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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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36年冬天，我家乡20岁的王天容已经是乌石山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了。这个学堂当时有300多名学生，是旧福建的最高学府。
考到省城的当年夏天，他参加了那个席卷全国的军训。在军训中，按照蓝衣社发展“7％—10％军训学生”的计划，他和他的二三十名同窗，一同成为福州复兴社的基层成员。
加入复兴社后，乡间开始盛传“那秀才开销太大了”的议论。每季度他总要回一次家，先是坐每三天一班的汽车到县城，然后再走上几十里路到集镇，到集镇后，他还要雇一条小船，或者搭乡间熟人的船，回到渔村。住了一两宿后，他就沉甸甸地带着百十元银洋，在乡间半是羡慕、半是摇头的眼光中，往省城去了。
到1936年5月，第二次全国性军训开始时，他被任命为复兴社一个小组的组长，负责在新生中发展成员。
他卖力地奔走在乌石山的学堂里，一次次在深夜里敲开所属成员的宿舍门，索要“活动经费”。然后连夜赶路，将十几元、几十元的“活动经费”给地区“负责人”。王天容从来不知道这些经费最后派作了什么用途，更不知道复兴社除一再发展成员外，又有什么“活动”。
他懵懵懂懂地在复兴社里又呆了一年。在他手上，他自己先后缴纳以及代为收上的活动经费，大约有三五百元。这些钱够买六七头牛、几间不错的房子，或购置两亩地了。而仅仅是乌石山学堂内，属于那个“负责人”的小组就有三四个。
一直到自己娶妻生子、通晓人事，并且“复兴社”、“蓝衣社”都已成为久远的往事后，在艰难的乡间生计里，王天容才恍然醒悟，一大部分的钱都不是什么“活动经费”。它们都是打着幌子自行收取的“茶水费”，最后落进了那个“负责人”的腰包。
2001年年底，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曾特地与父亲几次交谈王天容。在王天容的后半生，几乎不与人往来的他，惟一的谈话伙伴就是比他小了近30岁，爱“读闲书”、爱“瞎谈国事”的父亲。父亲是他的忘年交。于是，这个落魄、孤独的老人，他许多难以触及的心事，父亲却略略地知晓。
我问父亲：“您说天容先生曾对您谈过，当年他加入的是复兴社。那么，他谈起过福州复兴社的组织活动吗？谈得多吗？”
父亲一再回忆后，说：“谈得很少……只是谈他当时一年的学费，包食宿不过一百元，但缴纳的复兴社会费也快有这个数目了。天容先生是那种很保守、很传统的读书人，为尊者讳的道理，他看得很重。不管怎样，他毕竟是过复兴社的人……”
我又问：“他为复兴社后来受了那么多连累，就没有抱怨过吗？”
父亲感慨起来：“是啊，受了多少连累。那一年，正月初一，你认识的××、××，动花样想批斗他，像耍猴似的把他从家里牵出来，到晒谷场搞批斗改。天气很冷，天容先生戴着一个羊毛帽子，××就动手，把那帽子摘了下来，给他大的小孩戴上了……”
他沉思起来，很久才又说：
“也不是一点抱怨都没有，不过谈的很少，顶多是说这个人有私心，那个人有杂念。没有说复兴社组织的坏话……日本人进来那一年，听说他还去演讲，发传单，那时他已经在县城教书了。如果说福州复兴社有组织活动，比较确凿的就是这个。天容先生谈起打日本时，人很激动。如果这样的活动多一些，他是什么抱怨也不会有的。”
父亲接着告诉我，日本人进福州是1939年，那年天容先生出去“躲了一阵”，后来风声不厉害了，才重新回来教书。就是这期间他结婚了，还留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他穿着一件中山装，戴着一条花色的围巾，一副“五四青年”的模样。
他生育了一男一女，都还在世。女儿一直是省立医院的大夫，近年才退休。我小心翼翼地对父亲建议：“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拜访王大夫，看看天容先生有没有日记一类的文字留下，方便吗？”
父亲思考良久，说：“不会有什么日记，我和天容先生往来了十几年，从来没见他写过什么日记。闷的时候，也就是写几幅毛笔字，都是古人的诗词……算了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要去惊动他们了。”
肖作霖在《复兴社述略》里谈到，随着这年秋天的到来，大批地方土豪、基层官吏涌入组织，把持了一个个地方支社、分社。如同彭老先生所称的，许多基层组织都已经沦落为这些人的“私人势力”。
