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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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起人“先拍照，后把所有赌资没收，并带走扣押了几个赌徒”（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腾杰多少给吴思豫留了一点面子，没有把他带走。否则“警察厅长进拘留所”，将成为南京政权无数笑料中的再一个。
但对于吴思豫，这已经不啻于奇耻大辱了。一个久经宦海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一群20来岁的毛头小子折辱。他半是负气，半是要挟，“连夜写了辞呈”，第二天清晨就把辞呈送到中山陵官邸，委托陈布雷转交给溪口镇的蒋介石。
陈布雷对此异常重视，当即电告蒋介石。次日，蒋介石“各打五十大板”：批准吴思豫的辞职；紧急召见腾杰，对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幼稚，让我为难……”（康泽《复兴社的缘起》）当日，他以社长身份下达手令：免去这个“让他为难”的人蓝衣社书记的职务，由贺衷寒接任。在贺衷寒从大别山赶回南京赴任前，由肖赞育代理该职。
蓝衣社“书记易人”这样重大的事件，果真因为腾杰“抓赌”而令人哭笑不得地引发的吗？
康泽“就事论事”说，一边筹码是民国在纷乱20年后，权力得之不易的短暂平衡，另一边的筹码，是反糜烂反腐败“革新鼎元”的决心。蒋介石希望在维系平衡的基础上，去温和、渐进地实现“革新鼎元”。腾杰动作太大、态度太激烈，他的“抓赌”是典型的政治上的幼稚。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就成了最好的处理办法。
被人笑称为“一剂生姜”的肖赞育，心思要比康泽简单犀利。他把腾杰下台的原因归结为蒋介石和腾杰的作风冲突。从出任书记起，腾杰事事谈“制度”，甚至上书批评蒋介石“喜怒无常”，这都是南京政权的异端表现。虽然蒋介石都以一种长者姿态轻轻避让了。但一直到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一次社务会上仍再次提起“上书”，再次说“你们人穷志大”。对来自学生、属下、晚辈的批评，事实上他相当耿耿于怀。
侍从秘书邓文仪则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对蓝衣社的人事限制。几十年后，他话语隐晦然而意味深长地说，“二十二年初贺衷寒继腾杰出掌书记，开力行社书记职一年一任、不可连任之传统……”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抓赌”事件，也不管腾杰是否幼稚，对这个影响日大、势力渐渐惊人的组织，蒋介石是不愿意任何一个学生久握大权、渐而坐大的。这就是蒋介石的统治之术。
始终淡然等闲视之，一语不肯轻发的，是当事人腾杰自己。几十年后，他在台湾曾谈到，从他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他就“存心拥戴贺为蒋之下力行社领导人”。姑且不论这番话语的真实性，但，作为一个“十三太保”中品质最没有争议的人，即使有难过、有失望，他也不会流露出来。
连陈启坤也忽略了，“抓赌”这一天，正是腾杰28岁的生日。
“一剂生姜”代理该职的时间不过18天。这18天里，腾杰依旧每天一大早到明瓦廊办公。他整理从“联络处”时期开始的、16个月来多达几个橱柜的文件资料；他或者心态平和，或者有苦难言地轮番和干事、社员交谈，进行权力交接。同时，他也悉心地回顾、反思一年多以来蓝衣社的历程，等待贺衷寒回到南京。
他没有任何愤怨、一丝不满……1933年1月20日上午，33岁的贺衷寒，终于匆匆了结了大别山的一应事务，并沿长江，经武汉、九江、安庆赶回南京。就是这一天，腾杰邀约他到明瓦廊大街上的一个澡堂洗澡，进行书记职务的正式交接。
6
这个午后，两个热气腾腾的身子从大澡池里出来后，进入了一个单间的休息室。跑堂的泡上一壶热茶后退出去了，这两个蓝衣社最有权势的人物，仿佛回到东京“同住一处”时的情形。
或者，那样深厚难忘的友谊，正是这个下午他们谈话的背景？在四五年从相交到相知的过程中，大小场合，腾杰都一力维护、迁就着贺衷寒。在他任书记期间，不论社务大小，他一概要与贺衷寒商量。以至于许多年后，还有那么多人认为他“能力不足”，“比较幼稚”，“对贺衷寒言听计从”。
但腾杰也深深悉知着贺衷寒一应的性格弱点。这个下午的对话，围绕的正是贺衷寒的性格弱点。1973年2月21日，当40年时间弹指而过后，腾杰依旧清晰地记得，他“交代任务给贺衷寒时，特提出维系组织的四要点”。
他担心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委婉地建议，“不要将湖南人放在身边”，以免被人“误认同乡之贵于团体”。
他担心贺衷寒“使人认为做书记是当官的跳板”，告诫他“在外不要兼职”。
针对贺衷寒自负、刚愎自用的性格，腾杰建议，“团体的政策应以干事会议决定为主，不要独断”，此外，“负责人应与同志过同样的生活，以作表率”。后一点是腾杰一年多以来始终恪守、实践着的，这才有了八宝街清新热腾的生活。而前一点，是他最担心贺衷寒不能做到的。
最后，腾杰谈到了“合作”，其中特别谈到与CC系的关系。他认为，如果说一年多以来组织有“主要失败”的话，那就是“与党部的关系”未能改善。贺衷寒更“与党部负责人颇有误会，故应特别注意此点”。
“做书记的在外不要兼职”，为的是避免蓝衣社内的倾轧和争权夺利；改善与“党部”的关系，为的是避免蓝衣社那些冲动盲目的成员，乃至整个蓝衣社组织陷入与其他派系的权力倾轧……他娓娓道来，貌似建议贺衷寒一个人，但一点一滴，都深谋远虑指出了蓝衣社的发展关键。
这就是“惟贤不惟亲”的人事原则，献身“复兴事业”的纲领，坚持“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以及与CC系合作的道路。这既是过去一年多蓝衣社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此后蓝衣社存在的立足点。
贺衷寒一字一句地倾听着，并不时点头。他那锐利有神的眼睛，也闪烁着感动的光泽。这个午后，这间小小的澡堂休息室，是他们毕生不会忘却、不能出走的。
但不幸的是，和“湖南小团体”的说法一样，不过一个多月后，贺衷寒就有了负责全国军队政工系统的“兼职”；不过三四个月后，他刚愎自负的性情，就笼罩在明瓦廊以及分布着成千上万名蓝衣社成员的土地上；不过一年多以后，蓝衣社与CC系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了轰动一时的两个派系“火并”闹剧。
这就是蓝衣社。
7
腾杰远去了。1933年1月20日傍晚，在干事会上，贺衷寒正式出任了蓝衣社书记一职。此时，贺衷寒军衔少将，主要职务是“三省剿总”政治训练处处长。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了贺衷寒此时的心境。但，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最富激情、最有才能、也最为复杂的日子。因为接下去的蓝衣社历史表明，从这个春节行将临近的日子开始，一直到第二年3、4月份，整整14个月时间，贺衷寒将缔造一个全盛的蓝衣社时代。在这期间，蓝衣社不仅一跃而为民国三大派系中最有影响、最富权势的力量，而且还完成了中国法西斯化的理论、组织、策略等诸多方面的准备。
