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耐基成功全集之三为人处世哲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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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看书时对自己未来产生的幻象并非只是空想而已；因为他正尽力实 现这个理想。由于博览群籍，他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增长得很迅速，而他写的报告或考试也一直获得很高的成绩。光是这一点就显示出他与罗伯及乐娜不 同。后两者这些年来虽然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却没有具体的行动。很显然地，没有什么专门的行业或知识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他们乐意埋首于其中，并 就此留在那里。“我想做个什么都行的人，”罗伯 28 岁时仍这么说。
贝利第一次对自己的志向产生怀疑，是在念大四的时候。大学四年里， 他的表现一直很优异。高中快毕业时，他申请入学的七所大学中只有一所接受他。而现在，他申请的六家研究所里就有五家接受他，每一家的标准都比 他高中时所申请的大学更严。芝加哥大学是他的第一志愿；当他们的入学许可委员会来函通知他时，他兴奋极了。
他兴奋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心中就开始产生 疑虑。一般历史学者要到高龄才能成名的现象，令他感到心情沉重。“我可不希望年纪到了一大把才成名，”他有点气馁地说道，“我更不希望自己在40 岁，正当盛年时，听到人们这么对我说：”莫扎特在你这个年纪早已享尽 盛名，魂归九泉了。‘“
然而，真正影响他重新衡量对未来的决定，以及使他担心成名年龄的关 键因素是，因为美国大学生的人数正逐渐地减少，一般大学对教职员的需求量也因此戏剧化地往下降。这种现象使贝利觉得自己可能选错行业。现在正 是他冷静思考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诚如他毕业前所说的：“唯一会大量雇用历史学者的地方是大学，而现在这些学府却自顾不暇。”这种情况使他感 到非常忧虑，因为一旦他开始做自己喜爱做的事，就不希望受到干扰。
他写信告诉芝加哥大学，自己 9 月份会准时入学；但在 6 月却接受一份 正式的工作，同时并没有告诉他的雇主自己秋季就会离开。“我想赚点钱，”
在开始工作两星期后，贝利解释他的动机，“学费很贵，其他东西也是如此。” 尽管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但还有一个真正的理由他并没讲出来：他想两方面都尝试一下，看看哪一方面较行得通。他很想知道工作世界的情况，但 同时又想保留进入研究所的取舍权。他明白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不见得会是最好的职位，但仍想体验一下在商界工作的实际情况。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对企业机构有什么贡献，”他搔着头说。虽然在生 产部门已工作了两个星期，他仍与自己工作的这家纸业产品公司有很深的隔阂。贝利在学生时代并不是没在假期工作过，但这回的情况却不相同。这回 很严肃，可能意味着他未来的人生都是如此。他的反应如何？他心里有什么感受？“很不舒服，”他答道。他现在所处的环境对他而言，是那么地陌生， 使他十分难过。这不是因为他蔑视这个新环境，而是因为自己一时之间无法适应。“在这儿，我觉得自己像条离开水的鱼。”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两件事一直让他印象很深刻，而他也经常提到 它们。他过去所受的训练使他看事时习惯于综观全局，并由此赋予每件事一些意义。但在办公室里，他却看不出每个人做的事有什么意义。就如他所言：“这些人做的事实在很荒谬，荒谬极了！”在他眼中，办公室里的每一件事 都缺乏意义与目标，更别提整体的价值与目标了。
