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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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殴事件使邱开基毕生痛恨军阀、兵痞,乃愤然从军。次年,他考入黄埔二期,与邓文仪相交为友。
在发起、组建力行社的日子里,邱开基是一个既不显眼、也不落后的“骨干”式人物。因为掌握特工机要,又是云南人,在“联系西南”成为削藩国策的组成部分之际,他因缘际会,经蒋介石“钦点”成为蓝衣社的第九名干事。然后,因为他的个性、职务,他以“先锋官”的角色进入了“廉政风暴”的大戏。
在汉口警察局的大门口,邱开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一挥手,一部顶着墨绿色篷布的军车,从附近街道的拐角开了过来。隐约间,可以看见篷布下面露出来的,是一挺轻机枪的暗蓝色枪口。
他布置四名特工监视门口的岗哨。然后带领二三十名特工,拥入汉口警察局的会议室。
立刻,三个侦缉大队长、十余名分队长,稀里糊涂被下了枪械。当夜,他们被扣押在一处静谧、偏僻的旅社里。短短几天后,审问结束,七名罪大恶极、手上有人命的警察头目被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并抄没全部财产;其他人或被判处有期徒刑、抄没大部分财产,或被撤职和处以罚金。
就是架设机关枪的那部军车,将7个死囚押赴到武汉郊外的一个秘密刑场。刚刚升起的夏日朝阳,殷殷的碧草,使清晨武汉透出几分凉意。一群便衣特工扇形铺开,严密警戒刑场。执行枪决的是一群宪兵。
那些临死前或丑态百出、或多少开始忏悔的迷蒙目光,铺张出的,却是一个渐渐清朗的武汉的天空。虽然审判、处死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预闻此事的武汉官员知道。但昔日趾高气扬的警察头目们的被捕、失踪、撤职,依旧迅速地引发了许多普通警员的关注。一些人悄悄地收敛了,“公平买卖”的现象出现了。
而后,神秘的“第三科”连同大快人心的“人头落地”,各种小道消息在市井里不胫而走,越传越远,越传越神秘。
正是众多市民纷纷猜测“下一个落地的人头”究竟是谁时,邓文仪、邱开基开始了他们造福于大部分武汉市民的“第三刀”。那就是针对普通警员的重组整顿。
“各级队长撤职,稽查重加训练”,是针对失去了杨庆山的稽查处;而“严厉整顿警员,务使习气根绝”,则针对已被震慑住了的侦缉队。1932年8月,一个规模浩大的“警察集训班”在武汉开班了。
学者张义夫、郭寿华,特务王新衡等特训专家,带领第三科的几个工作小组,开始整训这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警察队伍。第三科人员组成的纠察队,把守在集训班的大门口。冷冰冰的机枪,严厉地对准每一个头颅、每一个躯体。那些过去的帮会成员、市井地痞,眼睛一下子变得怯生。
课程开设、政治宣讲、军事训练、侦探技能讲授,以及生活起居,一切都被精心地制造出一种热腾、鲜活、严格、有力的氛围。每周上街一次,采买日用品、“放风”、探视家属,但只允许一个小时。到点熄灯,准时起床,检查听课笔记,鼓励检举揭发。
发现偷偷吸食鸦片者枪毙,发现溜号嫖娼者枪毙,集训期间参与或预闻走私而不举报者枪毙;“放风”时间乘机敲诈商铺者判刑,聚众滋事斗殴者判刑,与原堂口、黑帮牵扯关系者判刑;点名迟到者禁闭,顶撞教官与纠察队员者禁闭,内务不整者禁闭,浪费粮食者禁闭……
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战战兢兢,生怕成了倒霉的出头椽子。几天后,几千名警察被集体剃了光头,穿着严严实实的警服,由教官挥舞警棍,驱赶着奔跑在武汉盛夏的烈日中。一段时间,这成为武汉市民津津乐道的饭余话题。而第一次军事集训,平素生活糜烂放荡的警察,中暑、昏厥者就将近五分之一。
一个多月的封闭式整顿后,稽查处与侦缉处被认为“面貌焕然一新,组织、内务、技能均为之一变”。一个似乎已经无可救药藏污纳垢的队伍,摇身而为一支纪律整肃、行动有力的准军事团队。
但是,还不够。这样的一只野狗,被圈养时驯服,一旦放回街市执行任务,过去的阅历、习惯、作风、社会联系,极容易死灰复燃。
邓文仪推出更加有力的第二招:“茶房训练”。
