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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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腾杰所亲历的、目睹的、并要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蓝衣社。70年代，腾杰在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据说，一直到临终前，他还念叨着回到隔海的故土，并祈盼着国家的统一。　
　　5　
　　　
　　蓝衣社沉沦了。民国的车轮还在笨重地、拙劣地向前滚动着。在30年代中期的漫长时光里，几十万的青年，或无可奈何、或无所谓、或认真乃至异常热诚地加入了蓝衣社，在这个过程里，他们把自己的身躯当作了蓝衣社的一个工具。但命运的转折，从蓝衣社解体后开始了。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各种变迁、运动、革命、战争所牵引，乃至吞没。　
　　蓝衣社“办理结束”后，他们积极地在两个战线上工作。一是抗日，一是“反共反人民”。在接下去的近十年间，他们却有的死去，有的残废，有的升迁，有的沉沦。而后“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卷起了，近11万名青年报名从军。但新兵集训还没有结束，日本就投降了。这十余万经过彻底党化教育的人，又被投入了内战。他们因此成了一群英勇的羔羊，可悲可泣的打手……　
　　内战使近千万中国人丧生。这样，轮回就开始了。1949年前后，蓝衣社的几千名干部在战场上被俘虏、击毙，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原“十三太保”。解放大军节节挺进，每到一地，分田地，打土豪，逮捕前政权的官吏……千家万户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而复兴社的人们，犹如山洪爆发时的小鸟小兽，慌乱地逃命。　
　　流亡、潜逃到台湾或东南亚去的，毕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1950年镇反，人民中国以铁腕巩固着自己的政权，上万名甚至几万名原“复兴社、三青团特务”被枪决被判刑，其余的被划定了“地、富、反、坏”等成分；60年代初“四清”，通过“外调”、“内查”等手段，一些藏匿很深的人被揪了出来，成为“历史反革命”。　
　　再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无数苟活的蓝衣社分子发现，40年前的“新生活运动”的声势和方式，都在重现。历史又一次惊人地相似。只是他们由40年前的“革命”同志，变成了“革命”对象。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逮捕“四人帮”。但随后又是徘徊的三年。直到1979年，“摘帽子”工作开始进行，几百万政治“贱民”重新成为普通公民，蓝衣社的几十万遗老也在其中。公开审判“四人帮”、改革开放，一些原蓝衣社的高级干部还进入各级政协。历史类同独轮车，终于吱吱呀呀地完成了这个轮回。原来的那些青年，却毕竟都已经老去，大多数人甚至看不到这一天了。　
　　公审“四人帮”期间，最高法院特别庭的一份《公告》指出，“四人帮”的师爷张春桥，是隐匿很深的“原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分子”，他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蓝衣社，并在济南成为一个外围小组织“华蒂社”的头子；而“四人帮”写手姚文元，其父姚蓬子，也和蓝衣社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另一份资料也记载，“四人帮”的女皇江青，在其讳莫如深的上海阅历里，一度非常接近过蓝衣社……　
　　在这样浩荡的历史和人群里，夹杂着一个渺小的青年。他就是王天容。　
　　　
　　80年代初期，经过甄别、“脱帽”，王天容开始享受退休教师的待遇，每个月可以从县民政局领到几十元的退休金和一些津贴。此时，他妻子早已去世，一对子女业已成人，在当时仍然凋敝的乡间，他的日子挺富足。　
　　此时，村上的人对他，也恢复了一个遥远的称呼，“天容先生”。但一生的曲折，形成了他小心谨慎、走路怕踩死蚂蚁的性情。他从来不和别人往来。除了村上的一个也教过小学、略识几个字的青年。　