因为这些成就，也因为他的阅历、才华、信念和个人魅力，贺衷寒后来被认为是“蓝衣社之魂”。但这个“蓝衣社之魂”的说法，究竟有多少赞许？多少鄙夷？却没有人说得清。他带领蓝衣社步入全盛时期的同时，他的狭隘、冲动，他种种的缺点，以及他根深蒂固的“湖南性格”，也从反面深重地影响了蓝衣社。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贺衷寒，那么，曾经生机蓬勃的蓝衣社运动，其结局就不会是那个样子。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个蓝衣社的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历史。这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晚清、民国那个动荡时世的纯粹产物。这样的一个人，不管他是尴尬的、不合时宜的还是邪恶的，都值得后人去反复思索。
贺衷寒的青年历程，就是那个大时代的缩影。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1900年1月5日生，原名忠汉。少时，他曾游览洞庭湖君山岛，听说了秦始皇在这里怒盖“封山印”的故事，慕其威严，因此为自己取字“君山”。
贺衷寒的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另一说其父“务农兼商”、属小康之家，见《贺君山先生逝世周年特辑》），因此6岁便延师读塾。他聪明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乡里传为佳话。在岳阳楼下成长的生活，使他从小习惯于精美、隽永的汉字，以及士大夫“先天下忧”的情结。考入中学后，他开始展现国文才能，每次作文均由老师批示“传观”。
在中学期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为“饮冰怀霜”的情怀打动，思想渐渐激进。1920年秋，20岁的贺衷寒由于能说善辩，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被在校学生选为代表，领导学校的“五四”运动。不久后由于向往苏俄运动，他被准许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但使他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的，是1921年秋天他在苏联目睹的事实。这一年他到苏联留学，并和张国焘等一同出席共产国际青年团代表会议，前后共7个月。当火车从西伯利亚铁道沿线车站一路驶过时，他看到许多俄国男女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跪地叩谢；而且一路都是乞丐、娼妓、小偷……他人道主义的思绪被唤醒，悲惨的现实使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进行。
1922年自苏联回国后，贺衷寒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曾因两名工人被杀发生工潮，贺衷寒以极大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替死者鸣冤，被军阀政府逮捕3个多月。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
出狱后，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但那个年轻的心灵，活泼泼地，怎么可以呆在见不到大风潮的乡村社会？他又返回长沙，从事新闻事业，因文笔犀利、不畏强权，在社会上引起敬重。
次年春，贺衷寒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
他们由汉口到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锚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得知青年名叫胡宗南，也去广州投考黄埔。两人于是相识，意志相投，后来便情同手足。
他们联名面见主考官廖仲恺、传扬出“文贺武胡”的事迹，已经成为黄埔佳话并广为流传。但贺衷寒的“文”名，不仅来自文章，更来自他在校期间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黄埔时期，为对抗他深深厌倦的共产主义思潮的威胁，他和一些坚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共产党学生已控制了在广州的军人联合会。于是，贺衷寒就另起炉灶，短短一年内，他将学会发展成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大社团，以抗衡共产党人。
他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国民党员阶段。他几乎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活化石。
1929年，贺衷寒被选派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他全面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在日本，他看到了一个军国的、法西斯的日本渐渐崛起的过程。到腾杰组建力行社的日子，他从日本回来仅仅半年。通过腾杰，他从日本所找寻到的一个“复兴国家”的途径，在那时只有区区40人的力行社，获得了干部基础。而接下去，在他自己出任蓝衣社书记后，他还要开始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探求。
这时，那个在洞庭湖边吟风弄月的少年，那个在长沙激扬文字的青年，他自己曾参与缔造的黄埔精神，以及在二郎庙、八宝街的清新回忆……所有这些，他生命中重要的、美好的阅历，都渐渐地、然而永远地离去了。贺衷寒，是那时黄埔、中国最早注意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人之一。他的手上已经满是大别山的鲜血，同时，他还要为他的中华民国，铸就铁，继续地索取血。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又何止表现在贺衷寒一个人身上？这时，聚集在贺衷寒身边的那些黄埔众生，那些都有过意气风发青春年月的力行社发起人，即使是个人品质上最不受质疑的腾杰、陈启坤、周复、桂永清……他们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他们都试图以城市、“精英”为基础，缔造一个事实上的农奴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