贪污敲诈、组织涣散之外，更严重的，是复兴社的“卖官”现象。一个原成员在回忆文字里，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谈道：“由于河南复兴社的势力极为庞大，乡镇长、保安队长、甚至县长等职务，在一些地区只从复兴社分子里选拔。一时之间，成为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书记，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花费几百元、千把元，成为支社书记后，就可以放手搜刮地皮了。在河南，这几乎是半公开的秘密。”
到1936年冬天到来时，随着第二次大军训的结束，蓝衣社的成员扩张到50万人。但它藏污纳垢，暮气沉沉。连朝天宫的大部分人员都意识到，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年冬天，在遥远的西北，正酝酿着一个重大事变。它为蓝衣社的最终落幕敲响了丧钟。
4
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上海的史沫特莱，到鲁迅的家里做客。这一天，鲁迅位于霞飞路的寓所，还有一个特殊客人。他是长征的一个亲历者。喜好听传奇故事的史沫特莱，从这个晚上开始，嘴里不断地发出“my god”的惊叹声，不断睁圆了她波斯猫一样的眼睛。因为她亲耳听到的，是一个世纪最伟大的传奇。史沫特莱说：此后“……有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说到长征……人们难以相信。尽管他镇定自若，说的是真人真事。”
史沫特莱的笔记本里，开始记录只有中国才可能有的人。这个记述越来越长，并且让史沫特莱深深着迷。
是的，可能只有《圣经》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故事，才能够和这个路程相提并论。这是东方的、创世纪的史诗。在上海春天的那些晚上，史沫特莱一定有一些朦胧的意识、深刻的感动，被自己挖掘出来了。鲁迅的寓所有着一种深刻的诗意，史沫特莱因此很容易就进入氛围。她一下子在这些命运的征服者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虽然她还没有见到过他们。
在几个星期的对话结束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有意识地接近着那个神奇的队伍。而且，当暮春到来、夜来香弥漫在夜上海的时候，和长征一起出现在她的视野里的，还有一个叫“蓝衣社”的恐怖组织。史沫特莱发现，因为和左翼作家的频繁往来，她的居所已被监视，信件和笔记被偷偷翻阅，本人也不时受到盘查……
她不久后移居西安。她解释的原因是：“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惟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横行霸道的打手们鞭长莫及的地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病。”她故作轻描淡写地说：“……我希望在西安恢复我的健康，写作另一本书。”
但她并不知道，此时的西北，是蓝衣社的活动重心。
早在1932年秋冬，一个叫马志超的黄埔一期学生、力行社成员，就调任西安警察局长。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蓝衣社特务处西北站站长。戴笠担任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后，西安的三千名警察完全纳入了特务处的权力版图。电台、特务、蓝衣社……开始出现在灰色古都阴森的警察局大院里。
随后，戴笠的密友、特务处骨干赵龙文也来到兰州，出任甘肃建设厅长。邓文仪谈到，“甘肃组织由此得以发展”。
随着胡宗南的扩军十万，在混乱、苍茫、广漠的西北，渐渐抬头的，是一个半公开、半地下的蓝衣社。1934年，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已有数千人的力量潜伏在青天白日的社会改革，天山祁连的逼人日照下。它是“胡——戴联盟”的西北一角。
1935年，“浙江派”弥漫渗透到了河南。这一年的大军训，河南地头蛇萧洒制定了一个发展“十万民军”的计划。他利用河南民间散失枪支极多的特点，发展千余民团头目加入复兴社。一夜之间，复兴社脆弱、涣散而庞大的躯体，覆盖了河南的乡乡镇镇。