　　这个青年有一个弟弟，开着一个豆腐作坊。已经年近古稀的王天容，一口牙齿都掉光了，他顿顿用豆腐下饭。于是，每天早晨，他一出门，手上必定拿着一个装豆腐的碗，随后颤颤巍巍地来到这户有一个识字青年、一个豆腐作坊的人家。　
　　在买豆腐的几步路里，时光在仍然沉闷、但已略有清新的乡间，无声地流淌着。1982年前后，村上人对他更是尊敬。不仅因为他日子的宽裕、他的人品与学问，也因为他的女儿在“落实政策”后，到省城的一家大医院当上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医师……但沉迷在黑白战争电影、“抓特务”游戏中的孩童，有时还在他的屋子附近，窃窃私语着“这是老地主，是特务”一类的话语。有时，他走在无人的乡间路上，摆脱了大人管制的孩子，还远远地哄笑，大叫：“老地主、老特务”，“老特务、老地主！”　
　　这些声音传扬进和他交往的那个青年的家庭。这个青年的家里，有一个儿子，当时是八九岁的年纪。他拖着鼻涕，有时也夹杂在大群孩子里起哄。但只要有人告状，一回家，他必定要被自己的父亲暴揍一顿。　
　　不久后，这个孩子就随着他父亲进城了。在城市的一处租来的民房里，他渐渐长大，也渐渐开始喜欢起文学、建筑与历史。但当时的他，既厌恶体力劳动，更很少回顾乡间生活。于是“老地主”的身影，就渐渐地在记忆里淡去了。以至于几年后，当那个原名“王天容”的“老特务”，在那两间低矮的乡间老屋里去世时，虽然乡间以对一个读书识字的老人、村上第一个大学生的尊重，自发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他却也没有在意。　
　　王天容的棺木被抬上后山，被埋葬进田土，与这个孩子的祖父、许多叔公做了邻居。他渐渐地消失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了。但很久以后的一个夜晚，他，连同他参与的，用大半生去负载的历史，牵连着“军统局”、三青团，以及“蓝衣社”、复兴社的话题，出现在这个孩子与他未婚妻的对话里。　
　　这个孩子，就是我。　
　　　
　　2001年闷热的夏天，在未婚妻的支持下，我开始在计算机的键盘上，敲打着“蓝衣社”、“复兴社”的旧事。许多个晚上，不仅是对我们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是对他曾经隶属过的整个蓝衣社运动，我都发生了真实的兴趣。我感到自己是在和一群富有意味的民国青年对话。他们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契机，他们组织了起来，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　
　　他们的影响，甚至达到了1950年以前，和外部世界半隔绝的、我们老家的那个小小的渔村。渔村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在他十几岁时，就把自己瘦弱的身躯，和他们的运动联系起来。并且在以后30年的时间里，遭受了冲击，成为一个村庄的“贱民”。　
　　虽然这只是一个有着法西斯的勾当，却从来不能具备法西斯实质的运动。但，我依旧一遍遍地愤怒于那些卑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勾当。这些勾当，包括对舆论、对教育、对作为人类结晶的知识及其分子。　
　　就在我进入一种近乎无法遏制的愤怒时，改变这个书稿、并且对我似乎是一种世界观的安排的事情，也终于产生了。未婚妻是一个喜欢在笔记本上抄记一些句子，单纯得不了解很多复杂事物的女孩子。但她对于美和自由，却有着直接的敏感。在写作期间，她的一个笔记让我看到后，我被深深震撼并感动了：　
　　　
　　主，　
　　我爱你，　
　　并不是因为你答应过让我进天国，　
　　我不违背你　
　　并非为了怕下地狱　
　　并非对你有所求　
　　主，是因为你，　
　　你本身吸引了我，　
　　你那受辱被钉十字架上的形象打动了我，　
　　你那伤痕累累的躯体，　
　　你所受的侮辱和死亡震撼了我的灵魂。　
　　是的，主啊！　
　　就是你的爱感动了我。　
　　因此，即使没有天国，　
　　我还是爱你。　
　　即使没有地狱，　
　　我仍是敬畏你。　
　　即使你不会给我甚么，我仍会爱你　
　　即使你不成全我的任何愿望……　
　　　
　　这几乎就是人应该对历史、对苦难苍生的根本态度。它对我当时心境的冲击，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儒教徒，热爱土地、祖先、血脉，深信自己在子孙繁衍的久远历程中，不过构成了其中的一个环节。我经常追溯着自己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先祖，在我的家族里，也几乎没有接受异教的人。但这首赞美诗，写的却是人类共有的品质和情感。在那一瞬间，我自己过去的那些世界观，几乎被深深动摇，我几乎突破了一个原本儒教徒仅仅关注自己生活环境的狭隘界限。虽然后来情绪又渐渐平稳，但，我却获得了写作这本书的根本情绪。　