第二件事与第一件有关，但对他则更为重要。历史这一行之所以一开始 就吸引他，是因为它充满了“行动”。大规模的行动在他脑海里制造出来的活动画面，要比任何电影更令他心醉。“它使我忘却自己，”大二、大三时 他兴奋地说，“并把我带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但现在一切却突然停顿下来。不管他怎么努力，他仍无法不去注意他周 围同事行事琐碎的现象。“他们谈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他憎恶地说道，“而且做的也都是一些琐碎、无聊的事。”研读历史所带来的壮观景致此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他眼里所谓的“琐碎”行动。 令他朋友感到吃惊的是，夏天结束以后，贝利并没有去芝加哥，“去做什么？”他在 9 月底问道。“去拿一个比我现在更不容易找到工作的博士？ 与其那时候再考虑转行，倒不如趁着还年轻时这么做。”诚然，分析家可以轻易地说，工作市场状况影响到职业的选择，并举出一些统计数字做说明。 但对贝利而言，决定改行并不是一件单纯、容易的事。而且这件事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做好决定而立刻消失。相反的，在大多数我们研究的例子中，最严 重的后果往往要在日后才会显现出来。
贝利对他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并没有什么感情，而且仍昏眩于新环境所给 予他的那种琐碎、无意义的感觉，这甚至也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到后来他甚至觉得自己仅有非常微小的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我现在的 情况（在企业界）绝不会比我将来（在学术界）糟，”他就事论事地说道。
此外，他原先那种难过的感觉到了 9 月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轻度的嫌 恶感。“我还可以忍受得了，”他在 10 月时这么说他的工作，“如果别人都能，我也能。”
守本分就有升迁加薪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 3 年里，贝利继续留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可是却被转到另一 个部门，原因和他们公司买进另一家公司有关。随后，他又跳槽到一家对手公司上班，并在那儿待了 4 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一个例子，说明在社会工作的头 10 年里，有些人虽不喜爱自己的工作，但仍可以表现不错。我们常以为，光是按部就班地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并不足以使自己快速升迁，实际上，这是 因为我们没有仔细观察许多有能力的人在事业上发展的情形，而产生的误解。只要守本分，不管对工作是不是真有兴趣，都不会妨碍他升迁加薪的机 会。
贝利辞职以后，我们到他原先工作的公司访问几位高级主管。我们向克 特——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问及这种现象。他笑着说：“我们如果要求聘用的人都要真正热爱工作，那么这里就会只剩下 5 个人，而非 500 人了。” 由于这种要求员工热爱工作的期望太高，所以很少有雇主会做这种要求。这使和贝利一样仍处于过渡阶段的人，能自在地逃避被人看穿的可能，同时能 获得升迁的机会。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及适当的报酬来帮助自己下定决心，看看自己是否乐意把下半辈子花在企业界里。
有趣的是，在我们的样本里，仅有少数几个人察觉自己内在的感情生活 与所从事的工作之间有一大段距离——他们等于置身于舞台上；而贝利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像个演员，只差没在百老汇的舞台 上表演罢了，”他在工作第 5 年时说。这使他两年后以一种崭新的眼光看他 父亲。
“我过去一直不明白我的老爸怎能忍受得了，”贝利 28 岁时说。“我早 上起床上学，他起床去工作。看得出来他并不爱自己的工作，但他仍每天去，毫无怨言。这使我很困扰，因为这似乎毫无意义可言。我那时希望自己的人 生不仅是如此而已；但我想我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
这个发现使贝利心情轻松不少。虽然他从来没和他父亲谈过这件事，但在隐约间，他仍觉得自己一定会得到后者的赞同，这又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放松自己的情绪。在同一年，他换到一家规模小很多的公司上班（原先工 作的公司有500 个员工，这家只有 56 个），并一直留在那儿。