不久，担任湖北书记的肖作霖到开封主事。他和萧洒是与CC团“火并”的两个最主要当事人。随着蓝衣社的日渐没落，他们产生了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慌。如果说，当年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犯CC，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气焰逼人的朝天宫的话；那么现在，四分五裂的朝天宫抵挡得住崩溃的势头吗？CC团会放过他们这些出头椽子吗？
肖作霖与萧洒一拍即合，开始寻找新的“后台”。此时，胡宗南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河南复兴社迅速倒向了“浙江派”。
当年夏秋，随着“西北剿总”的成立，蓝衣社的人流更像蜂群一样地涌进西北。“蜂群”里夹杂着刚刚撤出华北的曾扩情、蒋孝先、关麟征。原华北政训处几百人马，宪兵三团的几千人马进驻西安；关麟征1万余人的部队进驻宁夏。冬天到来时，别动队公秉藩特别支队约4千人也开赴到西北。
“西北剿总”组成后不过三月，蓝衣社以“浙江派”为主体，在西北、河南汇聚了数万成员，控制上万警察、“十万民军”和10余万精锐部队。作为一个微缩版本，“政训、特务、宪兵、警察、别动队”，蓝衣社的五大势力，西北已应有尽有。在朝天宫组织涣散、暮气沉沉时，蓝衣社的活动中心，已从长江中下游区域转移到了黄河的源头。
这个转移，就发生在史沫特莱认为蓝衣社对西北还“鞭长莫及”的时候。
史沫特莱的西安生活，开始于1936年初秋。那个鲁迅的“特殊客人”，委托人帮她“在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
她看到了一个动荡、酝酿大事变的西北。不久她记录道，“……10月，有3个刚到西安的学生被蓝衣社特务分子绑架到国民党省党部。少帅派部队冲进省党部放了那3个学生。这类事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暴前奏。”
随后，12月初，她被驱逐到西安城里去了。“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对住在临潼到西安的公路两边的村民，命令他们一律搬家。”
史沫特莱嘴里嘟囔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她对中国社会已有了一些了解，得知这是因为蒋介石12月7日将下榻于此后，她很不情愿地进城了。一路上，她看到“背着行李卷、推着独轮车的人群挤塞道途，征调来的民夫村民儿童正在修路填补坑坑洼洼。公路旁边的村子里住满了特工人员。”
泥泞不堪的道路边有大批武装军警。这些人满脸阴鸷、戒备。
西安城内的气息比天气更加肃杀。“我在西安市惟一的一家现代化旅社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小房子，打算以后仍回华清池去”。但随着蒋介石身影终于迫近西安，12月7日，西京招待所又“住满了几百名蓝衣社分子。（他们还）在市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活动据点。据说他们有武装和电台……国民党陕西省特别党部也警卫森严。”
在沉闷、一定会有大事发生的预感里，12月10日清晨，枪械预示着征兆。史沫特莱自从来到中国，一直带着一管袖珍手枪和几发子弹，用以防身。这时，一个“红军朋友”却把枪借走了。这个人忧虑重重地告诉她：“……据可靠的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在西安警察当局的支持下阴谋闹事，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西安事变，就在这样绝望的情绪里，在悲怆的古都骤然突发了。
第十九章西线惊变
1
几十年后，在台北，几十名原蓝衣社首脑总结西安事变时，认为它“之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作的失责……”
此时蒋介石的安全工作，由3个人负责。首先是蒋孝先。是时，蒋孝先担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的是“带刀侍卫”的角色。几十名精干的特工，分作三班轮流负责蒋介石的居所安全。其次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别使命，即在各地潜伏特务，监视各地军阀的“异动”，预防兵变。
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有时谈道，“……张副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