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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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人群。
这个将军，就是贺衷寒。
这一天，在南京火车站的几万民众，还很少有人知道，贺衷寒，以及他所送行的关麟征、黄杰、蒋孝先、吉简章四人，都是让市井开始惊恐的蓝衣社首脑。但即使知道，一个多月后再次出现在南京火车站的一幅令人肝胆俱裂的图景，也足以使亿兆苍生，依旧把那远征的2万余人，那个在火车站用泪眼送行的将军，当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依旧是十余条军列，军列边依旧站立着贺衷寒。然而这一天的贺衷寒，却没有戴军帽，他的头上刺眼地扎着一条雪白的布带。他眼中泪水所蕴涵的悲恸，似乎折射着五千年和四万万的痛楚。
在贺衷寒泪水的衬托下，花圈和白幛，挽联和松柏，静默无息地和一直延伸到火车站广场的几万人，等待着一个个黑色匣子的捧出。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高远的南京天空，迎接着近2万个幽灵。然而捧回的不过是一千多个象征性的骨灰盒。大多数人的躯体，已经融进长城与黄土了。
就在这一个多月里，在长城，蓝衣社控制的2万余名出征军人，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马。
《关麟征传略》简洁地描述了古北口作战的情形：“……关麟征奉命率25师北上至古北口抗日。是役，他亲率149团猛烈反击日军，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惨烈，关麟征被炸五处受伤，浑身是血，身边官兵全部战死……”
3月12日下午3时，古北口失守。关麟征师伤亡过半。其副手、“军人会”成员张耀明接替负伤的关麟征，再次集结部队，在口内南天门一带阻击。此后20余日，“……起初是关麟征25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第2师顶上去，换下第25师。第2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83师又顶上去，换下第2师……”
至3月底，3万军人几乎不成建制。同时歼敌5千余人。《时世月报》第二卷第二期在战后曾刊登中日双方战果，称整个长城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伤亡、失踪6万5千余人，其中关麟征等所属的“徐廷瑶军伤亡65％”，达2万余人。
日本方面，共伤亡6千余人，大部为关麟征等人所歼灭。
近2万人死去了，阵亡的700名军官，绝大多数是蓝衣社军人会成员。一个个往昔音貌尚存、生龙活虎的人，先是身体上穿透了密集的枪眼，随后又化作了一把土、一股烟，再也看不到了。
它也化做了贺衷寒在站台上的声音：
“弟兄们，我们回家了！……我们都回家了！”
随着这个喑哑声音的响起，哭声连成一片，汇成了南京当夜的家家熄炊、户户招魂。
4
在漫天的霉雨下，出征、招魂、悲恸、眼泪……是这个春天的南京日子。长城大战牵连着亿兆苍生的心灵，即使战事已经平息，后方高校、商界、新闻、卫生等慰问团，仍纷纷从淞沪、武汉涌到华北。南京站的站台日夜没有停息，贺衷寒几乎天天都出现在这里，为一群一群蓝衣社的人流送行。
3月，在潮水一般的人群中，第三批、为数达几百名的蓝衣社成员，又从这里出发了。这就是刘健群、李秉中、陈春霖、余洒度等率领的“华北抗日宣传总队”。是蓝衣社派遣的身负“华北中央化”使命的人员。
“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在3月19日由贺衷寒下令组建。筹备处设在南京韩家巷，政府每月拨款2800元。据《申报》报道，它“不到十日”就完成组建。其主力是政训班的300余名文职学员。
在组建“抗日宣传总队”前，贺衷寒作出了一个对蓝衣社有最重大影响的决策。那就是计划把蓝衣社从原先的“精英组织”，演进为一个席卷民国的群众性运动。
这就是贺衷寒的“复兴社”构想。复兴社，始终是“贺衷寒时代”的主旋律。
3月27日，在南京火车站，同样是在贺衷寒的送行下，“抗日宣传总队”的几个大队长，李秉中、陈春霖、余洒度等先行出发，“到北平待命”。送走这个小队伍后，在苍茫的暮色中，贺衷寒回到了明瓦廊。