　　这样，我在和历史人物交流，在审视的同时，开始学会谅解和宽容。我不再愤怒，我拥有悲悯。我一遍一遍地抑制自己，希望自己的写作客观、深刻起来。　
　　1995年，我作为一个客居在北京的青年，住在北京巴沟村的一间租来的小屋。那时我阅读着表面尖锐实则绝望到温厚的鲁迅。他也不断地在告诉我：　
　　……宽恕这些。　
　　　
　　2001年8月9日到12月20日，未成稿　
　　2002年8月9日到12月16日，第二稿　
　　2003年2月17日到3月11日，第三稿　
　　　
　　我的蓝衣社　
　　丁三　
　　　
　　我是在通俗文学的熏陶里长大的。小时候读《故事会》、《今古传奇》、《童话大王》，略大一点，是金庸先生的小说。以《笑傲江湖》为例，15年里，我前后读了几十遍。它不仅一次次让我接触着汉语的优美，起承转合的严谨，人物形象的鲜明单纯，而且影响了我的个性和情趣。　
　　《蓝衣社碎片》也起于通俗文学。它从潜伏在我心里长达十几年的，我老家渔村的一些旧事、传说开始。正如所有乡下孩子都喜欢“聚义”故事、秘密组织一样，“口头文学”是这本书的酵池。　
　　然而仅仅有传说是不够的。在我27岁的那个夏天，因为一些特殊的机缘，我知道它不仅是“传说”，更是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是“真实”。特别重要的是，浮动在这段历史里的一群青年，我有着恍若隔世的亲切。在长达18个月的写作时间里，不断出现在我脑海的，是这些亲切的名字。　
　　　
　　我过去的十年是凄苦而暗淡的。所结交的第一个难忘的朋友，是一个叫“小卓”的人，他比我小两岁。历史上的福建，是个没有多少田土、收成的贫瘠之地，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吃番薯长大，但奇怪的是，这里的汉语气息，却是古典的、温和的、优美的。小卓就是我的第一个“文友”。　
　　“文友”是自己冠以的名词。当时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贫寒的状况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他在离福州大约100多里的一个小县城读书，每周也只有10元钱的生活费。两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无比困苦，但他还坚持写诗。　
　　我们大约每半个月见一次面，大多是我去那个县城。到达县城，往往是傍晚时分，夕阳斜斜地照进他与人合租的那间小屋，墙角都是啤酒瓶子。都是好酒的人，我们有时赊账，有时借钱，总能张罗出足够的啤酒。　
　　印象里的小卓，总是紧紧地抿着嘴唇，倾听我谈一篇篇时兴的小说。我们处在讲时髦的年龄，“先锋”、“新写实”乃至“寻根”都让我们心动。然而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我上北京去了，小卓也从军。　
　　我们从此很少联系了，我也不再谈文学了。当生意人、“发财”，是我此后许多年的主要向往。文字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它不能影响生活的任何一个局部。这时，在北京，我认识了老苗。　
　　老苗是我的兄长，至今都是我最敬重的朋友。然而，当时我们的交往是很格格不入的。我身上有深重的流民气息，经常借钱不还。即使在那样的境况下，对许多发了小财或小有功名者，我都时常抱以自欺欺人的蔑视。但老苗却严谨务实，重信然诺，并且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都深入宏大。　
　　就是在这样的对立里，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居然维系至今，长达十几年之久。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自然，毋庸讳言，他的亲切和宽容风格，在一点一滴地影响和改变着我。　
　　在北京当流民几年后，我回到福州，开始了商业生活。与我一起做事的，先后有十几个青年。这时我开始尖锐暴戾。但那些出身苦寒的人，却无一例外地让着我。我的第一个伙伴文良兵，我一度的秘书大王，我最主要的伙伴小迟更是如此。　
　　我们一同在凄苦里做着发财梦，度过了几个最冷的冬天。我们几次险些真要发财了，但最后总是失之交臂。一个有深重流民风格的人领着一群诚实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