他现在工作的这家公司并不是没有遭遇过业务上的问题。近年来，纸产 品工业有景气和不景气的时候，但到了贝利 31 岁时，他个人与办公室工作的距离再也不会影响到他的事业生涯。有几回他会突然静下心来向自己提出质 询（“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做这些事？”），但逐渐地，他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工作上（“我喜欢做这些事，”他说，“我真的很喜欢。”）。 这段过程花费了他 9 年的时间。
这是一段冗长而又辛苦的过程。也许和主修数学、语言、艺术或哲学的 人比起来，贝利的经历还不算辛苦；但和学会计的人比起来，他显然遭受更多的压力。通常，学会计的人所经历的过渡期为时最短，就如一位主修会计 的人在工作 14 个月以后说的：“替教授做或替客户做审计的工作，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大学主科表一：转换工作的过渡时间会计（职） 0。5 护理（职） 0。7 药剂（职） 0。8 教育（职） 1。2服装设计（职） 1。3图书馆学（职） 1。3建筑（职） 1。4电脑程式设计（职） 1。7 化学（学） 1。8 企业管理（职） 1。9 新闻（学） 2。0工程（职） 2。2生物（学） 2。4地质（学） 2。5心理（学） 2。9 统计（学） 2。11物理（学） 3。1经济（学） 3。4数学（学） 3。10人类学（学） 4。1舞蹈（学） 4。1 社会学（学） 4。7 艺术（学） 4。11 外国语文与文学（学） 5。2 宗教（学） 5。3政治（学） 5。7音乐（学） 6。6历史（学） 7。5英语（学） 8。2
主科性质：学=学院训练，职=职业训练，过渡时间是以年及月来表示，5。7=5 年 7 个月。表中数字为中位数而非平均数，因为到 1984年，样本中的成员中， 22％有“之前” 的人在离开学校 20 多年以后，仍没有熬过过渡期。
表中的数字是用担任某一工作“之前”和转换工作“之后”来计算的。
“之前”是下列 3 个项目的加权平均数：（1）个人从大二到大四主科的平均 成绩；（2）在这 3 年当中，个人为了加强自己的主科而自动奉献出来的余暇时间；（3）个人愿意继续做这类工作的年数（把分别在大二、大三及大四春 季收集来的答案加以平均）。比重为 35∶35∶30。由此观之，那些在主科方面表现不好的学生，常不愿自动奉献一点周末或暑假的时间，来增进自己在 这方面的知识。此外，那些不愿意奉献很多年或一生在所学这一行的人，由于无法衡量其担任工作之前所下的工夫，因此也就无法衡量其转换工作所需 的过渡时间。
“之后”是下列 3 个项目的加权平均数：（1）回答者对他们正在从事的 工作喜爱的程度（以 100 分为标准）；（2）余暇在这一行自动付出的进修时间；（3）回答者宣称为了继续在这一行工作而愿意接受的减薪百分比。比重 为 30∶30∶40。
不安分的下场
罗伯及乐娜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试图击败现有的制度上，但却没有 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另一方面，贝利却不想打败工作制度；他希望与工作制度认同，并做到这一点。第三种例子——史坦利。古柏——比较像罗伯 及乐娜，但他却很明确地摆出与任何制度作对的姿态来。“我没有必要忍受这种狗屁！”史坦利在 16 岁时愤怒地向我们谈到他的一位老师。
史坦利在学校的成绩很不稳定。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少做家庭作业，另一 方面是因为他不愿静下来反刍在课堂里学到的东西。“谁有那么多时间啊！”
他说道。事实上，他只是太缺乏耐心罢了。
在社交场合，他却不像是没有耐心的人。虽然在余暇花费 5 分钟时间看 课本对他而言，就像要他的命似的，但他却可以无所事事地和朋友相处 5 个钟头，而丝毫未注意到时间的消逝。“他是个好人，”他的一位朋友评论道。 另一位则说：“他很有趣，对人很体贴。”
从念中学的第一年到最后一年，史坦利并没有改变多少。他考试经常作 弊，而且也乐于承认这一点。仅有一回他被抓到过，那是他高三参加法文期中考的时候。虽然因此得了个零分，他却没有感到畏缩。在那学期剩下来的 日子里，他上课比较注意听讲，在家里也念了一点书，因此到了学期结束时，他在这门课得了个 C。但他不但没有因此感到高兴，反而把他的老师当成傻瓜。在他的眼里， 法规就是法规，没有通融的余地，如果有人只为了他做的一点事就试图让法规让步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个笨蛋及懦夫。虽然他经常反抗现有的法规， 但却又缺少不了这种法规，原因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