这一个晚上，在明瓦廊，贺衷寒召集了一个简短的干事会。干事会上，贺衷寒提出，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华北，蓝衣社应成为抵抗日本的“发动机”。会议决定，以刘健群为首，将华北五省二市脆弱的、不过区区数百人的蓝衣社组织，合并为“华北分社”。
贺衷寒同时决定，在华北组建蓝衣社的第三层组织，“中华复兴社”，一方面，是作为力行社、革青会的“掩护机关”，另一方面，则“充实华北分社的中下层力量”，以领导全华北的群众性抗日活动。
贺衷寒言语铿锵地宣布，“宣传总队”的300余人组成复兴社的第一个支社。宣介溪任支社书记，原布衣团的十几名成员，分别担任助理书记、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小组长等职。
又何止是华北和这个支社？这一天，几乎从贺衷寒话音始落的那一刻起，一个无比浩大、延续四年的群众性“复兴运动”就揭开了序幕。此后几年，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无数的青年、妇女、文人、市民、华侨、儿童组织，都在贺衷寒目光的注视下，被纳入了蓝衣社的轨道。蓝衣社运动从精英运动，变成了一个效仿纳粹德国的群众运动了。
也从贺衷寒话音始落的这一刻起，经历力行社的“联络处”阶段、八宝街阶段、明瓦廊时代，蓝衣社终于行进到了“复兴社”时代。就从这里开始，此后的4年多时间，复兴社吸收了数以十万计的知识青年、公务员、中产市民，甚至工人、农民，它的触角延伸进所有的社会角落，震动了蒙昧的民国。它的躯体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后来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把这个基层组织视为蓝衣社的全部。
3月29日，阴霾重重的这一天。励志社，蒋介石面对黑压压的七八百复兴社成员，用他奉化口音很重的声调，开始了长长的演讲。会场出现了无数次的掌声和欢呼。人群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基调下的沸腾。
演讲结束后，贺衷寒大声宣布，“中华复兴社成立”！
散会后，310名复兴社成员，即刻踏上前往华北的路途。
也是这一天，“满洲青年联盟”在天津秘密控制的一份“汉奸”报纸，以《大批蓝衣社员到华北活动》为标题，显示这两个秘密组织对抗的升级。
5
与出征华北相呼应的是“联系西南”。
3月底，贺衷寒批准康泽组织“西南青年社”。它最主要的使命是“削藩”。
西南青年社以四个四川籍贯的“太保”，康泽、曾扩情、任觉五、叶维，以及总社书记贺衷寒为首脑。他们先是在淞沪活动，把西南籍贯的二三百名黄埔学生一色纳入；其中包括武汉反腐时期、面目诡异阴森的“锄奸团”头目杨又生。紧接着，它开始了辐射西南的一系列工作，特别是辐射他们的家乡——蒙昧的、遍布血泪、与南京严重隔绝的四川。不过一两个月时间，西南社在四川就发展了10余个复兴社小组。其中一个组长就是康泽的胞弟康济民。
复兴社如同一颗种子那样，在广漠、古老的四川生根、发芽、茁壮着。此后只要有一滴水、一片土，它就会成长起来。后来，康泽就是依托这些力量，结合他入川的别动队一部，使蓝衣社一举控制贵州，对峙四川。
这才有了后来八年抗战的稳固的大后方。
“西南青年社”组成前后，在明瓦廊，那个蓝衣社的“圣女”，一直以自己纯洁的形象烘托着早期蓝衣社清新气息的人，陈启坤，因为身患伤寒，不治而死。临死前，她美丽深情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在床头的腾杰。
或者，她也在注视着蓝衣社这1年零7个月，狂飙一般崛起的过程？注视着广漠蒙昧的国土？在明瓦廊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她结婚、工作，一直渴望能怀孕，为腾杰生一个孩子。虽然工作那么繁忙，事务那么多，她仍旧在闲暇时，以自己女性的细心在这个房间这里放上一些点心，那里插着一束野花，使一个小房间显得温馨而生机盎然，并多少透出了一些居家过日子的气息。
她关爱着每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同事，比如林培琛、干国勋等。作为亲切的姐姐，亲爱的同志，她自己是那样忙碌，从不爱惜自己的健康，却不时地关照这些人的身体。她给他们递上一碗面条、一份零食，只要能换回一张笑脸一声叫唤，她就觉得心里满足地受用。
在人事复杂的明瓦廊，只有她才不仅博得了林培琛、干国勋等人的信赖，也博得丰悌、戴笠这样的人的尊重。