武汉数万家饭馆、酒楼、茶楼、旅馆、澡堂,凡颇具规模者,一概选派粗识文墨的茶房一人,另行集中训练。集训的目的是举报违纪警察,监视社会动态,含官员腐败、走私交易、黑帮殴斗、敌情动态等。为顺利推进茶房训练,第三科将一纸通知沿街散发:凡不派出茶房者,该营业场所立即吊销执照。凡茶房举报不力者,在营业场所内发案,则茶房连同老板负有连带责任。
上万名茶房生平第一次进入集训营。这些善于察言观色、八面溜光的市井包打听,见识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和反腐决心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始诉苦。警察的敲诈勒索、地痞的白吃白拿、生意的日渐萧条、治安的持续下降……一幅武汉底层市井的生态图卷,在这些快嘴伙计的语言下展现。
诉苦之后,是案情观测、举报程序、奖罚细则等简单训练。流水一般地,一拨一拨的茶房,在通过审核后被放回商铺。随着一个个卑琐身影的走出集训地,“清流武汉”的耳目,已经遍布于三镇了。
1932年8、9月间,稽查处和侦缉队开始重新“就职”、上岗。上岗前,集训班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会。在黑压压的、面貌一新的警察面前,邓文仪毫不留情地宣布纪律:
“再有扰乱社会、欺压民众、执行任务不力者,视行为,一次禁闭,二次降职、留用查看或撤职,三次判刑直至枪毙!在公共场所肆言、散布不满、诽谤长官者,重惩!报复举报茶房者,一经查出,不论情节大小,卷铺盖,回老家!”
武汉的市井开始清朗,商铺开张的鞭炮声,从此又断续响起了。不仅如此,几天后,以蓝衣社、第三科为大脑和中心,以几千名受过训练的警察、万余名茶房为手足和耳目,“清流武汉”、“廉政风暴”行动,迅速从“整顿警风”阶段,到了整饬文武官员的糜烂生活,横扫市民消极习气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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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饬社会风气是在汉口太平洋旅馆开始的……”时隔四十年,邓文仪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准确的地点,太平洋旅馆是旧汉口最大的旅馆之一,集吃、住、嫖、“吹”等服务于一身,是当时著名的销金窟。因为临近水陆码头,日日夜夜,无数富商、帮会龙头、军官、警察各色人等都在这里出没。
依据茶房密报,这一天来到旅馆嫖赌的,是夏斗寅部队的一名师长、一名团长。同时成千上万茶房,也纷纷将各自场馆的消息上报汇总。消息的对象不仅有军官,而且有武汉的文官、士绅、豪强、恶霸。
当天傍晚,邓文仪下令:第三科组长李叶,率该组人员到太平洋旅馆严密布控,争取“一拿而中”。与此同时,第三科其他人员、蓝衣社武汉分社的几百成员也被动员起来。他们的任务是带同数千名已经驯化的警察,分成上百个小组,各自布控于各旅馆、妓院、烟馆、酒楼,随时待命,同时行动。
这个阴霾沉重的傍晚,笔挺的军装、警服,以及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一下子遍布了武汉的各个主要街道。许许多多武汉市民就是在这一天,听闻和目睹到蓝衣社的存在的。
汉口、武昌、汉阳,整个武汉三镇往昔不夜的场所,这一夜灯光却在一处一处地熄灭。旅馆、妓院、酒楼,一家一家地暗淡下去。与此相反,在汽车上的邓文仪看到,闷热的武汉夏天,原本习惯在路边躺在竹床上过夜的普通市民,此时大部分被惊醒了。惊醒后,随着他们的一路车行,一家一家的灯光,持续不断地亮了起来。
灯亮一处,“清流武汉”的景象就上扬了一分。许许多多的市民静默无声地站立在街道边,老人、孩童、妇女,都以一种复杂中掺杂着欣慰的表情,注视着这些来自南京的青年。邓文仪似乎被感动了。40年后,他谈到这一夜时,仍然有许多感慨。
这一夜,近千人被扣押,几千人行动,几百万人不眠。到次日,几乎所有的武汉市民都风闻了这个行动。它震恐了武汉的官场,震动了民间。
饶是如此,还是没有几个人想到,军官之后,轮到文官、高官了。官位之高,超出了常人的想象。邓文仪也称它为“整饬期间最为严重的一案”。
