处跑了一段路，心里才感到平静了许多。
　　尽管身子精精光，但我们无所惧，反正小的时候，村里的绝大部分孩子常常都是光着身子到处乱跑的，风吹日晒、蚊虫叮咬全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倒是走得人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冰冷的雨水打在身上，仿佛火星子飞溅在身上。
　　我和窝蛋顶着大雨继续沿柏油路向前走去，慌慌张张，东瞧西望，跑跑停停，一直沿着柏油路走了下去。我好像总是感觉窝蛋在说：“吓死人了，吓死人了，赶快走脱这地方！”
　　我倒是觉得挺开心的：终于干了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
　　走了约有几里地，我们看见一排白灰刷墙的房屋，灯亮着，门口好像站着人。我们便打算进去要两件衣服穿。
　　刚这么想着，就出来了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他叫我们过去。　
　　我们感到奇怪，犹豫一阵，便虾米一样蜷曲着腰，护着裆部过去了。
　　老人说刚才女儿打电话过来说你们拔了田里的萝卜。
　　我有些不相信。窝蛋也很生气地说，“你女儿喊的话我咋没有听见，你这么远，就给听见了？怪的！”意思是你女儿长了翅膀会飞？飞过来给你说的吗？
　　老人笑起来，接着仔细打量我们一会儿。
　　问我们怎是这个样子。
　　我们如实说了。老人叫我们进到一个屋子里，就拿来一条破毛巾叫我们擦干身子，接着又找来几件衣服叫我们穿上。随后他拿起柜子上一个大致像个捣蒜锤子模样的东西，一头对着嘴，另一头对着耳朵说了几句话，就把那东西递给窝蛋叫他放到耳朵上听。果然听到里面一个丫头甜甜的声音，说是拔了人家的萝卜还不承认。
　　窝蛋只好脸红红的，把头勾下了，说是拔几个准备路上吃。
　　老人也没责怪，叫我们住一宿，明天再走。
　　我们就上了老人的炕。炕烧得热乎乎的，舒服得人永远都想在这里住下去不走了。
　　我一提老人的热炕，老人就很得意，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睡床，床有什么好呢？睡得久了，光腰疼。热炕就是好，睡着睡着，以前风湿腰腿疼的毛病就都好了。”
　　老人问我们是哪里人，为什么跑出来。窝蛋说：“关总一个字，就是穷嘛！”
　　老人躺着，深深地叹息：“你们那地方真是太穷了！应该把那村子里的人通通搬出来。”
　　能搬到哪里去？
　　我又把在县城遇到的事详细叙述了一遍。
　　老人说：“胡扯，他们竟恬不知耻说是‘我们城里’，哪个地方是他们家的？”
　　老人又主动说，他生了五个女儿，两个大的出嫁了。他说他也希望能有个儿子，但老伴到去世也没给他生个儿子。这一点他总觉得不如人，好像比人矮了些。他说：没有儿了别人会说你这人作孽太多了，断了根了！他问我们两个：“你们看我像作孽多的人吗？”他一定要让我们两个回答。
　　我们两个就都说：“怎么会呢？”
　　“断了根了！”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很难过，想替这个没有生下儿子的老人哭上一场。
　　他妈的根啊！
　　老人说他现在打算招个女婿，但没有合适的。
　　听老人这样说，我就有些想不通怎么会没有合适的呢？不知道窝蛋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们就都沉默了。外面的雨似乎又大了起来，我感到身上很暖和。一会儿就都睡去了。
　　第二天，天光放晴，太阳格外地好，老人最小的女儿从园子那边赶来给我们做鸡蛋饼，我们吃了。很好吃。那丫头人长得白白净净的，碎嘴唇，煞是好看。我的心里高兴得了不得。可是，老人却一个劲儿瞅窝蛋。我便知道自己一定是长相不赢人。老人最后问我们愿不愿留下来帮忙。
　　我倒是挺乐意的。“就看窝蛋！”我说。
　　窝蛋想了想说：“你把伊斯哈留下吧。我自己想到大城市转着看看。”
　　伊斯哈是我的乳名。
　　老人似乎有点失望地点点头。
　　最后，窝蛋就背了老人家丫头做的干粮，还背了一些那丫头专门为他洗干净了的水萝卜，沿着柏油马路一个人独自向西走了。
　　那丫头怏怏不乐地看着他愈走愈远，向他笑笑，但那样子似乎更带惆怅。
