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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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人群。
这个将军,就是贺衷寒。
这一天,在南京火车站的几万民众,还很少有人知道,贺衷寒,以及他所送行的关麟征、黄杰、蒋孝先、吉简章四人,都是让市井开始惊恐的蓝衣社首脑。但即使知道,一个多月后再次出现在南京火车站的一幅令人肝胆俱裂的图景,也足以使亿兆苍生,依旧把那远征的2万余人,那个在火车站用泪眼送行的将军,当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依旧是十余条军列,军列边依旧站立着贺衷寒。然而这一天的贺衷寒,却没有戴军帽,他的头上刺眼地扎着一条雪白的布带。他眼中泪水所蕴涵的悲恸,似乎折射着五千年和四万万的痛楚。
在贺衷寒泪水的衬托下,花圈和白幛,挽联和松柏,静默无息地和一直延伸到火车站广场的几万人,等待着一个个黑色匣子的捧出。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高远的南京天空,迎接着近2万个幽灵。然而捧回的不过是一千多个象征性的骨灰盒。大多数人的躯体,已经融进长城与黄土了。
就在这一个多月里,在长城,蓝衣社控制的2万余名出征军人,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马。
《关麟征传略》简洁地描述了古北口作战的情形:“……关麟征奉命率25师北上至古北口抗日。是役,他亲率149团猛烈反击日军,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惨烈,关麟征被炸五处受伤,浑身是血,身边官兵全部战死……”
3月12日下午3时,古北口失守。关麟征师伤亡过半。其副手、“军人会”成员张耀明接替负伤的关麟征,再次集结部队,在口内南天门一带阻击。此后20余日,“……起初是关麟征25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第2师顶上去,换下第25师。第2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83师又顶上去,换下第2师……”
至3月底,3万军人几乎不成建制。同时歼敌5千余人。《时世月报》第二卷第二期在战后曾刊登中日双方战果,称整个长城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伤亡、失踪6万5千余人,其中关麟征等所属的“徐廷瑶军伤亡65%”,达2万余人。
日本方面,共伤亡6千余人,大部为关麟征等人所歼灭。
近2万人死去了,阵亡的700名军官,绝大多数是蓝衣社军人会成员。一个个往昔音貌尚存、生龙活虎的人,先是身体上穿透了密集的枪眼,随后又化作了一把土、一股烟,再也看不到了。
它也化做了贺衷寒在站台上的声音:
“弟兄们,我们回家了!……我们都回家了!”
随着这个喑哑声音的响起,哭声连成一片,汇成了南京当夜的家家熄炊、户户招魂。
4
在漫天的霉雨下,出征、招魂、悲恸、眼泪……是这个春天的南京日子。长城大战牵连着亿兆苍生的心灵,即使战事已经平息,后方高校、商界、新闻、卫生等慰问团,仍纷纷从淞沪、武汉涌到华北。南京站的站台日夜没有停息,贺衷寒几乎天天都出现在这里,为一群一群蓝衣社的人流送行。
3月,在潮水一般的人群中,第三批、为数达几百名的蓝衣社成员,又从这里出发了。这就是刘健群、李秉中、陈春霖、余洒度等率领的“华北抗日宣传总队”。是蓝衣社派遣的身负“华北中央化”使命的人员。
“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在3月19日由贺衷寒下令组建。筹备处设在南京韩家巷,政府每月拨款2800元。据《申报》报道,它“不到十日”就完成组建。其主力是政训班的300余名文职学员。
在组建“抗日宣传总队”前,贺衷寒作出了一个对蓝衣社有最重大影响的决策。那就是计划把蓝衣社从原先的“精英组织”,演进为一个席卷民国的群众性运动。
这就是贺衷寒的“复兴社”构想。复兴社,始终是“贺衷寒时代”的主旋律。
3月27日,在南京火车站,同样是在贺衷寒的送行下,“抗日宣传总队”的几个大队长,李秉中、陈春霖、余洒度等先行出发,“到北平待命”。送走这个小队伍后,在苍茫的暮色中,贺衷寒回到了明瓦廊。
这一个晚上,在明瓦廊,贺衷寒召集了一个简短的干事会。干事会上,贺衷寒提出,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华北,蓝衣社应成为抵抗日本的“发动机”。会议决定,以刘健群为首,将华北五省二市脆弱的、不过区区数百人的蓝衣社组织,合并为“华北分社”。
贺衷寒同时决定,在华北组建蓝衣社的第三层组织,“中华复兴社”,一方面,是作为力行社、革青会的“掩护机关”,另一方面,则“充实华北分社的中下层力量”,以领导全华北的群众性抗日活动。