在纪律森严的蓝衣社，也只有她才有那明朗、欢畅的笑声。她的笑声，一直地飘扬在明瓦廊略略古旧、略略破败的园子里。没有她，早期明瓦廊就不会那样清新、那样动人。
然而，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她就要死了吗？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射过那朴素的碎花窗帘，照射在她苍白、年轻的面容上。活着有多好呃，看得到那郊外的花草，田野的牛哞，甚至连带着一些腥味的微风气息，都能嗅到。活着多好呃，亲人、恩人，乃至仇人，都在同一个天空下，都能让人以谦卑而感激的心思，去感念这样的人间。
死了，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但即使有天堂，她也不愿意死啊！
她平静地留恋着这个世界。不知道她在临终的回光返照时，对腾杰说了怎样的悄悄话。当傍晚到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渐渐地阖上了，手也渐渐地松垂下去。一缕头发松软地在她宽阔的额头前。……
在腾杰撕心裂肺的叫声中，一个人永远地消失了。
几十年后，腾杰仍然沉痛地谈到，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1933年的整整几个月时间，他都心神恍惚，一直不愿意相信陈启坤真的已经死掉了。到这一年秋天，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能恢复，蒋介石、贺衷寒都相当体谅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他前往德国，一面是散心和忘却，另一面则是“考察”德国的纳粹政权。
事实上，陈启坤的死，腾杰的“下台”，意味的都是蓝衣社清新时代的终结。
陈启坤患上伤寒、去世的日子里，一连串后来震撼了全世界的事件，不时地进入贺衷寒的视野。在赢得德国政权后的一个多月，“国会纵火案”突发了。
“国会纵火案”使希特勒下令取缔共产党。接着是反犹太潮流的席卷，是国会《授权法案》的通过。《授权法案》通过的这一天，戈培尔得意忘形地叫着：
“再也没有选举了！今后一千年的德国生活方式已经被确定了！……”
在这样的声音里，果然，独裁化德国迅速形成了，一个“新德国”的前景展现了出来。它不仅震撼了欧洲，而且震撼了南京。
在这股席卷世界的风潮中，在明瓦廊，贺衷寒开始撰写整理他的一本文集。这个文集点点滴滴地反映着他复杂、丰富、沉重的人生，是他的人生的一个无比重大的转折。他在湖南乡村的日子，他13年前在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的生涯，乃至他在苏联的生活、在黄埔的岁月、在日本的见闻里都始终坚持的一些令人感动的情怀，就因为这个文集的写作，而彻底地成为了过去。
这个文集有一个简单的命名，《一得集》。
在写作、出版《一得集》以前，贯穿早年贺衷寒面貌的，首先是关注生民疾苦、誓言“改造社会”的情绪。他一方面渴望建立一个“劳动共和国”，另一方面，他希望这个“劳动共和国”能保存、延续那亲切的传统文化。
但在《一得集》里，贺衷寒彻底告别了自己的过去。
他不再有什么“民粹”倾向。在《一得集》里他写到，“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他写到，“需要就是真理。民众组织和民众训练是目前国家民族的需要，也就是目前政治的真理……”；“人们的衣食住行……（应）实行彻底的军事化”。
他不再谈改善民生。他力主推行中世纪的“保甲”制度，以彻底控制民众；他力主推行独裁教育、统制教育，以实现“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他力求民众生活简单、“朴素”，节衣缩食以重整军备；他要把整个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大兵营。
这，不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法西斯社会的图景吗？
就是这一年，管教养卫、保甲制度，乃至他计划的宣扬的全部社会政策，都在康泽的手上，在大半个江西实施了。至于法西斯社会的再一个特征——特务政治，更仅仅在三四个月以后，就要由戴笠对杨铨的暗杀枪声，而悄然开幕。
这不是什么《一得集》，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