　　我也不禁一阵伤感。
　　
　　责任编辑向　午
　　


了一容的苦难美学
■　汪　政
　　了一容的作品，让我感到陌生，感到惊讶，当然，更多的是感动。说实话，在现在的汉语写作中，了一容这样的文字已经越来越少了，质朴、刚健、简单、粗粝，孤独、悲怆、倔强、桀骜不驯。我生活工作在南方，早已习惯了南方的繁茂、浮华，说句实话，也更喜欢南方轻逸、优美、丝绸和流水一样的文字。中国文学历来倡导地域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以当今文学来看，西部文学与南方文学显然具有不同的气质。了一容生长在西部，从小浪迹在西部戈壁荒漠，那里的长空落日、飞沙走石的自然环境，艰苦而又奇异的多民族生活方式，以及辉煌不再却又依稀闪现于记忆的历史场景，是怎样影响着了一容，形成了他怎样看待世界的方式，构成了他怎样的创作心理，又熔铸成他怎样的文学语言？一个作家的生存履历固然不能与他的艺术创作简单地划等号，但否认它们之间有复杂的因果关系同样是简单粗暴的。作为一个南方的读者，以陌生而惊讶的眼光去阅读了一容的作品，会发现许多自以为与惯常的阅读不同的艺术世界，他笔下的人物与风景，即使同样出现在南方作家的笔下，也不会如了一容这样让人震撼与深思。
　　如果对了一容的作品稍作思考，会让人意识到目前创作中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仅以底层与苦难而言，如何被表现，在什么层面上被表现都是值得讨论的。表现底层，书写苦难，关怀弱势群体，是当下被反复吁求的文学主题，但这种吁求是在普通社会学层面上，是在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抑或是在文学的立场上，这往往决定了作品的品格。如何寻找对社会底层与苦难的深层表现、精神追问与美学塑形是每一个作家面对这一人文母题时需要考虑的。要知道，至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时代，如何处理表现与底层的道德伦理关系，如何解释世俗世界的苦难境遇已经是一个哲学问题。每个人都无法将自己置身于这个世界以外，每个人都无法推卸这个世界所犯错误的责任。而苦难涉及到的已经是一个超越了物质与功利的精神世界的永恒命题，对它的思考不仅揭示出存在的真相，而且表明它可能是人类精神救赎的开始。
　　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也不可能详细地梳理了一容与现实主义伟大传统隐秘的联系与精神上的呼应，我只想指出一点，了一容作品的叙事风格，特别是他惯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相当自然地使叙事人进入了叙事对象的内部，并且对之建立了精神上的对话关系，在一种苍凉的悲剧氛围中，“我”既是事件的亲历者体验者，又是观察者与沉思者。了一容的作品，并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也没有故作姿态的愤怒与伤感。但是，就在那平静似水的日常生活的叙述与描绘中，一种深层次的无法排解的疼痛无言地弥散开来，而人的命运在几乎无事的岁月中困顿下去，仿佛是必然性的，似乎连挽救的理由也不存在，这已经是直逼生存本质的追问了。当然，我还不能说了一容的苦难美学已经有了自己清晰的面貌，但叙述上的自觉，对人的生存境遇的设置都已使他超越了浅薄的感伤与温情，而呈现出在形而上的探索上不可低估的力量。
　　《出走》是一篇具有游历与流浪作品类型的短篇小说，看来了一容对近现代小说传统不但熟稔于心，而且存有谦逊之意。小说的故事很简单，童年视角将对事物的认知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使作品不但显得非常纯净，不枝不蔓，而且在日常与成人阅读的期待视野的映照下，呈现出反讽式的悲喜剧情调。这篇小说虽短，但在语义上却有相当的阐释空间，人物关系的设置，空间关系的变动，写出了城乡的对立、城市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