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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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开始和“保定系”首脑何应钦平辈论交。日常往来，不过淡淡地称谓何应钦为“敬之兄”。对蒋介石干女婿、18军军长陈诚，他更认为陈诚入过孙文主义学会，拜过他的门，于是毫不客气地把年长于他的陈诚当作晚辈，一口一声“辞修”地叫唤。
南京在他熏天的权势、威严的目光下，无比沉默。这个夏天，在庐山，贺衷寒开始整理他《一得集》第二册，并提出和实施“第二期革命”。如果说复兴社狂潮只是使蓝衣社步入它的全盛时期的话，那么，由蓝衣社领衔的“第二期革命”，则使中华民国也步入它昙花一现、一去不返的“全盛”阶段。
但这本要公开出版的文集将定稿时，贺衷寒让一名助理员特地剔除掉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出了复兴大革命精神、实行“第二期革命”的构想。它的主要计划都已被蒋介石采用，贺衷寒不敢剥夺蒋介石对这个构想的专利权。
“第二期革命”首先要实现的，是一个山川一般古老的梦想：统一。
北伐后，南京政令不出五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政权”。20年代中期，政学系的谋士杨永泰曾上书《削藩论》，提出“外交倒张作霖，政治倒汪精卫、胡汉民，军事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倒张发奎、李宗仁”的主张。这是一个内容空洞、目光短浅的计划，其代价是连年内战，满洲沦陷。
现在，轮到了贺衷寒。他所提出的立足长江中下游地区，“稳定山东、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瓦解两广”的削藩主张，成为南京的国策。
“安抚华北的重责，落在刘健群的肩上”（邓元忠《邓文仪访问》）。以2师25师、宪兵三团为依托，华北聚集着蓝衣社的五大魁首，即刘健群、郑介民、蒋孝先、关麟征和黄杰。他们安抚军阀、刺杀汉奸、破获机关、禁绝鸦片，并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复兴社小组，势力弥漫于平津古老的城墙内外。当年6月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于坚定地建立起来”。
华北之后是西南。以西南青年社在川、滇、黔的基层秘密组织为依托，曾扩情在1931年年底首次入川、使大军阀刘文辉投向南京后，于1933年4月、当年年底又两度入川，负责“整理党务”。他以忠厚谦卑的姿态，施展合纵连横的能耐，使另外两个大军阀刘湘和杨森，也臣服南京。
但，在“瓦解两广”的活动中，蓝衣社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北伐之后，在近5年的时间里，两广特别是广西，已建立了庞大的民团。所谓“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与“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使两广变成了一个封闭、孤立的军阀社会，组织异常严密。一直到1933年初，贺衷寒才派遣“干员”叶简修等十余人，挺进相对薄弱的广东，进行地下工作。
两广的工作一是“发展组织”，其次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党部、军队和铁路工人是主要的活动对象，在半年的时间里，大约发展了二十余个小组、三四百人。但9月间，广东复兴社在粤汉铁路雇员中发展的一个小组，违反了原定无声无息、秘密潜伏的工作方针，“拟破坏铁路，未逞，遭逮捕”（邓元忠《腾杰访问》）。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对复兴社在广东全境的总戒严、总清查。陈济棠下令“军警联合，在广州逐屋搜捕”。数千军警连夜出动，短短两天逮捕数百人，“被认定判罪者七十四人”。叶简修试图化装混出城门，也被指认逮捕。
几天后，叶简修等贺衷寒所派九人被判处枪决，在广东发展之65人判处监禁。陈济棠得理不饶人，他先是给蒋介石拍发明码电报，“询问该九人是否中央所派，若是，则另案办理”。同时，他在香港进行新闻发布，声称“蓝衣社试图在城内发动暴动，以谋建立法西斯政权”。
9月26日，密切关注蓝衣社活动的《纽约时报》，依据“香港来电”刊登该消息。舆论再次哗然。在中外压力下，蒋介石焦头烂额。林培琛回忆，“为顾全大局，蒋氏只能否认之”。
两广组织被一举摧毁了。但绝大多数的复兴社成员，依然潜伏在珠江两岸。他们有的意志消沉，从此脱离了明瓦廊的视线，更多的人则屏声静息地窥测等待。两年后，先是刘健群，而后是更加能干的戴笠，要再次把他们凝聚起来。
“削藩”的使命虽然有广东的失利，但在贺衷寒的统领下，这群“上校”的工作是如此得力，南京的权力版图终于蔓延到了长江上游，渐而又蔓延到黄河流域。
“削藩”要根绝军阀割据。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却是日本。为此，南京计划“投入九万万元”的巨资，改造军队，并建设自己的新兵种新组织。明瓦廊的“留欧派”势力特别是留德人员，垄断了“发展精兵”的事务。首先是桂永清。
自参加力行社后，这个坚实、大气的军人日渐得到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时常在人前人后感慨，桂永清是“真正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楷模”。这一年，桂永清更奉命住进中央陆军学校，住所就在蒋介石官邸的边上。
5月，桂永清受命组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依照德国军官团模式，对数以万计的基层军官，进行流水般的“士兵化训练”。这才有了后来淞沪抗战中的40万精兵，才有了“支那已非昔日之支那”的感叹。
在教导总队内，中国第一支装甲兵部队也出现了。后来“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的指挥官，大部都在这个小小的机械化部队里。
桂永清之后，曾经留德，并曾在1932年春天依据八宝街的命令，将德国妻子送返回国的力行社成员李忍涛，负责化学兵部队。而比装甲兵、化学兵更引人注目，则是空军。
早在1932年3月，在力行社的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达了他建设一支强大空军的决心。他3月24日的日记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会议，对于航空及化学兵器之建设问题详加讨论……”
当年，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开学，蒋介石兼任校长，力行社毛邦初任副校长，力行社蒋坚忍为航校政训处主任。这一天，在隆重的成立庆典上，毛邦初把一批飞行员介绍给蒋介石。其中包括“一二八”抗战中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石邦藩。后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空军“军神”高志航，先后击落11架日机的刘粹刚，以及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海等人。