贺衷寒言语铿锵地宣布,“宣传总队”的300余人组成复兴社的第一个支社。宣介溪任支社书记,原布衣团的十几名成员,分别担任助理书记、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小组长等职。
又何止是华北和这个支社?这一天,几乎从贺衷寒话音始落的那一刻起,一个无比浩大、延续四年的群众性“复兴运动”就揭开了序幕。此后几年,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无数的青年、妇女、文人、市民、华侨、儿童组织,都在贺衷寒目光的注视下,被纳入了蓝衣社的轨道。蓝衣社运动从精英运动,变成了一个效仿纳粹德国的群众运动了。
也从贺衷寒话音始落的这一刻起,经历力行社的“联络处”阶段、八宝街阶段、明瓦廊时代,蓝衣社终于行进到了“复兴社”时代。就从这里开始,此后的4年多时间,复兴社吸收了数以十万计的知识青年、公务员、中产市民,甚至工人、农民,它的触角延伸进所有的社会角落,震动了蒙昧的民国。它的躯体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后来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把这个基层组织视为蓝衣社的全部。
3月29日,阴霾重重的这一天。励志社,蒋介石面对黑压压的七八百复兴社成员,用他奉化口音很重的声调,开始了长长的演讲。会场出现了无数次的掌声和欢呼。人群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基调下的沸腾。
演讲结束后,贺衷寒大声宣布,“中华复兴社成立”!
散会后,310名复兴社成员,即刻踏上前往华北的路途。
也是这一天,“满洲青年联盟”在天津秘密控制的一份“汉奸”报纸,以《大批蓝衣社员到华北活动》为标题,显示这两个秘密组织对抗的升级。
5
与出征华北相呼应的是“联系西南”。
3月底,贺衷寒批准康泽组织“西南青年社”。它最主要的使命是“削藩”。
西南青年社以四个四川籍贯的“太保”,康泽、曾扩情、任觉五、叶维,以及总社书记贺衷寒为首脑。他们先是在淞沪活动,把西南籍贯的二三百名黄埔学生一色纳入;其中包括武汉反腐时期、面目诡异阴森的“锄奸团”头目杨又生。紧接着,它开始了辐射西南的一系列工作,特别是辐射他们的家乡——蒙昧的、遍布血泪、与南京严重隔绝的四川。不过一两个月时间,西南社在四川就发展了10余个复兴社小组。其中一个组长就是康泽的胞弟康济民。
复兴社如同一颗种子那样,在广漠、古老的四川生根、发芽、茁壮着。此后只要有一滴水、一片土,它就会成长起来。后来,康泽就是依托这些力量,结合他入川的别动队一部,使蓝衣社一举控制贵州,对峙四川。
这才有了后来八年抗战的稳固的大后方。
“西南青年社”组成前后,在明瓦廊,那个蓝衣社的“圣女”,一直以自己纯洁的形象烘托着早期蓝衣社清新气息的人,陈启坤,因为身患伤寒,不治而死。临死前,她美丽深情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在床头的腾杰。
或者,她也在注视着蓝衣社这1年零7个月,狂飙一般崛起的过程?注视着广漠蒙昧的国土?在明瓦廊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她结婚、工作,一直渴望能怀孕,为腾杰生一个孩子。虽然工作那么繁忙,事务那么多,她仍旧在闲暇时,以自己女性的细心在这个房间这里放上一些点心,那里插着一束野花,使一个小房间显得温馨而生机盎然,并多少透出了一些居家过日子的气息。
她关爱着每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同事,比如林培琛、干国勋等。作为亲切的姐姐,亲爱的同志,她自己是那样忙碌,从不爱惜自己的健康,却不时地关照这些人的身体。她给他们递上一碗面条、一份零食,只要能换回一张笑脸一声叫唤,她就觉得心里满足地受用。
在人事复杂的明瓦廊,只有她才不仅博得了林培琛、干国勋等人的信赖,也博得丰悌、戴笠这样的人的尊重。
在纪律森严的蓝衣社,也只有她才有那明朗、欢畅的笑声。她的笑声,一直地飘扬在明瓦廊略略古旧、略略破败的园子里。没有她,早期明瓦廊就不会那样清新、那样动人。
然而,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她就要死了吗?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射过那朴素的碎花窗帘,照射在她苍白、年轻的面容上。活着有多好呃,看得到那郊外的花草,田野的牛哞,甚至连带着一些腥味的微风气息,都能嗅到。活着多好呃,亲人、恩人,乃至仇人,都在同一个天空下,都能让人以谦卑而感激的心思,去感念这样的人间。
死了,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但即使有天堂,她也不愿意死啊!