这“最为严重”的一案,矛头对准的是湖北省的三个最有权势的人。头号人物是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紧接着的两个,分别是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睿、“三省总部”中路第五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
历史使这一案显得异常的烟波诡异。表面上,它起于反腐,最后的效果也在反腐;但在民国充满勾心斗角、连横吞并的背景中,对如此高官要采取的行动,通常都有不便明说的“内幕”。
邓文仪在回忆此案时,先是异常含糊地说道,“侦知三人常到汉口法租界南宁路47号,水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岩家中赌博。蒋中正得报后,下令逮捕。并交邱开基执行……”
正是这番话使真相开始诡异。显然,“侦知”此案的是第三科的人,而下令逮捕的就是蒋介石自己。仅仅两个月以前,为一个恶贯满盈、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黑帮大龙头杨庆山,蒋介石都只能亲自召见,不伤毛发地迫使辞职了事。那么此时,对杨庆山的原顶头上司何成睿,老牌军阀夏斗寅,以及正在重用的上官云相,这三个重量级人物,为“赌博”这样的蒜皮小事,他会如此激烈,“下令逮捕”吗?
然后,更含糊、诡异的事件一个接一个来了:
“邱开基……尚不知案情之严重性,先到军法处觅妥一个合适的监狱,准备当晚捉人。军法处长仇鳌好奇,再三追问拟捉何人,邱开基终以实相告,仇鳌知情后便劝邱开基做事不可太鲁莽。若真的去捉,可能见笑世人,甚至引起政变,乃劝延迟一日……”
准备监狱、“见笑世人”、“引起政变”……一个惊心动魄的密谋,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法处长的规劝中隐隐浮现。难道蒋介石预见不到这些吗?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仇鳌的规劝下,邱开基果真答应“延迟一日”。并且,“次日去时,已无人在场矣”。一个“最为严重的一案”,就这样无声无息,不了了之。
最后,对仇鳌触犯了“泄密”这一蓝衣社极刑纪律、并自作主张答应“延迟一日”以致案件湮没的邱开基,并没有受到蒋介石、蓝衣社的任何惩处。几十年后,他更得意洋洋地谈到,“此事传出后,武汉官吏之腐败生活顿然停止,咸认蒋中正整饬风气之决心甚坚,偌大官吏会受惩处,其他人员更加难免了,故多不敢违背……”(邓元忠《邱开基访问》)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拿湖北三巨头开刀,但“杀鸡儆猴”的客观效果已经产生。一个清流武汉的局面短暂出现了。
这个效果,使这一“最为严重的一案”,更加扑朔迷离。
一个预闻了此事的前蓝衣社成员,认为这是蒋介石、第三科和所谓“湖北三巨头”合演的一幕双簧。所谓拿三巨头开刀、走漏消息、以至不了了之的事故,都是事先筹划的一出反腐滑稽戏。
这个说法可以解释邱开基何以“泄密”之后却毛发未伤。但“三巨头”愿意扮演这样声名扫地、威风尽失的角色吗?
那么,它是不是蒋介石授意邱开基出演的一出“捉放曹”把戏呢?一方面收到反腐效果,另一方面,也顺便警告三巨头,并显示南京已完全控制武汉的姿态?也有这个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则是,这是一个半途而废的削藩、“政变”密谋。
史料记载:当年9月11日,蒋介石宣布三省工作转入“政治为主”阶段。浮现于历史表层的“政治”,是对大别山的“地方整理”,而作为历史潜流的“政治”,事实上是三省“削藩”。
是时,夏斗寅等三人之主力部队已倾巢而出大别山。卫戍武汉近郊的是俞济时88师;城区的主要武装,则是蒋孝先宪兵三团及邓文仪的数千警察,力行社另一成员阮齐的数团保安部队。
史料记载:9月中旬即“抓赌”闹剧前后,张国焘部久战麻城不下,一部曾沿聂水河南下,猛扑武汉。虽然该部态势已疲,于武汉七十里外被围截。但数日之内,武汉全城失色、草木皆兵。在此关头,倘若城内生变,将使人心涣散、局面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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