比起毛邦初等外戚，贡献更大的，是曾与桂永清一同进入德国陆军大学的徐培根。徐培根，浙江象山人，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殷夫的胞兄。他被称为“有卓越的学历与能力”，而“得到蒋中正的特别赏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这一年夏天，他被任命为航空署署长。
在出任航空署长的11个月里，徐培根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德国式的风格，开始了改革机构、淘汰冗员、建设机场、完善福利的系列工作。他大刀阔斧，同时筹建杭州、南昌、洛阳、徐州四大空军基地。首先动工的是南昌机场。他一改南京政权的疲塌之态，“动用三万民工，日夜赶筑”，结果机场在当年10月即完工。随即，杭州机场、洛阳机场也都提前完工。
这一年，徐培根更雄心勃勃地规划“自制飞机”，建设中国自有的航空工业体系。
三大新兵种的建设都落到蓝衣社的手里。在“发展精兵”、新兵种建设外，则是“训练组织”的出现。这一年，已从柏林回国的丰悌，开始筹备“中国童子军总会”。当年全国即发展童子军“658个团约53340人”。
童子军之外，是“公民训练”。“湖南帮”的一个重要人物潘佑强出任刚刚成立的国民军训处处长，组成“国民军事教官训练班”。在50天的集训后，被派赴到江西，对江西半省数十万男女进行军训。
“训练组织”之外，武汉，由邓文仪发展入社的工程师郑家俊，当年出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他“全力整修”已一片荒芜的兵工厂，“并将上海炮厂的机件一部分迁汉装置”。1933年5月1日，兵工厂重新开工，首先生产制造“中正式”步枪，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重炮和军用卡车。几个月时间，汉阳兵工厂就一举取代原奉天兵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生产基地。
然后，是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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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藩”、重整军备是“第二期革命”的核心工作。它新鲜热腾、虎虎有力地弥漫于全国，并波及海外。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惊人热情的是华侨。当年，徐培根刚刚提出“自制飞机”的计划，海外华侨在短短一月时间，即捐款170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地、普通公众的“航空爱国奖券”发行了，几年时间，它一共发行了30期，无数市民、学童踊跃认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风潮。“荣誉士兵号”、“工人号”、“妇女号”、“学生号”等飞机，一架架被送到南昌、杭州。仅其中一次的奖券发行，就募集资金650万余元。
“第二期革命”的抗日、备战内容，改变了亿兆民众的蒋介石“是一个军阀”、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然后，“第二期革命”就和“统一”、抗日互为因果，指向了“闹华五鬼”的其他三鬼，鸦片、腐败、贫困。
这一年3月，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的核心是邱开基负责的武汉缉私处。到1935年9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中国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蒋介石更下令，1936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特别是“复兴农村”。1932年的“大别山时期”，由贺衷寒主持，武汉成立了“四省农民银行”。这个银行总资本计一千万元，为破产农民提供小额低息的贷款。它的门市开始进入大别山的村村镇镇。虽然申请贷款的多数是原来的地主、土豪，但一两年后，大别山的农业，仍被认为“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复兴农村”的关键是联省公路的兴建。1933年，“政学系”官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七省公路计划。七省计划在三年内，修建公路二万二千公里。计划获批后，成千上万吨砂石土灰的运输，万千民工、兵士的征集，芟夷山野与沟渠的工作，一个浩荡的施工、建设场面……所有具体工作都落到了蓝衣社的头上。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西一省在1932年修建公路720公里。次年达2千余公里。七省共筑路5千公里左右，超额完成当年任务。
禁烟、反贫困之后，是反腐败。虽然南京“清流风暴”虎头蛇尾，但这一年，蒋介石仍然根据在武汉的邱开基、在南京的周复、在江西的康泽等报告，处决了7名高级官员，以作儆尤。到夏天，“根绝腐败”的念头又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江西工作中，至少有两分是反腐……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期革命”。实施“第二期革命”的主力军，正是仍然潜伏的、但已相当庞大的中华复兴社。1933年8月27日的深夜，在庐山美庐别墅，蒋介石在日记里为复兴社写下了一个《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几年后，在陕北的逼人日照下，毛泽东也从几个落网的复兴社特务口中知道了这篇《宗旨》，据说，对此他相当轻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曾国藩的那一套……同治中兴搞了十三年，他的中兴呢？三四年就到头了”。
但这寥寥的56字宗旨，所贯穿的，却是蒋介石全部的社会理想。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貌似朴素的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他决心从江西开始，把他半生的，从儒教徒、流民、军人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复杂阅历和经验，从个人延伸开去，转化为这么一个社会模型。
这个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也是贺衷寒的理想，是他以全部的心力和手腕，热切和激情，去百折不回地追求的。到此时，他已成为南京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不仅权势，而且声望；不仅声望，而且作为和主张。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稿里，他把这个社会实验，称为“新江西模式”。这是一个不久后就被整个中华民国熟悉的词汇。
但“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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