她平静地留恋着这个世界。不知道她在临终的回光返照时,对腾杰说了怎样的悄悄话。当傍晚到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渐渐地阖上了,手也渐渐地松垂下去。一缕头发松软地在她宽阔的额头前。……
在腾杰撕心裂肺的叫声中,一个人永远地消失了。
几十年后,腾杰仍然沉痛地谈到,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1933年的整整几个月时间,他都心神恍惚,一直不愿意相信陈启坤真的已经死掉了。到这一年秋天,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能恢复,蒋介石、贺衷寒都相当体谅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他前往德国,一面是散心和忘却,另一面则是“考察”德国的纳粹政权。
事实上,陈启坤的死,腾杰的“下台”,意味的都是蓝衣社清新时代的终结。
陈启坤患上伤寒、去世的日子里,一连串后来震撼了全世界的事件,不时地进入贺衷寒的视野。在赢得德国政权后的一个多月,“国会纵火案”突发了。
“国会纵火案”使希特勒下令取缔共产党。接着是反犹太潮流的席卷,是国会《授权法案》的通过。《授权法案》通过的这一天,戈培尔得意忘形地叫着:
“再也没有选举了!今后一千年的德国生活方式已经被确定了!……”
在这样的声音里,果然,独裁化德国迅速形成了,一个“新德国”的前景展现了出来。它不仅震撼了欧洲,而且震撼了南京。
在这股席卷世界的风潮中,在明瓦廊,贺衷寒开始撰写整理他的一本文集。这个文集点点滴滴地反映着他复杂、丰富、沉重的人生,是他的人生的一个无比重大的转折。他在湖南乡村的日子,他13年前在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的生涯,乃至他在苏联的生活、在黄埔的岁月、在日本的见闻里都始终坚持的一些令人感动的情怀,就因为这个文集的写作,而彻底地成为了过去。
这个文集有一个简单的命名,《一得集》。
在写作、出版《一得集》以前,贯穿早年贺衷寒面貌的,首先是关注生民疾苦、誓言“改造社会”的情绪。他一方面渴望建立一个“劳动共和国”,另一方面,他希望这个“劳动共和国”能保存、延续那亲切的传统文化。
但在《一得集》里,贺衷寒彻底告别了自己的过去。
他不再有什么“民粹”倾向。在《一得集》里他写到,“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他写到,“需要就是真理。民众组织和民众训练是目前国家民族的需要,也就是目前政治的真理……”;“人们的衣食住行……(应)实行彻底的军事化”。
他不再谈改善民生。他力主推行中世纪的“保甲”制度,以彻底控制民众;他力主推行独裁教育、统制教育,以实现“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他力求民众生活简单、“朴素”,节衣缩食以重整军备;他要把整个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大兵营。
这,不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法西斯社会的图景吗?
就是这一年,管教养卫、保甲制度,乃至他计划的宣扬的全部社会政策,都在康泽的手上,在大半个江西实施了。至于法西斯社会的再一个特征——特务政治,更仅仅在三四个月以后,就要由戴笠对杨铨的暗杀枪声,而悄然开幕。
这不是什么《一得集》,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